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方面是歷史形成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另壹方面是全球化的推動下中西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壹方面是西方國家的強勢文化戰略，另壹方面是中國文化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定位。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主動對外開放以來，中國文化壹直處於這樣壹種尷尬的境地。作為對西方強勢文化的回應，壹方面出現了完全認同西方文化標準，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西化思潮，造成了民族文化認同危機。另壹方面，在中國文化價值觀和體現這種價值觀的文化產品難以滲透到西方國家的情況下，只能做局部防禦。“帶著珍惜自己文化的感情，形成壹種回歸根源，堅守本土文化，排斥外來文化的部落主義。”[2]中國90年代出現的民族主義，是對西方文化普世主義的極端回應。這種強化與排斥、排斥與認同的較量，或許是可能的。亨廷頓在他題為《文明的沖突》的論文中斷言，新世界中沖突的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而人類之間的主要界限和沖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民族國家仍將是世界事務中最強大的行動者，但全球政治中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之間。文明的沖突將主導全球政治。文化是每個國家和民族生活的體現。任何國家或民族憑借其獨特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在其公民中產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失去文化的獨特性，就意味著失去凝聚力，就意味著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妳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壹味地鼓吹大國或強國的思想文化，妳只能成為它的附庸。[3]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問題已經成為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文化的命運也關系到民族的命運。文化的強弱反映了壹個國家的國力。如何在國際社會弘揚民族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文化的接觸、交流、碰撞和競爭中謀求發展和自我完善，成為各國政府和人民關註的焦點。其實中西文化是有差異的。還有內在的壹致性。文化沖突和對抗不可避免，但不能以此證明中西文化不可融合。兩種文化之間的偏見和長期對立，可以通過對差異的相互理解來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