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積極防禦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軍事戰略
中國革命戰爭在壹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處於敵強我弱的條件下，處於戰略防禦的地位。戰略防禦問題成為人民軍隊作戰中最復雜和最重要的問題。只講進攻、否認防禦的軍事上的冒險主義，以及只講防禦、否認進攻的軍事上的保守主義或逃跑主義，都只能導致戰爭的失敗。只有實行積極防禦，才是弱小的人民軍隊戰勝強大的敵人，最終贏得戰爭勝利的惟壹正確的戰略。積極防禦戰略的實質，就是在戰略防禦的前提下，把進攻與防禦辯證地統壹起來。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其壹，把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戰略上的持久與戰役戰鬥上的速決、戰略上的內線作戰戰鬥的外線速決的攻勢作戰，逐步削弱敵人，實現戰略防禦的目的。其二，把戰略防禦與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有機地結合起來，適時地將戰略防禦導向戰略反攻或戰略進攻，在有利的條件下同敵主力進行戰略決戰，徹底殲滅敵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積極防禦又稱之為攻勢防禦、決戰防禦。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戰略階段，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初期作戰貫徹“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作戰原則。後來為了打破敵人的“圍剿”，紅軍采取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實行靈活的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抗日戰爭時期，積極防禦戰略表現為全國實行持久戰的總方針和八路軍、新四軍執行“基本的是遊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方針；解放戰爭時期，積極防禦戰略核心是“以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在戰略反攻階段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與部分的陣地戰、敵後遊擊戰相結合”的方針；在戰略防禦階段實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方針。
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後，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戰略仍然是積極防禦，但情況和內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民解放軍在戰略上實行防禦、自衛和後發制人的原則，已不僅僅是著眼於敵強我弱的形勢，而主要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任務和對外政策決定的；軍事戰略所要解決的已不是奪取政權問題，而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軍事戰略判斷也不再局限於國內階級力量對比，而是把重點放在國際戰略格局和當代軍事鬥爭的發展趨勢上。1956年，中央軍委制定了新中國成立後和平建設時期的第壹個戰略方針，即保衛祖國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60年代至70年代，主要是由於中國安全環境的急劇惡化，加之對戰爭爆發的危險性估計得過於嚴重，中國因而采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方針，立足於應付最困難的情況，準備敵人早打、大打、打核戰爭。80年代初，針對未來全面反侵略戰爭的特點，中央軍委確立了積極防禦戰略方針，提出堅持後發制人、堅持人民戰爭、堅持持久作戰、立足於以劣勢裝備戰勝敵人、立足於最復雜最困難情況下作戰的戰略指導原則。雖然最終沒有發生世界大戰和大規模的外敵入侵，但是人民解放軍曾勝利地進行了幾場邊境自衛防禦作戰，積累了在現代局部戰爭中貫徹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豐富經驗。80年代中期以來，依據鄧小平提出的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戰略判斷，實現了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改變，即從時刻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真正轉到和閏時期現代化建設的軌道上來，強調戰略指導要從立足於隨時準備對付敵人大規模入侵轉變為著重對付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軍事沖突，並提出了適應當時形勢要求的積極防禦軍事戰略。進入90年代，在深刻認識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和軍事領域中的深刻變革的基礎上，中央軍委重新制定了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確定要把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從而實現了軍事戰略新的轉變。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安全形勢、國家利益、社會制度和內外政策，軍事鬥爭和軍隊建設的客觀需要，決定了中國必須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這不僅是繼承優良的傳統，也符合現階段中國的國情、軍情。就是將來發展了，積極防禦也仍然是解決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本軍事戰略。堅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對於新時期軍事鬥爭的準備具有長遠而重大的指導意義。貫徹這壹軍事戰略，要求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
第壹，防禦與進攻的關系。積極防禦，不是單純防禦，而是攻勢防禦，是攻守結合。實行積極防禦， 壹定要靈活機動。戰略指導，既要堅持戰略上的防禦和後發制人，又要重視在戰役戰鬥上采取積極的攻勢行動和先機制敵；既要有持久作戰的準備，更要力爭在戰役戰鬥上快速反應、速戰速決，特別是應會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當具備了戰略速決條件時，就要力爭戰略上的速決。與革命戰爭年代堅持誘敵深入、先在內線殲敵再到外線殲敵的情況不同，新中國所進行的局部戰爭更多地是在以本土縱深為依托的邊境地區爭取戰爭的勝利。與過去長時期準備抗敵大規模入侵、立足於戰略縱深決戰的情況也不同，現代局部戰爭的戰略指導著眼於近海和邊境淺近縱深作戰，並強調以積極的攻勢行動懾止敵人。積極防禦要求戰略上後發制人，這並不是軟弱的表現。“後發”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於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動。“制人”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顯示出自衛還擊的決心和能力。中國既不會主動惹事，但也不會臨事示弱。壹旦國家的主權和安全遭到侵犯，中國將毫不猶豫地堅持正義的自衛戰爭，消滅壹切來犯之敵。
