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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說中國以前是封建主義國家?

“封建主義”概念在中國之由來

中國古代的“封建”實為“封土建制”、“封邦建國”的簡稱。大規模“封建”的事實發生在西周建國初年。滅掉“大邑商”後,地處西陲的周族如何統治這幅員廣闊的土地,於是分封制度應運而生。分封的用意,是讓王族的親戚子弟率領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裝據點,以此為依托控制各個地區,從而形成拱衛宗周的態勢。被封諸侯在封國內有世襲統治權。周天子是各封國諸侯的“大宗”,作為“小宗”的諸侯國必須服從命令,定期朝貢,提供兵役。顯然,先秦的“封建”有兩重要義:其壹,在形式上建立武裝據點,解決幅員遼闊的國土安全問題,防衛目標主要是異姓種族:其二,封國的原則是血緣關系,目的在於維護王族壹姓的統治。司馬遷稱其為“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①,所謂“親親建國”。

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之際逐步瓦解,秦統壹後,全面推行郡縣制。實際上,終先秦之世,“封建”壹詞很少使用;倒是秦漢以後,有郡縣制作為對立物,“封建”的特點才突顯出來,該詞出現的頻率也增加了。二者孰優孰劣的爭論,從秦漢以來迄未停止,分封制也遲遲未絕跡,只是漸行漸遠,不再占據主流。“封建”概念也發生了壹些變化,魏晉以降,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沿用“封建”之名。宋元時代,李防等輯《太平禦覽》設“封建部”五卷。繼之,馬端臨寫《文獻通考》設“封建考”十八卷,壹方面把“封建”從西周追溯到黃帝時代,另壹方面又把秦漢至唐宋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囊括其中。後者可稱為“轉義的封建”。總之,無論西周封建還是後來轉義的封建,壹直到清末,人們對“封建”壹詞的理解沒有多少變化,假如說有所變化,那就是後來的主要著眼點在於中心與地方的權力分配。甚至清末民初關於聯邦制還是聯省自治的辯論.仍然在體制的含義上使用“封建”壹詞。②但無論如何,此時中國的“封建”與“封建主義”無關,國人多數還不知西歐莊園或“莊園制”為何物,知者也不認為二者是壹回事因而與之相聯系。

所以,最初的漢學家從不將中文“封建”譯為feudalism。例如,19世紀英國漢學家李雅各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經書,遇有“封建”字眼,從不譯為feudalism,如《左傳》中“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譯為:raisedtherelativesoftheroyalHousetotheruleofStates,thattheymightactasfencesandscreenstoZhou。又如《詩-商頌-殷武》中“命於下國,封建厥福”;《左傳》中“莫如兄弟,故封建之”;以及“封建親戚”、“封建兄弟”等都作了類似的譯文處理。③李雅各等都是從本義上譯介中文“封建”壹詞,即抓住王族血緣親屬建立諸侯國的本質。顯然,依西人的眼光,中國西周的“封邦建國”與西歐中世紀普遍推行莊園制基礎上的feudalism不是壹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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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三王世家》。

②例如,李大釗1916年在論及省制問題時,就上溯至封建與郡縣論,“古無集權、分權之語也。有之,則內重外輕雲者,足當集權之義;外重內輕雲者,足當分權之義焉。於是右集權者,則謳歌郡縣;右分權者,則想望封建。求之往籍,封建與郡縣之論戰,蓋至今而猶未有以決也。”,《李大釗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230頁)

③“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譯為itstillsaidthatwereequaltobrothers.andadvancedthemtotheruleofStates;“封建親戚”譯為toraisetherelativesoftheroyalHousetotheruleofStates:“封建兄弟”譯為toadvancebrotherstotheruieofStates。

中國學者最初也沒有將二者簡單對譯。嚴復首次將feudalism譯為中文。1901年,嚴復的重要譯著《原富》問世,在這部譯著中,feudal

ism譯為“拂特之制”。大概嚴復發現西歐的feudalism對中國歷史而言是生疏的,沒有壹個適當的中國詞匯與之相應,於是取音譯。嚴復在按語中明確說明自己對“拂特之制”的理解:“顧分土因而分民,於是乎有拂特之俗……壹國之地.分幾拂特,分各有主,齊民受理其中而耕其地,則於主人有應盡之職役,而莫大於出甲兵,應調發之壹事。用拂特之制,民往往知有主而不必知有王。故地大民眾者,王力不足以禦臨之也”。可見嚴復對西歐莊園制有壹定觀察深度,認為西歐拂特制與中國古典“封建”不同,所以說出“其建國本始之事如此,非必有錫土胙茅之事如中國也”。①1903年6月,嚴復譯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對書中的feudalism仍取“拂特”之音譯。

