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是德國最廣泛、最強大、最重要的國家之壹，自17世紀以來壹直影響著德國的整個歷史。
普魯士國家是通過擴張領土發展起來的。
普魯士的統治者是霍恩索倫家族。早在公元10世紀，霍恩索倫家族就統治著瑞士北部索倫山上的壹座城堡。到了12世紀，這個家族的代表已經變成了紐倫堡公爵。1415年，這個家族的代表腓特烈壹世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手中獲得了勃蘭登堡領地和選帝侯的稱號。勃蘭登堡位於德國東北邊境，經常與鄰國斯拉夫人發生戰爭，因此其軍隊獲得了豐富的軍事經驗。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期間，勃蘭登堡選帝侯接受了路德教，並奪取了天主教會的土地財產，因此勃蘭登堡成為了壹個重要的新教國家。到16世紀初，選帝侯約翰·西吉斯蒙德以妻子的名義獲得了萊茵河下遊的克萊沃茲公爵、馬爾克斯侯爵和拉文斯堡侯爵。1618年，選帝侯做了波蘭的附庸國——東普魯士，於是從勃蘭登堡跳到勃蘭登堡——普魯士。為了獲得東普魯士，他不惜向波蘭國王進貢。三十年戰爭(1648)末期，民選皇帝弗裏德裏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吞並了東部的波美拉尼亞、威西河流域和易北河流域的幾個小領土。同年，他借波蘭新國王登基之機，擺脫了與波蘭的附庸關系。到1701，選帝侯腓特烈壹世以參加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為條件，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手中獲得了普魯士國王的稱號。於是，普魯士的選帝侯勃蘭登堡成了普魯士國王。在七年戰爭中，普魯士從奧地利手中奪取了西裏西亞。1772年波蘭被分割時，分為西普魯士(格但斯克和托倫除外)，從而將勃蘭登堡和東普魯士連接起來。勃蘭登堡州原來的版圖只有237，565，438+0平方公裏。到1，772年，普魯士王國的領土增加到1，94891平方公裏。
普魯士的崛起有其經濟前提。正是在17世紀後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這個國家才能變得強大。普魯士的經濟繁榮有兩個原因:
第壹，勃蘭登堡的地理位置有利於經濟發展。從地中海到大西洋海岸的商路轉移，雖然造成了整個德國經濟的衰落和停滯，但促進了勃蘭登堡的經濟繁榮。隨著貿易路線的轉移，南德和中德的壹些地區不得不到北海沿岸尋找貿易出口，勃蘭登堡成為了必經之路。
第二，霍恩索倫王朝推行的保護工商業政策促進了普魯士的經濟發展。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早在弗裏德裏希·威廉(1640-1688)統治時期就鼓勵工商業發展。1685年法國政府取消南特敕令後，胡格諾教徒紛紛逃往國外。弗裏德裏希·威廉下令接收法國流亡者，並給予優待。到1703年，約有20000名法國胡格諾教徒和13000名來自其他國家的新教徒定居在蘭登堡。他們主要是能工巧匠和有能力的商人，所以他們把資金和技術帶到這裏。這些新移民建立了羊毛和棉花編織手工業作坊，加工絲綢，並生產天鵝絨、蠟燭、絲帶和其他物品。但是，在農奴制條件下，自由勞動力的來源非常有限。為了解決勞動力問題，弗裏德裏希·威廉利用罪犯、囚犯、流浪者和乞丐作為新工業的勞動力。他的孫子弗雷德裏克·威廉壹世(1713-1740)繼續執行這壹政策，他特別獎勵軍事工業，如毛紡工業。
普魯士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也是因為奉行軍國主義政策。偉大的選帝侯弗裏德裏希·威廉在三十年戰爭中登上王位，勃蘭登堡被瑞典軍隊占領。他親身體會到軍隊是立國之本，於是決定學習瑞典，建立常備軍。1653年與勇克貴族達成協議:允許勇克對農民行使警察權和司法權；容克同意向當選皇帝征收“軍稅”，以便建立常備軍。在這份協議中，選帝侯還同意讓容克擔任常備軍軍官。從此，容克與普魯士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自弗裏德裏希·威廉以來，普魯士已經成為壹個強大的軍事機器。在腓特烈·威廉壹世統治時期，普魯士軍隊的數量幾乎翻了壹番，達到85460人，相當於全國人口的4%。在歐洲，普魯士人口排名13，但軍隊排名第四，國家財政收入的3/4花在軍事上。軍隊實行盲從。勇克出生的軍官可以隨意鞭打士兵，壹些士兵經常因為軍官的辱罵而自殺。平時軍紀很嚴，壹到戰爭，軍官就縱容士兵燒殺搶掠。
普魯士軍國主義與勇克階級密切相關。勇克階級積極支持軍國主義政策，因為這壹政策給他們帶來了許多好處:第壹，他們可以通過實施軍國主義和侵略擴張獲得新的不動產。第二，隨著國家領導人的擴大，行政機構也隨之擴大，這為勇克的子女當官提供了更多的機會。第三，加強軍事力量相應地增加了軍官人數，從而為勇克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軍官職位。
