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時候中國自然經濟不占主導地位詳細解釋

自然經濟的解體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也是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基礎。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從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第壹次鴉片戰爭後的壹個時期，中國的自然經濟結構曾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進行過頑強的抵抗。但是，這種抵抗只能延緩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在中國傾銷的增長和自然經濟的解體過程。因為小生產競爭不過機器生產，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征服落後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壹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獲得了更多的特權，同時，由於東西海上交通條件的變化及產業革命在壹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完成等，都加強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從而加速了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的進程。所以自鹹豐末年起，中國的自然經濟壹步壹步地走上了解體的道路。這種解體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壹方面是外國機制棉紡織商品的傾銷，導致城鄉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而與農業分離；另壹方面是外國資本加強對中國原料的掠奪，使中國農村商品生產迅速發展。

城鄉家庭棉紡織業的衰落及其與農業的分離

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結構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具體表現為“耕”與“織”的結合。“耕織結合”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核心。這種結合的經濟單位就是家庭。中國長期以來就是以壹家壹戶為單位，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社會生產形式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而城鄉家庭棉紡織業的衰落與農業的分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標誌。

鹹豐末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及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棉紡織品的生產費用迅速下降，產品成本降低，再加上東西海上交通條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溝通地中海與印度洋的蘇伊士運河的正式通航，它縮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壹左右，並促進了輪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與倫敦間海底電線接通，使貿易消息得以迅速傳遞。同治十壹年至光緒十二年（1872—1886），棉紗價格下降了三分之壹以上①。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機器產品的便宜和交通運輸業的變革，是奪取國外市場的武器。”②因此，在鹹豐末年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市場的迅速擴大，輸入商品也在急劇增長，同治六年（1867）外國棉紗、棉布進口總值僅1376萬兩，到光緒二十壹年（1895）增長到5209萬兩（海關兩）③，增長了近3倍。這樣，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棉紡織業，終究抵擋不住外國機制棉紡織品的沖擊，在沿海和長江中下遊各省開始解體。

當洋紗布大量輸入的時候，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遭到破壞並逐漸與農業分離。這個過程經歷了兩個步驟：第壹步是洋紗代替土紗。使紡與織分離；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織與耕分離。

紡紗和織布，是紡織的兩道工序。在中國的家庭手工棉紡織業中，紡和織是結合在壹起的。由於資本主義的先進的機器生產，使紡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據有關資料估計，壹個機紡工人的出紗能力相當於壹個手紡工人出紗能力的80倍，而壹個機織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當於壹個手織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①。因此，洋紗的價格比土紗要低得多。光緒十三年（1887）在山東牛莊，土紗每包（300斤）售價銀87兩，而洋紗只售57兩②，相差如此懸殊，土紗自然難與洋紗競爭。

另外，自鹹豐末年以後，由於印度和日本棉紡織業的發展，印度國內對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輸入中國的數量逐漸減少；日本因紡織業的發展，開始輸入中國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歐國家也間或收購中國棉花，這就促使中國棉花價格的提高。面對原料價格的提高和洋紗的價格優勢，中國傳統的手紡織業陷入困境。“隨著大量洋紗進口，土紡織業已經幾乎全部停止了”③。“土紗和洋紗不能在價格上競爭，文昌女工即失其紡紗織業，便轉入織布”④。山東的紡工放棄紡車後轉而以編制草帽為生。在洋紗跌價的情況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鄰近的城市手工棉紡織業者均用洋紗代替土紗織布，接著，洋紗逐漸暢銷內地。如江西南昌，農家世世代代生產壹種簆布，但“光緒中歲以後，簆布之業寢微，婦女愁嘆坐食，機杼不聞；間有織者，以洋紗為經，棉紗為緯，或經緯皆用洋紗，求昔之簆布無有矣”①。甲午戰爭前後，在四川和雲南壹些邊遠省份，也出現類似情況。

洋紗代替土紗所出現的“紡廢織存”，反映了手紡與手織的開始分離。從現象上看，似乎這種手織業與小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織業壹樣。而實際上已改變了自給自足的性質。洋紗代替土紗的結果，使手紡趨於沒落並與手織分離，壹貫穿衣自給的廣大農民，不得不買進洋紗，織布售賣，不但部分地依賴市場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賴外國。在價格上要受外商控制。這種生產性質已不同於原來的手織業。因此，這個過程就是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解體的第壹步。

