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貞元中，李勃隱居讀書於廬山白鹿洞，至南唐時，在其遺址建學館，以授生徒，號為“廬山國學”（亦稱“白鹿洞國學”、“廬山國子監”、“廬山書堂”等），首次使用了“國學”這壹概念。到宋代，又改稱“白鹿洞書院”，為藏書與講學之所。宋代書院興盛，湧現出白鹿、石鼓（壹說嵩陽）、睢陽和嶽麓四大書院。由此來看，“廬山國學”實際上是壹所既藏書又講學的“學館”，亦即後來的“書院”。在當時的境域下，所藏之書和所講之學，自然是中國的傳統學術文化。從宋代四大書院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可見此時“國學”這壹概念的使用，與“國醫”是壹樣的。
但是，真正把“國學”同諸多“外學”相提並論，即作為壹門統攬中國學術的概念提出來，則是在西學東漸、我國社會和學術文化處於空前轉型的清末民初。[1]
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刺激，日本學界從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識本國文化，發出了提倡“國粹”、“國學”的呼聲，從此“國學”壹詞在近現代流行開來。這就自然感染並刺激了處境相似的中國學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曾與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但黃主張先作“國學史”，使梁放棄了創辦《國學報》的設想。而國粹派學者則趁機力倡“國學”。1904年，鄧實在上海的《政藝通報》發表《國學保存論》，論述了保存“國學”的重要性。次年，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發行《政藝通報》、《國粹學報》，標誌著“國學”在國內的立足。
“國學即中國固有的或傳統的學術文化”。這壹釋義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堅守，成為“國學”的通常定義。如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國學”壹詞的解釋就是沿用了這樣的定義：“稱我國傳統的學術文化，包括哲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語言學等。”這可以說是自清末民國初至今，壹直沿用下來的比較通用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