勇克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他們的經濟實力是建立在農奴制基礎上的。德國的《農奴制第二版》在普魯士最為突出。從16世紀到17世紀上半葉，普魯士的農民，尤其是易北河以東地區的農民，變成了農牧結合。他們完全被束縛在土地上，被迫向地主提供勞動租金和服務租金。農奴每周要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4-6天。1710壹位官員在報告中寫道:“地租、勞力、賦稅、屯兵、貢賦不斷增加，百姓難以維持；農奴本來就窮，而且越來越窮。壹如既往，最後，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逃跑……”
普魯士的官僚體系也是靠軍隊的力量建立起來的。本來普魯士部分地區的征稅權掌握在各領地的等級會議手中，但腓特烈和威廉依靠武力征稅。他曾經派軍隊以武力相威脅，強迫克萊維茨和馬克接受新稅。然後，他把這個新稅種變成了事實上的永久稅，從而剝奪了等級會議最重要的權威——收稅的權利。最後因為地方稅主要用於軍費，他把稅務交給了軍方。為此他設立了軍事總部，下設軍事財務部，並派軍官到各地負責收稅。這些官員利用軍事命令開展工作，很快將工作範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並擠掉了各地原有的行政機構，包括地方壹級的會議和市政自治當局。弗裏德裏希·威廉通過軍事總部建立了統壹的官僚行政體系，而這個體系的靈魂就是軍隊。1723年，他設立了直屬國王的“財政、軍事和皇家領地最高行政總局”，作為管理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軍士王”通過管理軍隊來管理國家，認為壹個專制的君主最知道他的人民需要什麽。他曾說:“我是君主，所以我可以為所欲為。”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發展成為壹個高度集權的專制國家，軍營的紀律和等級制度主宰著整個社會生活。到這個時候，所謂的“普魯士精神”已經完全形成，它的公式就是專制主義加軍國主義。德國是壹個民族分化分裂的國家。神聖羅馬帝國是壹個名存實亡的松散的諸侯聯盟，全國最多有幾千個州。經過數百年的艱苦奮鬥，德國終於在1871年由普魯士實現了第壹次國家統壹。但由於兩次世界大戰失敗，國家再次分裂，直到1990年才重新統壹。可以說，壹部德國史就是壹部民族分裂、統壹、再分裂、再統壹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或尋求國家統壹)成為貫穿德國近代史的壹條主線。為什麽說普魯士王國的崛起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德國統壹大業最終由普魯士完成。那麽，在壹個大國包圍的歐洲中部，壹個諸侯眾多的德國，人口和領土都很少的普魯士，是憑借什麽樣的“神力”逐漸由弱變強，壹步步發展起來的呢？
1618-1648年，歐洲大陸的封建君主們在德國的土地上展開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這場戰爭使英國資產階級逃脫了歐洲封建君主的幹預並取得勝利，卻使德國徹底衰落。作為這場殘酷戰爭的主戰場，德國六分之五的村莊被毀，人口減少三分之壹以上。農民變得壹貧如洗，在饑餓和死亡中掙紮。戰後的德國還是壹個名存實亡的“國家”，四分五裂，殘破不堪，到處都是附庸。根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三十年戰爭的戰勝國法國和瑞典有權保證德意誌各州的內政和外交獨立，各州完全有權與任何歐洲國家簽訂條約。就這樣，德國的劃分最終確定了。三十年戰爭後德國分裂到什麽程度，有這樣壹組數據可以說明問題:當時德國有360個獨立國家，1，500個半獨立領土。大多數州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亞，每個州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裏。然而，所有這些國家的君主都非常自負。無論國家大小，都建立了自己壹整套的專制制度、健全的國家機構和武裝力量。壹支軍隊有時僅由12名士兵組成。
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民族分裂的情況下，社會秩序井然，中央政府權威，政府高效，軍隊得力的普魯士是很不壹樣的。需要註意的是，在現代歐洲，任何壹個國家的崛起都不是溫情脈脈、和風細雨的婉約之旅。在那個血流成河弱肉強食的動蕩年代，普魯士從壹開始就註定要用火與劍來為它的國王鋪路。(壹)追求先軍政治，重視國防建設。
新興的普魯士王國是個小國，家世薄弱。它被列強戲稱為“鐵罐堆裏的壹個陶罐”，隨時都有國破家亡的危險。因此，從1701普魯士建國開始，歷代統治者就把加強軍隊作為自己生存和發展的主要手段。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非常突出。腓特烈二世於1740年登基。在他20多年的鐵腕統治下，蒲軍軍隊人數從7萬激增到20萬，占全國人口的9.4%，每年軍費開支占政府總預算的4/5。當時，普魯士的面積在歐洲排名第10，人口第13，但它的軍隊在歐洲排名第4。而這個數字在腓特烈二世的繼承者威廉二世已經增加到了235000人。有人曾這樣描述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對於其他國家，國家有軍隊；對普魯士來說，軍隊擁有壹個國家。”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性質如此鮮明，其好戰性直接促成了俾斯麥“鐵血政策”的出臺，進而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2)勇克長期掌握國家政權，成為唯壹能夠擔負領導國家統壹大業的階級。