在洋紗取代土紗的同時，洋布代替土布的過程也在進行。這是自然經濟結構解體的第二步。

中國手工所織的土布，在明朝時期就曾遠銷國外，銷往美國西歐等地。在19世紀初期的30多年內，土布的出口，在當時中國對歐美的貿易中，僅次於茶葉和絲，居第三位。但此後，隨著外國的機器棉紡織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土布的出口迅速下降。鹹、同年間（1851—1874），隨著洋紗大量輸入，洋布也大量運進中國。這樣，中國土布原有的質地耐穿和價格便宜的優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價格所壓倒，“其染色更嬌艷奪目”，“自比土布為可愛”②。因此，到同治年間，“過去中下層人因土布比洋布價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現在這壹層理由可說已不存在了”①。出現了無論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不過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②的嚴峻局面。這說明了在全國許多地區手織業已經衰落，有些地區的農民，不僅放棄了紡紗，而且也放棄了織布。他們的穿衣不再靠自給，而只得通過市場購買洋布了。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這壹時期農民家庭手織業就整體來講開始衰落，手織業與農業也開始分離，但是手織業的衰落要比手紡業緩慢得多，也就是說，洋布代替土布的過程比洋紗代替土紗來說要緩慢得多。同治十壹年至光緒十六年（1872—1890）間，洋紗進口量增長20.6倍，而洋布只增長27％③。主要原因是：第壹，中國農村手織業者為了生存，利用洋紗價格的低廉，加上織機的改良，使用洋紗織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強了土布的競爭能力。第二，洋布的勞動生產率低於洋紗的勞動生產率，洋紗的競爭能力遠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質地耐穿的優點，使土布在國內外市場上仍有壹定的銷路。在甲午戰爭以後，手工織布業壹度還有較大的發展。當然，這種現象並不意味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未被破壞，實質上手工織布業已經開始與農業分離，自然經濟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

總之，鴉片戰爭後，特別是同治朝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開始了解體的過程，標誌著中國封建社會長期以來的耕織結合為核心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另外，造成中國原有的家庭棉紡織業的破壞和解體的，主要在於物美價廉的洋紗洋布的大量傾銷。有史料記述：“近年洋貨驟贏，土布驟絀，中國每歲耗銀至三四千萬兩，則以洋布洋紗暢銷故也。蓋其物出自機器，潔白勻細，工省價廉，華民皆樂購用，而中國之織婦機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萬人。”①同時，這種解體就全國來講，在深度上、廣度上也不平衡。壹般說，在沿海和長江中下遊壹些省份較明顯，手工棉紡織業遭受破壞的程度比較重，在交通不便的邊遠、偏僻地區則不太明顯或洋貨根本沒有輸入，受破壞的程度比較輕。

需要指出的是，自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期間，資本主義國家棉紡織品的傾銷動搖了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礎。其他商品的輸入也沖擊了中國相關的手工業，中國的冶金、制鐵、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業，也和棉紡織工業壹樣，在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傾銷下趨於沒落。從而也在壹定程度上增強了對外國機制產品和市場的依賴程度。這就意味著自然經濟的廣泛解體。

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

自鹹、同年間以來，中國自然經濟結構初步分解的另壹個重要表現，便是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這是城鄉手工業遭到破壞和外國資本主義掠奪農產品原料的結果。

由於棉紡織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和其他手工業的被破壞，動搖了自然經濟的基礎，迫使廣大農民不得不到市場上購買生產和生活必需的工業品，也參與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經營。從而擴大了農副產品商品的市場。另外，外國商人在中國市場上出售機器工業品之後，加強了對中國農產品原料的掠奪，以滿足其本國工業的需要。同治朝以後，我國農產品的輸出（不包括茶葉）從同治十二年（1873）的280多萬元，增加到光緒九年（1883）的2800多萬元，在全部出口總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長也刺激了農產品生產商品化的發展。下面對這壹時期的主要農產品商品化發展的情況作壹簡要介紹。

1.茶葉。茶葉早在鴉片戰爭以前，就是我國的主要經濟作物和出口商品，鴉片戰爭以後，外銷茶葉激增，從而刺激了茶葉種植面積的急劇擴大，遍及福建、廣東、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緒六年（1880）前後，由於印度、錫蘭和日本茶葉的競爭，茶葉出口銳減。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緒七年後，茶價甚低，每年頭春嫩莊七八九兩，粗莊三四五兩銀。開茶莊及采箱者，屢年折本，傾家蕩產，人多不以茶為正項生理。……嘆種茶者，勤勞艱苦，大受茶累矣”①。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時，茶園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戰爭以後，普遍出現了衰敗的情況。

2.棉花。棉花是中國較早的商品之壹。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還是棉花的輸入國。同治朝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棉紡織業的普遍發展和中國資本主義棉紡織業的相繼產生，刺激了對棉花的需求，從而引起中國棉花出口的增加和價格的提高，這就刺激了棉花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如上海、南匯等地“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十中之二”②。如臯、通州、海門也“壹望皆種棉花，並無雜樹”③。以前不種棉花的地區，也開始普遍種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處，向只專事蠶桑者，今皆兼植棉花。”①

甲午戰爭以後，棉花的種植發展速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擴張”，“幾乎全國均從事植棉”②。河北、山西、山東、陜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為全國棉花重要產地。

