在中國古代，法律就是刑罰，法律就是刑法和刑罰。同時，懲罰就是法律。刑事法律規範不僅存在於應由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而且在許多民事經濟領域，刑法與刑罰也有所涉及，使得原本由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打上了“刑罰”的烙印。這樣整個社會基本都是以刑罰為中心，重刑是突出表現。從古代的壹些立法實踐來看，制定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刑法，無論出於什麽原因，違反刑法的規定，都可能受到處罰。特別是對於民事犯罪化，民事活動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所以經濟不發達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犯罪性使人們認為法律是用來壓制人的，而不是用來保護人的權利的。這種傾向的基礎是經濟上的重農抑商。
但是，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其他方面的全球化，使權利的概念越來越普及，進而導致基本觀念和制度的變化。由此，法律不再以刑罰為中心，而是以人民為中心，民事與刑罰並重。刑法和刑罰是為民事領域的經濟活動服務的，刑法和刑罰受到極大的限制，其作用範圍大大縮小。比如，目前中國制定了大量的民事和經濟法律，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中國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為中國法律以民為本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使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都得到立法的認可。與此同時，我國刑事案件的比重日益下降，而民事案件的比重卻在上升，也證明了這壹點。
(二)程序工具主義(低程序性)向程序正義的轉化
程序工具主義或低程序化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主要是指這種程序只重視判決的實體，而忽視判決的形成過程。即使有程序，也只是服務於實體的工具，沒有獨立的價值。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實體和程序沒有區別。我國的立法重點壹直是實體，成文法典相當發達，但沒有程序法典；1.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沒有區分，司法上也沒有嚴格區分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民事案件的審理適用刑事訴訟程序，采用刑事手段。3.從案件的審理來看，沒有壹套固定的應當嚴格遵守的規則，法官可以隨意啟動和終止審判程序，審判調查由法官自己選擇；即使有程序性規定，傳統法律也是不完整的，沒有封閉的、有序的、相對完整的程序。
我國的現狀是程序立法日趨完善，具體表現為立法實踐中三部程序法的頒布實施。此外，還有壹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法甚至實體法，也有相當多的程序規範。比如行政處罰法在程序上做了詳細的規定，仲裁法本身就是程序規範上的立法成果。同時，特別是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在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程序正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體現了程序正義的價值。
程序正義在中國逐漸獲得了獨立的價值，對公正審判結果的產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程序正義的理念和實踐保證了司法結果正義的實現，因為即使是被認為公正的實體結果，也會因為不遵循嚴格的程序而使當事人難以認為公正；即使在實質上不是很公正，但只要遵循嚴格的程序，當事人也能接受結論，因為程序的獨立價值日益滲透到人們的基本觀念中，程序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法治不可或缺的因素。
3)法律的屬性應從公法轉向私法。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基本上表現為法律的犯罪性、刑法化和國家化，具有強烈的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屬性。具體表現為:壹是法典化、犯罪化，國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現為法典；第二，刑法的刑罰與刑罰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懲罰性色彩，它實際上是壹種刑法，壹種刑事官僚和行政執法。第三，民法也體現了刑法的色彩，使民法犯罪化，進而呈現出非民事化的傾向。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犯罪性，最關鍵的社會原因既不是商品經濟不發達，也不是古代社會，因為當時各國都是這樣。最重要的社會原因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觀念發達，而這並不能說明中國法律文化的落後，只是揭示了這種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和國家政治性。〔9〕
法律文化從公法向私法的轉型是中國法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國的法律更傾向於私法。謝懷義先生說:“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初在世界上有影響的法典；《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初在世界上頗有影響的法典。我希望中國的民法能成為20世紀初在世界上有影響力的法典。[10]比如我國制定的法典基本上都是民商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這說明我國的法律正在向私法方向發展；司法上，人民法院審理的案件絕大多數是民事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趨勢，比重越來越大，而刑事案件正好相反，以至於中國的法律文化更加私了。
(四)法制從封閉走向開放。
中國傳統法律體系非常封閉，突出表現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法典化體系減少了與外界的交流和接觸，進壹步加劇了法律體系的封閉傾向。原因如下:1。基於自然經濟，中國可以實現經濟自給自足，與外界的交流和接觸必然減少，這自然反映在其法制上，小農經濟屬性也使法制封閉；高度的政治專制導致法律和法制在這種環境下的必然適應；3.中國的地理環境比較大，為人類生存繁衍提供了基礎環境；4.中國特有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組織是封閉的，尤其是家國壹體(家國同構)加劇了其封閉性；⒌儒學成為中國古代唯壹的思想源頭，思想的封閉必然導致法制的封閉。
中國目前的法律體系正逐步走向開放，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重要原因如下:1。經濟不是自然經濟，小農色彩趨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開放的經濟，為法制的開放提供了經濟基礎；政治走向更加民主，民主形成的基本條件是開放，這也與法制的開放相壹致；3.因為中國的地理環境是封閉的，不可能改變，但中國采取的措施是進行全方位、全方位的開放和交流，這不僅在經濟上有助於形成開放的法律制度，在法律文化上也是如此；4.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對人民實行封建統治的宗法、宗法組織基本消失；5.中國的法律思想也在向很多方向發展，不再是束縛人的簡單的儒家倫理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導致了法律制度的開放性。
(5)司法和行政部門的分離導致司法獨立。
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的統壹表現為司法與行政的壹體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1]還有:“每壹個官員，無論是中央行政機關的首長，還是地方行政機關的首長，都有司法權，官僚政治體系中的每壹個機構都有處理案件的天然責任。”【12】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司法與行政很難區分。中央政府雖然有專門的司法機構，但受到行政的限制和約束；司法主體中沒有專門的司法人員，司法只是行政人員的職權之壹；13.司法權不是某個特定部門行使的，同級各部門都有司法權。
章太炎提出了壹系列保證司法獨立的手段和措施，並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作了明確規定。司法行政走向司法獨立是壹種必然的歷史趨勢。我國現行憲法規定，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法院組織法》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同時，我國還從制度、物質保障、職業資格等方面對司法獨立，特別是法官的獨立作出了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