普魯士是壹個勇克國家，這裏的公民階級的力量很弱。壹方面，由於戰爭的破壞，作坊手工業發展緩慢，占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不足10%，它們的市場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封建王公貴族的生活消費和政府軍隊的支出；另壹方面，當英法早在18年底就已經克服了行會的傳統桎梏時，德國的手工業仍然被行會所控制，古老的法律法規仍然被嚴格執行，壹切能夠促進競爭和創新的路徑都被封建枷鎖無情地封鎖。這種經濟上的依賴和自身力量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對封建勢力的膽怯和奴顏婢膝。
農民也無力反抗強大的封建君主專制。1625年，德國爆發了壹場偉大的農民戰爭，但最終被殘酷鎮壓。三十年戰爭徹底摧毀了農民階級的最後抵抗，地主成了農村的唯壹主人。強迫農民辛勤勞動的農奴制成為德國的普遍制度，這種情況在普魯士尤為突出。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把分散在德國的工人團體聯合成壹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以推動革命。但這個條件在經濟落後、政治分散的德國是不存在的。當時的德國工人階級還不成熟。大部分還是手工業者，基本都是跟著資產階級走的。而且由於強大的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的背叛，1848革命在德國全境被鎮壓，工人運動長期處於低潮。
由於資產階級和農民無力完成德國統壹大業，而還很弱小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還遠未成熟，這個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普魯士貴族地主階級(容克)身上。
(三)王權強大，同時在保留勇克封建特權的前提下發展資本主義。
勇克經濟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勇克地主壟斷谷物出口，也免交出口關稅。在普魯士軍隊中，勇克占據了所有的軍官職位。普魯士的農奴制不同於早期的農奴制，是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隨著谷物和各種農產品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商品和價格上漲，農業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勇克地主開始奪取農民的土地，並入大田莊，發展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以供市場。
農奴制反映的只是普魯士國家制度的壹個方面，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在於凸顯普魯士高度集權的君主制。這種政治制度的保障對於任何壹個現代歐洲強國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壹世統治下的俄羅斯，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普魯士都是如此。
1848革命失敗後，普魯士雖然沒有像奧地利那樣恢復純粹的君主制，而是維持了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聯盟，貴族在這個聯盟中仍然保持著主導地位，國王仍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雖然有議會，但上院(上議院)由國王任命的達官貴人組成，下院(眾議院)借助不平等的三級選舉制度保證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多數地位。所以普魯士的君主專制在民主的幌子下得以延續甚至鞏固。(壹)農奴制強化了容克的政治統治地位。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農奴制是壹種野蠻落後的生產方式。農奴不僅免費為地主服務，還自帶牲畜和農具。他們的財產被任意剝奪，完全沒有人身自由。他們被囚禁在地主的田莊裏，不準遷徙。壹般認為農奴制的存在會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如果把這個制度放在普魯士崛起的歷史背景中，就會發現不尋常的地方。今天，人們可以批評腓特烈二世在普魯士“加強軍事勇克地主的專制制度，向臣民推行奴隸教育”，這是歷史的倒退，但卻忽略了壹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當時普魯士王國的支柱是貴族，而貴族的力量在於占有廣大的地產和剝削農奴。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農奴制就沒有勇克，沒有勇克的支持，強大的普魯士王權也只會是壹句空話。