第二，遏制戰爭與打贏戰爭的關系。遏制戰爭，就是在和平時期，利用威懾力量，從軍事上和政治上設法制止或推遲戰爭的爆發。新時期積極防禦軍事戰略，不僅要解決如何準備打和如何打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如何有效地遏制戰爭，避免打和制止打的問題；不僅要力避全面戰爭的爆發，而且要盡量防止局部戰爭的發生，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根據國家戰略的需要，必要時可以運用各種軍事威懾手段，與政治、外交鬥爭相配合，不戰而屈人之兵，以達到遏制戰爭的目的。堅持人民戰爭的優良傳統，把日益現代化的常規力量、強大的後備力量與可靠而又有效的有限核力量結合起來，是貫徹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發揮威懾作用的基本途徑。同時必須看到，遏制戰爭是以具備打贏戰爭的能力為基礎的。只有具備制勝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實施威懾。中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的立足點，從來都是準備對付戰爭和打贏戰爭。也就是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去爭取好的結果，以敢戰、能戰來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是中國威懾思想的基石。
第三，軍事與政治的關系。軍事戰略必須跟整個國家的政治、外交、經濟密切協調。貫徹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最根本的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和處理軍事問題。現代局部戰爭受政治、外交因素的制約大，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中國未來的防衛作戰，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息息相關。軍事戰略指導壹下要有政治頭腦、政策觀念和大局意識，善於把握壹些大的戰略關系。軍事上打與不打，打什麽目標，打到什麽程度，何時打，何時停，都要從政治上、戰略上加以全面考慮。軍事鬥爭要嚴守自衛立場，充分準備，慎重初戰，有理、有利、有節地行動，牢牢掌握鬥爭的主動權。“有理”就是堅持戰略上的防禦和後發制人，做到師出有名，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主動；“有利”就是把握有利的時機和條件，堅決打贏，取得有利的軍事地位；“有節”就是掌握軍事鬥爭火候，適可而止，在適當的勝利後結束軍事行動。軍事鬥爭要積極配合政治、外交和經濟鬥爭，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努力改善國家安全環境。
二、立足於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
冷戰結束後，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持續發展，新的世界大戰可以避免，但各種不同類型的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壹場以發展高技術武器為先導的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正在世界範圍內興起，對戰爭形態、戰場環境、作戰手段、指揮方法等各個方面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安全環境得到較大改善，但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也面臨新的挑戰，未來局部戰爭將可能面對具有高技術武器裝備的敵人。
在這種新形勢下，中央軍委制定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明確提出，新時期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要從應付壹般條件下的戰爭轉到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軍隊的各項建設和壹切工作，都要用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指導和統攬，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壹戰略方針的需要，都要為確保這壹方針的順利實現做好各方面的充分準備。深入貫徹新時期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方針，在戰略指導下，要著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第壹，從重點準備全面戰爭轉向重點準備局部戰爭。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壹段時間，軍事戰略的重心是時刻準備抗擊敵人大規模入侵，立足於壹場合面戰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果仍然沿用過去全面戰爭的觀念去思考問題、開展工作，用立足於全面戰爭的軍事戰略去指誌局部戰爭，那就會招致不必要的浪費和損失。這是因為，無論戰爭準備和戰爭實施，中國的全面戰爭戰略指導與局部戰爭戰略指導都有明顯不同：全面戰爭立足於國土縱深殲敵，局部戰爭則註重邊境淺近縱深、空中和海上求勝；全面戰爭要力爭把戰爭拖向持久，局部戰爭則強調盡可能地速戰速決；全面戰爭通常要經過戰爭初期的戰略防禦作戰才能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局部戰爭則可能壹開始就以自衛反擊的形式，采取有限規模的戰略性攻勢作戰；全面戰爭需要全面動員，舉國迎敵，局部戰爭則要盡量避免戰爭的擴大升級，減少對國家大局的影響。只有改變傳統的全面戰爭思維模式，才可能確立符合客觀實際的未來戰爭的戰略指導原則。
第二，積極探索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特點和規律。中國面臨的局部戰爭樣式從來就不是單壹的，但今後威脅最大的而且最難應付的將是高技術或具有高技術特點的局部戰爭。從世界近期壹些局部戰爭看，由於高技術兵器在戰場上的運用，使得戰爭的突然性增大，戰爭的直接交戰空間縮小而相關空間擴大，戰爭節奏和進程明顯加快，戰場高透明度和遠程精確打擊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方法，戰略空襲的地位大大提高，戰爭、戰役、戰鬥有時可以融為壹體，前方、後方的界限模糊，作戰保障更加復雜，有限的戰爭目的和規模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危害和影響。要打贏未來高技術局部戰爭，必須著眼其特點，著眼其發展，認真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探索新戰法。在這壹過程中，要研究對手，也要研究自己；要研究怎樣發揮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能力，也要研究怎樣發揮軍隊和地方相結合的威力；要研究武器裝備的發展趨勢和科學組合問題，也要研究人和武器裝備的科學編成問題。歸根到底，就是要適應現代戰爭的特點，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新戰法。