3.蠶桑。中國農民養蠶植桑，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生絲的出口數量增長很快，促使國內蠶桑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如江蘇高郵，“民素不飼蠶。……近年湖東西以農兼桑者不可勝計，至絲成時，江南販絲者無歲不至”③。又家庭手工棉紡織業受到破壞後，農民轉而種桑養蠶賣繭，如江陰縣，“素業織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緒中，西人始至內地市繭。……鄉人獲利，育蠶者驟增，不數年，境內每歲售繭所獲逾百萬金，且遞增不已”④。原來不飼蠶或飼蠶不多的州縣到同、光年間都已經廣泛飼蠶了，甚至在北方壹些地區，如河北、山東、山西、陜西、河南等省，也日漸飼蠶，並有所發展。

4.煙葉。鴉片戰爭前，種植煙葉已經是商品性的農作物生產，但煙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國內銷售。光緒朝開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緒十年（1884）出口數量為2.4443萬擔，光緒二十年（1894）為11.3886萬擔，由於英美煙草公司的大力推廣和搶購及本國民族資本卷煙業的興起，促進了煙葉生產的發展。

5.罌粟。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鴉片的輸入不僅合法並有增無減。腐敗的清皇朝不僅完全喪失了禁煙能力，而且鼓勵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鴉片的種植區日漸擴大。首先種植的是雲南、貴州，後至四川、甘肅，以至陜西、山西等地，壹二十年來，皆廢田而種罌粟。

6.糧食。自鹹豐末年以來，壹些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占用了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了糧食產量的減少，使壹些地區變成仰給外地的缺糧區。如陜西渭南因“遍地罌粟”，糧食“反仰給於渭北”。江蘇南通“出產棉為大宗，麥次之，稻則不足供壹邑之食，故多仰給他郡”①。同時加上工業的興起，城市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擴大了對商品糧的需求。其結果必然刺激農民生產和出售糧食的積極性，從而增加商品糧食的流通數量，促使糧食商品化的迅速發展，特別在甲午戰爭以後，地區之間的糧食貿易有了較快的發展。例如，湖南的糧食供應長江下遊及湖北壹帶，江蘇、安徽等地的糧食供應長江下遊各地的需要。糧食商品化發展的結果，在壹些城市，如無錫、蕪湖、長沙等形成了糧食的集散中心。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主要是在甲午戰爭以後，伴隨著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農產品原料的加強而發展的。

我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壹般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的擴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據15省100縣的調查，棉田的比重從光緒三十年（1904）至1910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時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緒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國內紗廠購買的棉花有70萬擔，1923年增為600余萬擔。其中日、英、美的壹些紗廠就約占300余萬擔。煙草也是如此，由於英美煙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東等地推廣美種煙草，進行收購，煙草的種植也得到發展，並形成壹些煙產區。蠶桑的種植面積在1920年前後達於最盛。廣東在1923年桑田面積達到150萬畝，江蘇無錫1921年桑田占全縣土地的30％以上。四川治縣從宣統元年（1909）至1919年，桑田面積從 2.5萬畝擴大到5.5萬畝。生絲的出口由於受到國際市場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開始下降，但出口絕對量仍在增加。宣統二年（1910）為14萬擔，1919年為16.5萬擔。

其次，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導致農業生產專門區域的形成。壹部分地區以經濟作物為主，另壹部分地區以糧食作物為主。例如棉花、蠶桑、茶葉、大豆、煙草、水稻、小麥等農業生產專門區域分布在經濟發展和交通比較發達的壹些省份和地區，它的出現是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現。

再次，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使農民與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農產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農民生活資料的消費中從市場上購買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國農產品商品化是在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買辦商業資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產。促進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帝國主義對中國原料需要的增長，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景氣如何，對農產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響著中國農業生產的興衰。這壹時期獲得較大發展的幾種經濟作物，都是國際市場上暢銷壹時的農產品，例如茶葉、棉花、生絲等。同時，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大量傾銷剩余農產品，使中國農產品價格猛跌，嚴重破壞了中國的農村經濟。

值得註意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是在中國逐步演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中國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主要是外國資本主義掠奪促成的。它的發展，並沒有帶來農村資本主義的相應發展，它始終是建立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這種農業商品經濟的性質，是帶有濃厚封建性質的小商品生產。同時它也反映中國農業生產對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依賴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質。農產品商品化發展的同時，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開始解體。

總之，同治朝以來，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侵略下，中國手工業的破壞和農產品商業化的發展，標誌著以“耕織結合”的中國自然經濟結構的分解。當然，由於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時間和程度不壹，因此，各地自然經濟解體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壹些地區，自然經濟分解的速度就快、程度就深，廣大內陸地區分解的速度就慢。

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結果，但外國資本主義大規模地進行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以及掠奪原料，其目的不是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其結果是破壞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外國資本主義借助於中國農村封建勢力和城市買辦商人得以把掠奪的觸角伸向各地。中國自然經濟的分解為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市場，使中國社會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進壹步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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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頁。

③ 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489頁。

①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81頁。

② 同上書，第77頁。

③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07頁。

④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07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20、219頁。

②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20、219頁。

①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21頁。

② 同上書，第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