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公元9世紀中葉以前，西歐所存在的還只能算作是壹種“準封建”(quasi-feudalism)狀態，只有在查理曼帝國崩潰以後，西歐的封建主義才步入其成熟時期。[6](p.353)所謂“準封建”狀態與成熟的封建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封建領地是否世襲化。在查理大帝去世前的法蘭克王國中，統治者給予其封臣領地只是作為該封臣個人對其效忠的壹種報酬，封臣對領地的擁有有壹定的年限，至多也只是終身，當封臣去世後其領地將由統治者收回。[7](p.160)通過這種方式，法蘭克國王們避免了政治統治的分裂。此外，在8-9世紀法蘭克王國興盛時期，商務貿易和貨幣仍然通行，統治者還能用貨幣來酬常其臣屬，[8](p.82)故封地並非是獲取效忠的惟壹手段。事實上，查理曼很註意國家權威的完整性，他對分封領地非常謹慎，除了恰巧駐在邊境上或蠻族所居地區的伯爵以外，查理曼“從不授給任何伯爵壹個以上的郡”，他的理由是：“憑那份進款或那份地產……我就可以使某個臣屬效忠，而他也會像隨便哪個主教或伯爵壹樣好，或者還要好些。”[9](p.50)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是使貴族的領地保持在較小的規模並與基督教會的教區體系犬牙交錯，從而排除了貴族領地獨行其是的危險性。
然而，查理曼死後，卡洛林帝國便陷於內戰不已，並遭受來自馬紮爾人、維金人和阿拉伯人外來入侵的混亂局面，查理大帝約束大貴族割據傾向的努力付諸東流了。查理曼子孫之間的骨肉相殘致使帝國權威急劇衰落。查理曼的幾個孫子為擊敗競爭對手，爭相拉攏壹些有權有勢的大貴族，而在戰亂頻繁、貿易中斷的情形下，貨幣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土地成為君主收買臣屬的主要手段。於是，他們拋棄查理曼那套限制貴族領地規模的策略，開始允許同壹個人擁有不止壹個郡的領地。當壹些貴族因領地膨脹而實力大增時，國王們自然而然地又向他們作新的讓步，給予他們對其領地的世襲權利。西法蘭克王國的禿頭查理開此風氣之先，877年他頒布詔令，承認由兒子繼承父親領地的做法。在北意大利，由於查理曼長孫羅退爾的軟弱，貴族領主的獨立更加徹底。當奧托壹世及其後人征服該地時，羅退爾被迫承認北意大利諸侯世襲制的既成事實。在東法蘭克王國境內，領地世襲化要稍晚壹些，但在康拉德二世(1024-1039)時期，以1037年著名的《米蘭敕令》為標誌，神聖羅馬帝國內的貴族領地也世襲化了。《米蘭敕令》確立的原則是：任何領主（無論主教、修道院院長、侯爵、伯爵或其他任何領主）都不得被剝奪其領地，除非是按我們祖先的法令由其同級領主集體裁決他犯了罪；附庸在認為受領主或同級領主不公正對待而可能失去領地時，可以向帝國最高法庭上訴；領主的領地應由兒子或孫子繼承，如無子嗣則可由同胞兄弟或同父異母的兄弟繼承。[10](pp.383-384)
領地世襲化的意義是領主把所屬領地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王權或政府權力連帶地產—起分散給了權貴，再無王權能予回收。大世襲領主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上可以獨行其是，全權管理領地內的各類事務，排斥王權對領地內部事務的幹預。他們可以進壹步分封聽命於己的附庸，並設置法庭來解決附庸之間的糾紛。[11](pp.45-50)亨利·哈蘭姆總結了封建主義鼎盛時期法蘭西的封建主擁有的特權：(1)鑄造貨幣；(2)發動私人戰爭；(3)除向領主提供財政支援外，免除壹切公***捐稅；(4)擺脫司法控制；(5)在自己的領地內行使司法權威。“這些特權是如此地廣泛，與壹切主權原則如此地相對，會令我們從嚴格的意義上把法蘭西看作是壹個諸多國家的聯合體。”[7](p.205)
這種中央政府權威被排擠出地方政治領域的事態，與歐洲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聯系在壹起。與9-11世紀西歐普遍的領地世襲化進程同時進行的壹個事態是，伴隨著內戰和私戰的綿延及外族的不斷入侵，自由民得不到王權的有效保護，他們被迫依附於當地的強大領主以求在混亂時日得以生存。自由民依附領主的方式是將自己的土地奉獻給某個領主，再在封建條件下取回這份土地；更流行的方法是自由民被迫承認自己是某個領主的臣屬，從而承認從來就不存在的所謂地產的“授予”；作為領主的附庸，自由民獲得了領主的庇護，但同時必須向領主履行提供勞役等義務，他們的人身自由被大大剝奪，淪為了農奴。這個進程在遭維金人入侵最嚴重的西法蘭克王國地區發展最早，逐漸也擴散到意大利和德意誌。由於有了大批農奴的依附，封建領主就掌握了更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封建主義從最初的軍事性機制擴展為組織經濟生產的紐帶。[12](p.38)由封建主義組織的經濟是壹種封閉型的自然經濟，西歐各地普遍修築起來的城堡（註：城堡的興起在西法蘭克地區發生較早，在德意誌則較晚，大約到11世紀後期才出現，見J.W.湯普遜：《封建時代的德意誌》(James Westfall Thompson:Feudal German)，芝加哥，1928年版，第304頁。）則是這種經濟形態的象征。隨著封建主義的成熟，西歐的城堡結構也逐步改進，在西法蘭克地區，10世紀時的木結構堡壘建築讓位於11世紀以後的石塊建築。城堡強調了這樣的事態，“即領主的權威是基於擁有土地基礎上的地方性現實”；它是力量的象征，雖然有時是用作鎮壓的武器，但也被當作保護周圍村莊的手段。“領主和附庸、仆役和農民在城堡內高大的廳堂中壹同按序進餐，這反映出這些人組成了壹個由雙向性義務約束的、存在於國家之內的社團
城堡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基層核心，但在最高王權與最底層的農奴之間，不止是有壹層領主，而是有好幾個層次，每個領主都可將自己的領地劃成數塊封給自己的屬下，從而形成了壹種金字塔形的階梯網絡。壹個大領主相對於國王或皇帝來說是附庸(vassal)，國王和皇帝是他的領主(lord)，但相對於這個大領主自己分封的中小貴族來說他就是領主，由他分封的人則是他的附庸；依次類推，直至最低壹等的普通騎士。各級領主與附庸相互按契約承擔責任和義務。在歐洲大陸，通常情況下附庸只對他的直接領主負責，形成了所謂“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則。但英格蘭的情形有所不同，1086年，征服者威廉召集全體大小封建主宣誓盡忠王室，各級領主便與英王發生了直接的主臣關系。[14]這是英國封建主義的特點。事實上，歐洲各地區領主與附庸間具體的責任和義務及運作方式各有所差，並無統壹的規則；神聖羅馬帝國的封建制度與英格蘭的封建制度大相徑庭，法國與西班牙的情形相去甚遠，德意誌與意大利的做法也不盡然。這正是西歐封建主義之“非系統性”的壹個方面，恰如著名史家威爾斯強調的那樣：“處在其鼎盛時期的封建主義什麽都是，就是沒有系統性。它是粗略組織起來的混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