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會的學術報告和小組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分別選取了正史、文集、地方誌、檔案、書籍等傳世資料，以及考古發掘、碑刻、竹簡等，就如何推進古代社會研究展開了熱烈討論。從論文和討論來看，這次會議有四個特點:
首先，這是壹個跨學科的學術研討會。會議收到的學術論文涉及不同學科，如歷史學、文獻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學、考古學、宗教學等。也有學者提交了大數據時代如何深化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文章，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對拓寬學術視野、豐富研究視角、學科間相互借鑒研究方法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同等重要。多數學者仍側重於發現新問題或對傳世歷史文獻進行重新解讀，也有學者重視新發現文獻的利用，如發掘韓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相關機構收藏文獻的新發現，研究新發現的閩東契約文書，也有學者重視出土文獻的利用和解讀。南京大學古典文學研究所程教授認為，書籍是提供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信息的第壹手資料，其史料、藝術、文物都非常重要。圖書整理出版存在字跡難以辨認、寄件人和收件人難以考證、多頁信件難以整理、真偽難辨等困難。要結合歷史文獻、書法藝術和文具文物的視角，推動大量歷史書籍的研究和利用。
第三，註意運用多種文獻進行比較研究。與會專家的研究呈現出比較考證傳統文獻(如正史、文集、筆記、方誌等)的特點。)、民間文獻(如碑刻、族譜)、新出土材料、口述材料，就某壹問題展開研究和討論。如著名蒙古元史專家劉應生教授，針對陳貴《通鑒續編》中有關建國前蒙古先民與成吉思汗的壹段記載，與《元史》、《吳聲誌》、《蒙古秘史》進行了詳細的比較，進而對相關記載及其流傳與演變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劉正剛教授以明初的女官制度為例，指出地方文獻對正史具有重要的補充和完善價值。雖然個別女官員已從正史中消失，但通過地方誌、文集、碑刻、族譜等資料，可以逐漸還原她們的生動形象。
第四，對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討論提出了壹些新的看法。如歷史實證主義的思維，對目前學術界存在的“雙重證據法”過度解讀的思考和理解。東北師範大學趙壹峰教授提出反思歷史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彭偉教授以秦漢史為例，提出要處理好傳世文獻與新材料的關系。他認為，傳世文獻是我們構建秦漢歷史想象的基本語境和空間，出土資料具有糾正謬誤、連接歷史片段的重要功能，二者是互補而非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