第三，加強以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為主要目標的軍事鬥爭準備。局部戰爭的誘因和類型多種多樣，發生方式、方向也具有不確定性。它既可能由陸海疆域爭端而引起，也可能由其他利益矛盾而誘發；既可能是同強大敵國交鋒，也可能是同實力相當或總體實力不及自己的對手對陣；既可能在預有準備的方向上發生，也有可能在出乎預料的方向突然爆發；既可能在本土壹定縱深內打，也可能在邊境附近打；既可能是陸戰，也可能是相對獨立的海戰或空戰。戰略指導壹定要考慮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做好多手準備，壹旦情況發生，能快速靈活地作出反應。中國的安全環境比較復雜，應當進行多方向、有重點的準備，突出對國家安全可能產生重大影響方向的軍事對策研究和軍事鬥爭準備，同時兼顧其他方向，處理好重點與非重點的關系。根據未來戰爭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的特點，下大力氣發展軍事高新技術，重點研制最迫切需要的武器裝備，盡快擁有幾手在高技術條件下的制敵手段；加快人才培養步伐，努力造就壹大批就駕馭現代戰爭的人才；有步驟地進行體制編制的調整改革，逐步形成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體制編制。
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要立足於用現有武器裝備作戰，繼承和發揚人民軍隊用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優良傳統。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取決於國家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狀況，是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而逐步實現的，要有壹個時間和過程。即使經濟較長時間，武器裝備有所改善，同可能面臨的強敵比較起來也仍將處於劣勢。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的總體水平還比較低，高技術兵器還比較少，這種基本狀況在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完全改變。在這個時期內，如果打起仗來，還是要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作戰指導只能立足於現有武器裝備，或者說只能建立在比現有武器裝備好壹點的基礎上。鄧小平指出：“我們歷來的經驗，就是用劣勢裝備打敗優勢的敵人，因為我們進行的是正義戰爭，是人民戰爭。這壹點，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回顧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進程，我軍都是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優勢裝備之敵。無論是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戰爭，都是在劣勢裝備的情況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戰爭是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綜合較量。在高技術廣泛應用於軍事領域的條件下，武器裝備的威力空前提高，對戰爭的影響大大增強。但是，高技術武器裝備沒有也不可能改變戰爭的基本規律。現代戰爭的勝負，最終還是決定於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人仍然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這裏所說的人，是認識到人民自己的利益並為之奮鬥的有堅定信念的人，是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具有很高軍事素質的人。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盡管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與過去不同，但仍然要動員和依靠人民進行戰爭，仍然要靠人來掌握和使用武器裝備，仍然需要人的通用性、智慧和犧牲精神。武器裝備越歸展，技術越是復雜，對人的素質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武器裝備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更加需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人民戰爭的優勢，牢固樹立敢打必勝的信心，重視謀加重的運用，實行靈活的戰略指導，堅持妳打妳的，我打我的，揚我之長，擊敵之短，以彌補武器裝備的不足，最終戰勝壹切來犯之敵。
三、在高技術條件下仍要堅持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是中國***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戰爭實踐的產物，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壹根本原理和黨的群眾路線在戰爭中的體現。堅持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從根本上講，就是要堅持人民戰爭的戰略思想。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戰略是毛澤東主席制訂的。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就是人民戰爭”；“我們現在還是堅持人民戰爭。”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思想的基本內容，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進行戰爭，建立壹支人民的軍隊，建設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實行野戰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把武裝鬥爭這個主要鬥爭形式和各條戰線各種形式的鬥爭相結合，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