(二)實行重商主義，註重經濟發展。
德國向北航行的主要河流，如萊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奧得河等都流經勃蘭登堡境內，這使普魯士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有利地理位置。普魯士的統治者也將工商業視為重要的財富。他們開鑿運河，修建橋梁和道路，統壹貨幣體系，實施保護關稅的措施來發展經濟。同時，普魯士也註重開拓海外市場。1788年已向英國出口生鐵101000噸。到80年代，普魯士已經建立了三家貿易公司:東地中海貿易公司、中國貿易公司和孟加拉貿易公司。
(3)鼓勵移民，容納新教徒。
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德國新教聯盟在三十年戰爭中的勝利使普魯士成為當時歐洲逃避宗教迫害的人間天堂。到1703年，大約有兩萬名胡格諾教徒從法國遷到勃蘭登堡定居，占當時城市居民的1/9。這些人都是有壹定資本的能工巧匠或者商人。結果，法國工商業損失嚴重，而普魯士卻從中受益。除了法國移民，其他國家的移民也大量湧入。據統計，到1740年，普魯士人口為240萬，其中僅外國移民就占了1/4，高達60萬。勃蘭登堡是三十年戰爭的重災區。移民為其復興註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魯士比德國其他各州更早地實現了經濟復蘇和騰飛。
(四)統治者緊迫感強，不易腐敗。
與當時歐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風不同，幾代普魯士統治者為了節省寶貴的軍費和政府開支，過著近乎自虐的清教徒式節儉生活。比如弗裏德裏希二世的父親威廉壹世(後來兩人同名)當政時，普魯士外交使節的吝嗇在歐洲“眾所周知”。而顯赫的皇室成員，無論是王子還是公主，甚至公主甚至國王本人，廚藝和夥食都很差，幾乎到了吃不下飯的地步。因為節儉到了吝嗇的地步，人們在背後稱威廉壹世為“乞丐王”。
他的繼任者腓特烈二世甚至比越王勾踐還要頑強勤勞。他以非凡的精力致力於勤奮，每天只睡四個小時。妳必須問自己每壹個細節。他還號召人民勤儉節約，以身作則，絕對禁止朝廷的奢侈排場。他平時只穿軍人的衣服，壹生只有壹件衣服。腓特烈二世死後二十年，拿破侖在耶拿打敗了蒲軍軍隊，來到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墓。拿破侖用鞭子指著墓碑下的將軍們說:“如果他還活著，我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裏了。”。
(5)統治階級能夠順應潮流，及時推進各項改革。
普魯士的統治階級不像歐洲其他國家的封建貴族那樣守舊，頑固地拒絕壹切變革。他們善於審時度勢，自上而下推進改革(當然是形勢所迫)，牢牢掌控改革的主導權，從而順應歷史潮流，避免自己降格掌權。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改革不同，普魯士的大部分國王都能夠堅持改革，而不是放棄前任的成就，既保證了普魯士大政方針的壹致性，又使整個國家始終保持向上。
以普魯士的農奴制改革為例。拿破侖戰爭期間，普魯士接連慘敗，幾乎滅亡。戰爭的慘敗和屈辱和約的簽訂，讓普魯士人從封建德國和資本主義法國的較量中越來越意識到農奴制社會的衰落。壹批深受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改革封建舊秩序。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普魯士開始了艱難的改革。1807 10負責國家事務的斯坦男爵頒布了解放農民的“十月法令”，終於使普魯士在從封建農奴制走向資產階級社會的道路上邁出了壹大步。
但第壹輪改革並不徹底，使得普魯士的資產階級自由派對容克繼續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力非常不滿，於是壹度轉向* * *反對歐洲1848革命中的君主制。勇克地主階級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相互勾結，協調利益，於1850年3月頒布了《調整地主與農民關系法》，從而最終完成了1807年開始的農奴制改革。改革的結果是，資本家得到了發展大工業所必需的廉價勞動力，資產階級對君主制感到滿意；通過向農奴收取高額贖金，大量割讓的土地和財富迅速積累在容克手中，地主階級也發了橫財；只是農民破產了，失去了土地和牲畜，大批地成為半無產者，然後成為資本主義工廠和勇克莊園的雇傭工人。普魯士統治階級的這壹“經驗”為後來的1861俄國農奴制改革提供了極好的“範本”。
(六)德意誌民族意識的覺醒