問題出在嚴復不久後發表的另壹部譯著《社會通詮》上。嚴復是帶著急迫的心情來翻譯這本書的,愛德華-詹克斯的《社會通詮》原書出版於1900年,而嚴復翻譯並將其出版是1904年。②在這部書裏,他第壹次將feudalism譯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③從而將西歐的feudalism與中國的傳統社會完全對應起來,後者不僅包括先秦時代,也包括秦代至清代。不僅是譯文的改變,受西方思潮和話語的沖擊,嚴復的思想也在激烈的震蕩中。從該譯著的序言中可知.嚴復深受詹克斯社會演進圖式的影響。詹克斯提出人類社會進化三階段:即圖騰社會、宗法社會和國家社會。在詹克斯看來,這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普遍過程,也是每壹個民族都必須經歷的進化序列,如同天有四季,人有童年、少年、壯年壹樣。“封建於社會天演為何階級”?嚴復自問自答道:“拂特封建制”乃為宗法社會與近代社會的過渡階段。④顯然,詹克斯將feudalism看作是西歐的,也是世界的,其他民族都要經歷的。這本是說西歐feudalism有普遍性,可是壹旦嚴復將其譯為“封建”,中文“封建”壹詞也有了普遍性,語義學上的奇妙力量由此可見壹斑。

嚴復全盤接受了詹克斯關於社會發展有機體的觀念,他在譯文中加入大段的按語贊賞有加,並依此聯系和劃分中國歷史,他說,“由唐虞以訖於周,中間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時代”,是典型的宗法社會,其後,“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余歲矣”,如何看待這壹段歷史令嚴復躊躇不已,由於陷入詹克斯的進化圖式中不能自拔,只得認定“秦以至於今”也為“封建時代”。這樣壹來,中西封建社會長短差異之巨,即使按詹克斯的觀點也令人費解。中國的“封建社會”,“蓋四千數百載而有余也”,而起於中國唐宋間英法諸國的封建時代不過千年,“何進之銳耶”?嚴復百思不得其解,雖以“乃事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期為須臾”自慰,可仍然難以掩飾其深深的迷惑:“然二者相差之致,又不能為無因之果”,“而又不能不為吾群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譯述之際,不知多少次“擲管太息”,“繞室疾走”!⑤嚴復渴求新知,卻又不能自圓其說的痛苦狀態,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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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密:《原富》上冊,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335—336頁。

②190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③另據周振鶴考證,以封建對譯feudal是從日本接受來的。外國人所編的漢英辭典直到1916年才把feudal譯作封建.feudalism譯作封建制度。

④詹克斯:《社會通詮》,嚴復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75頁。

⑤詹克斯:《社會通詮》。

嚴復的痛苦,乃似是而非的痛苦;更確切說,是削足適履的痛苦!遺憾的是,嚴復的痛苦很少被後人知曉,而他利用舶來的社會演進圖式分解中國歷史,並以“封建”對譯feudalism的做法卻被其後的中國學者普遍接受。20世紀初葉前後,嚴復的這種思想傾向並非孤立。例如,早在1899年,梁啟超就提出中國與歐洲的國體都依次經歷了家族時代、酋長時代和封建時代,從中明顯透出了詹克斯式的社會演進圖式。這樣的觀念對於打破中國傳統的歷史循環論有進步意義,但倘若變成壹個統壹的模式去套各國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則勢必破綻百出。梁氏推斷說,中國西周和希臘的國體相同點最多,都是封建時代與貴族政治、列國分立,雲雲①。今天看來這樣的判定頗為牽強,可見壹旦陷入流行而又僵化的社會演進圖式,即使梁啟超那樣的聰明都要大打折扣。又例如,20世紀初夏曾佑撰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認為,人類總是由漁獵社會進入遊牧社會,再由遊牧社會進入耕稼社會。進入耕稼社會以後,又普遍實行宗法制、封建之制:“天下萬國,其進化之級,莫不由此。”夏曾佑的這壹表述,與詹克斯“圖騰—宗法—封建—近代國家”的社會進化圖式如出壹轍,可見那時中國學界受其影響之深。

為了進壹步說明當時社會思潮及歷史背景,我們有必要暫時離開主題,簡要回顧壹下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內涵與影響。

當達爾文穿行於太平洋的島嶼觀察自然界的物種變化時,大概根本沒有想到幾十年後的社會學家運用他的自然界理論來熟悉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這就是赫胥黎和斯賓塞所提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就歷史觀而言,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及歷史發展的單線性。幾乎與此同時,出現人類學進化論。人類學進化論有兩種:壹種是古典進化論,另壹種是新進化論。古典進化論或稱“單線進化論”、“直線進化論”等,興起於19世紀中後期。德國人類學家巴斯蒂安的《歷史上的人》,最早提出進化論基本理論和基本概念,隨後,泰勒、摩爾根、弗雷澤等人的著作相繼問世,並形成了進化學派。雖然他們所論述的範圍和內容各不相同,但都認為文化是由低而高、由簡而繁的進化過程,並認為世界上各民族都沿著同壹條路線直線發展,每壹個民族都經歷過相同的階段。例如,泰勒在《原始文化》壹書中把歐洲各民族文化放在最頂端,把澳大利亞土著民族的文化放在最下端,再把世界各民族文化依其高低和繁簡安排在兩個極端之間。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把人類社會和文化發展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階段,每壹個階段又分為低、中、高三個子階段。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末古典進化理論在西方學界占主導地位,其後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批評。當20世紀初葉前後傳入中國時,在西方已是強弩之末,以後古典進化論逐漸被新進化論代替,後者的重要主張之壹是多線進化論。這是後話了。

