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缺乏微觀基礎的風險。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時，需要通過壹定的市場渠道來進行。如果壹個國家沒有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於分割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沒有國內市場運行的傳導機制，就沒有政策執行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於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不發達，創新機制尚未有效建立，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伊頓和格羅斯曼(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古諾競爭假設，在給定對手產量的假設下，推斷出每個廠商的最佳產量。但如果廠商是在和Bertrrad競爭，而不是和Coumot競爭，那麽最好的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不是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讓國內廠商承諾不跟國外廠商打價格戰，這樣兩家廠商就能維持較高的水平。此外，他們認為在布蘭德和斯潘塞模式中只有壹家國內企業。如果國內企業數量大於1，那麽在確定政府幹預政策時就會出現矛盾傾向。這種矛盾將存在於以出口補貼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征收出口稅以改善貿易條件的傳統動機之間。所以出口補貼只有在國內企業數量不太多的情況下才是合理的。如果兩個寡頭都致力於不變的投機變量，並且每個廠商的投機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壹致，那麽就不可能向國內公司轉移租金或轉移利潤，自由貿易政策就成為了最優政策。4.資源競爭的風險。迪克西特和格羅斯曼(1986)放寬了經濟中只有壹個寡頭壟斷行業的假設，考慮了多個寡頭壟斷行業的存在。他們研究了與固定資源供給相關的幾個壟斷行業的情況，這些壟斷行業被稱為“科學家”。他們的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同樣的外部環境，生產能力相同時，受補貼的廠商利用大量的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補貼壹兩個行業，會將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受補貼的行業。其結果是，受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減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這往往高於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是最佳選擇。國內很多行業都有類似的資源爭奪。如何解決不同行業對同壹資源的競爭，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以及能否從實施中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幹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取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在進行微觀經濟幹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特殊利益集團隨時準備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成本卻由大型分散集團承擔，這些集團無法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因此，政策幹預經常被誤導。因此，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民福利。當政府為了履行其政策承諾而向制造商提供補貼時，仍然存在固有的道德風險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收益更高，只能增加依賴。這種對補貼的追求，是對扭曲導致的非生產性利潤的直接追求，是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 (1991，1994)認為，在布蘭德和斯潘塞模型中，有壹個假設，即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是同等對待的。政府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現實生活中，提高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成本。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並得出結論，只有在公共資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的情況下，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此外，有效的政府幹預必然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於把收入從社會的其他方向轉移到受保護產業的所有者和雇員身上。因為受補貼的行業壹般都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轉移要麽會表現為已就業的高薪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要麽表現為股東的超常利潤增長。
7.信息風險。邱(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分析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他首先假設國外企業的成本是眾所周知的，而國內企業可能成本高，也可能成本低。國內企業完全了解自己，國外企業及其政府不了解。結論是，當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在競爭，那麽政府傾向於設計分離政策，這種政策具有信號傳遞和信息篩選的功能，提高了社會福利。但是，如果企業進行Bet-trand競爭，政府會選擇統壹的政策，允許國內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會更大。Wong(1991)、布雷納德和馬蒂莫特(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壹些相同的結論，其中之壹就是政府政策對信息依賴的重要性。政府幾乎不可能獲得這些信息。
8.海外報復的風險。高力(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型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有效，也只有壹方受益，另壹方受損。世界整體福利水平並沒有上升，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有可能發生在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行業，在這些行業中，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有意義，因為這些行業通常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