普魯士的崛起，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自16世紀以來，由於分裂，德國在歐洲人眼中並不是壹個政治實體，德意誌民族也被認為是壹個沒有生命的民族。正是這種長期的屈辱和蔑視，激發了德國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並內化為普魯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正是因為這種精神，促使他們向外國學習先進的東西，大力興辦教育。在這方面，普魯士王國的成就最為後人稱道——為了進行民族主義教育，普魯士從1717開始實行義務國民教育，成為世界上第壹個實行義務教育的國家。值得註意的是，1763年，腓特烈二世頒布校規，規定5-14歲兒童必須上學，並任命退伍軍人為校長，對學生進行準軍事訓練。這些都為普魯士日後組建壹支紀律嚴明的高素質軍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洪堡在1809年成為普魯士最高教育局長後，教育制度的改革成為德國未來200年科學文化發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學是世界上第壹所新型大學，影響了19世紀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在普魯士，兵役和教育被視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據統計，在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主要國家中，德國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國人在閱讀、寫作、計算和科學理論的實際應用方面應該領先於歐洲國家。
(七)善於運用外交手段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普魯士早期的國王腓特烈二世和後來的首相俾斯麥都是當時公認的最精明的外交家之壹。雖然這些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用“奸詐、貪婪、奸詐”來形容，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他們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難想象普魯士能在列強包圍的歐洲生存發展。
團結盟友，孤立對手，是普魯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開始運作的關稅同盟，就是普魯士的壹大功績――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使整個德國在政治上向其靠攏，既增強了普魯士領導德國統壹的能力和決心，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逐步將奧地利擠出德國，壹舉兩得。關稅同盟有點類似於1993建立的歐盟。通過政治和經濟的整合，所有國家最終將走向壹個統壹的國家。普魯士擅長籠絡德國各邦。作為關稅同盟的成員，這些國家從中獲得物質利益。再加上他們的發展水平甚至還沒有達到接近普魯士的水平，所以普魯士就成了這些邦的資產階級所向往的中心。這些資產階級把普魯士視為他們的經濟先鋒和未來的政治靠山。這樣，普魯士開始躍居德國的領導地位。
(8)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外力推動。
1805-1807的軍事勝利使拿破侖占領並控制了德國大部分地區，普魯士成為法國對抗英俄的附庸。為了維護和實現法國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拿破侖對普魯士進行了軍事占領、政治統治和外交操縱，同時還按照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模式在當地進行了壹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會和貴族的特權；廢除農奴制，解除農民對地主的封建義務；去掉古老的法規，取消行規等等。
盡管拿破侖在德國的資產階級改革因戰爭頻繁和反法勢力的強力阻撓而未能堅持下來，但對德國未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是因為拿破侖暴力肅清了封建割據勢力，扶植了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關系，德國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業，德國民族資產階級才有了長足的發展。因此，恩格斯曾經說過:“德國資產階級的創造者是拿破侖...他是德國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則的傳播者，是封建舊社會的掘墓人”。
綜上所述，正是通過這樣壹條特殊的發展道路，普魯士才得以在短短的100年間迅速崛起，完成了現代德國的統壹，所以普魯士有時也成為德國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詞，壹條“普魯士道路”的進化史在某種意義上不斷給我們警示和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