假如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有所了解和體悟的話,我們對嚴復等人就多了幾分理解與寬容。國人初次接觸西方思潮,不善識別或食洋不化總是難免的。在社會進化圖式不可顛覆的大背景下,嚴復將feudalism與“封建”對譯,相當於將西歐中世紀與中國傳統社會等同劃壹,對後者的熟悉與描述,僅是借用中文“封建”壹詞的外殼,實際上將中國的歷史納入西方的模式,按照西歐的邏輯進行演繹,並且標榜為人類社會的普遍性。顯然,20世紀初葉以來,“封建”壹詞在中國文字和口語上空前高頻率的出現,不是中國傳統話語的簡單延續,而是另有壹番緣由與內容,確切說,“封建”已經不是先秦“封邦建國”的簡稱,也不是後來“封爵而不治民”轉義的封建制,而是隨西語feudalism而來的

、帶有普遍意義的、人類進入近代國家前必須經歷的壹個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階段,從而為以後五種生產方式說的流行打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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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清議》第17冊和第26冊。

假如嚴復當時還有幾分躊躇和遲疑的話,嚴復的後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幾乎不假思考,認為每個民族,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經歷西歐那樣的“封建社會”天經地義,毋庸置疑。從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到50—70年代中國歷史社會形態劃分的討論,關於“封建社會”,不是有無問題,而是存在於中國歷史上的哪個時代,什麽時候形成,什麽時候崩潰?但也有不同的聲音,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①、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②、蔣伯潛、蔣祖怡的《經與經學》③、張蔭麟的《中國史綱》,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等.仍然堅持“封建”是中國西周時代的特定概念,不能混同於西歐的feudalism,也不足以概括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陳寅恪的文集,未發現他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是40年代初刊印的高中歷史教材,其中“西周的封建社會”壹章,把西周“封建社會的要素”④說得壹清二楚,旋即作結道:“照這界說,周代的社會無疑地是封建社會。而且在中國史裏只有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壹的郡縣的帝國,……是我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壹。”⑤錢穆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中也不同意中國自周秦以來的社會是“封建社會”,他說:“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心統壹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既無非凡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土地既非采邑,即難以‘封建’相擬。……中國以往社會,亦盡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壹格。何以必削足適履,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方學者此等分類之外?”⑥侯外廬寫於40年代的《中國思想通史》說得更尖銳,他說兩者相混,是“語亂天下”。⑦不過,他們的意見不占據主流,而且聲音越來越微弱。

至此,問題可歸結為:在前近代人類社會是否存在壹個統壹的發展圖式,是否可以用壹個概念表述所有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性質與特征?進壹步而言,以往譯為“封建制度”的西歐的FeudalSystem是否可以涵蓋中國?筆者擬采用歷史方法來解決和回答問題,因此首先還要接受歷史事實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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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適於1918年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是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論及這壹時代的時勢,則屢屢出現“封建”壹詞:“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會,最重階級。”言及孔子哲學之大旨“正名”時如是說:“孔子眼見那紛爭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

②20世紀30年代初鄭振鐸所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論秦統壹天下前的統壹,“不過分封藩王,羈縻各地的少數民族而已。他們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於中心。到了秦統壹之後.方才將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國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為郡縣”。

③蔣伯潛、蔣祖怡父子於1942年合著“國文自學輔導叢書”,意在向國人介紹傳統文化中經典之作的源流嬗變。叢書的《經與經學》壹冊中有言:“秦始皇統壹中國,廢封建,改郡縣,這是我國政治制度上壹次極重大、極劇烈的改革,周朝以前行之數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根本鏟除了……確是我國劃時代的政治變動,雖然古代的封建制度至戰國時已呈崩潰之象,可是政治上、社會上重大的改革,往往不為安於舊習的人們所贊成”。又說,“封建制度的崩潰,開始於春秋中葉而完成於秦,西漢初年和郡縣夾雜存在的諸國,不過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曇花壹現而即滅。這原是大勢所趨,無可避免的。”

④張蔭麟雲:“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壹個王室的屬下,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壹個封君,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壹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在這社會裏,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壹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

⑤張蔭麟:《中國史綱》,第24—25頁。

⑥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4年,“引論”,第21—22頁。

⑦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上冊,三聯書店,1950年,第3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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