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歷史悲情
吳小龍
幾年來，“陳寅恪熱”壹直持續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著作連篇盈篋。這對抱著
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終生的陳寅恪來說，應當是壹種告慰吧。但是，如果我們沒有真正理
解他的悲情，和他在這種悲情中的思考，還有他在這種悲情和思考中的堅定的信念和持守
，那麽，這種告慰恐怕是陳寅恪所不需要的。
陳寅恪的悲情是對整個中國近代以來歷史進程的思考的結果。這壹段歷史確實無法令
人振奮，雖然人們真誠地振奮過。在國人壹陣陣地振奮、乃至狂熱時，陳寅恪壹直冷落地
獨處壹旁，冷靜地旁觀、思索，他的悲情在國人的這種狂熱中加深，這是他的過人之處；
然而就在這種悲情終至不可化解之時，他仍以其對中國文化的信念頑強地守持著，堅持著
他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持著他對中國文化復興的壹個“大因緣”的等待
，這是他更可貴之處——尤其是當我們看到壹些人從往昔的狂熱中出來後，再三再四地拒
絕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新的狂熱中自得、自虐，或者放棄壹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趨潮中放
縱，我們更感到這個孤傲的老學者確實可敬、可佩。
現在人們愛說解讀陳寅恪，我以為，要真正讀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態度，還有，就是他對決定性地關
涉到這個文化的命運的兩個政權的態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遺老或反***人物都是
迷於壹些表面現象的簡單化的錯誤結論。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雖然是陳寅恪晚年為柳如是作傳時才完整地提出來，但
它準確地表達著陳寅恪壹生的價值認定，而這壹認定表明，陳寅恪無疑屬於五四那壹代人
。表面上看，陳寅恪和曾與他在清華國學院***事過的王國維壹樣，是個堅持站在傳統文化
立場上的守舊派，堅守的是傳統文化的價值立場，然而他用來表達傳統文化的根本的這所
謂“我民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恰恰是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弘揚的思想。雖然
陳寅恪和王國維壹樣，總是被劃在五四群體之外，他也確實不曾說過贊揚五四的話，但他
所認同和標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卻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遺產。以守持傳統文化
精神為職誌的陳寅恪在講出這句話時沒有半點的?格和勉強，這是值得思索的壹件很有意
味的事。壹般看來，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並不相容的，然而
在陳寅恪這裏，在具體化到作壹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問題上時，它們居然並不抵觸和對立。
在我們傳統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沒有這兩條，連相似的都沒有，有的只是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禮、義、廉，這些原則都與自由思想無關。倒是在
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們有氣節、風骨之說——似乎就是在這壹點上，在其落實到人生實
踐的層面上時，兩者相通了。對中國的“士”來說，或許他必須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
德倫理規範，行有余力，在此之上，再追求壹種個人的精神境界——氣節、風骨、神韻？
但不管怎麽說，陳寅恪用自己的始終傲然而立的壹生至少證明了壹點∶中國士大夫傳統中
的某些東西，是能與西方近代興起的知識分子傳統統壹於真正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人格實踐
的。甚至於，士的傳統中的某些東西至少更能支撐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時局劇變時的立場守
持。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原來的那些自由知識分子，爭相改造、學習，跟
上形勢，跟上運動，甚至壹些“泰鬥”級的人物也競相表態，陳寅恪不為所動，他至死未
有這種表態。是傳統的氣節，還是西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撐著他？我想
，兩者都有。
可以說，陳寅恪是屬於五四精神熏染出來的那壹代人，而且，可以說他始終堅持了清
醒的知識分子立場。壹位老學者提到，早在1949年，陳寅恪就幾乎預見到了十年浩劫
，他那年寫的詩裏有這樣壹句∶“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頭壹句，是指《
論語》開卷的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挖苦當時大家搶著“學習”，第二句，
說的是“坑儒”的事，說是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種了瓜，又安裝了機關，然後讓那些儒生們
去看瓜，當這些儒生們正興高采烈地“說瓜”，高談闊論的時候，機關翻下，把他們全都
活埋了。這兩句詩真如讖語，其含意令人驚駭。如說陳寅恪當時就能夠準確預料到“文革
”，當然不可能，但他憑著壹個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敏銳直覺，點出了思想整肅和
焚書坑儒兩者間的那種必然。從五十年代起，哪場運動，他都不跟上湊熱鬧，他的批判態
度，從他當時寫的詩裏隱晦地、卻也相當清楚地表達了出來。“八股文章試帖詩，遵朱頌
聖有成規”，“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是讀書人”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戍尚聞連?水（即今朝鮮清川江），文章唯是
頌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尚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
…從五十年代起的這壹場場學習、改造運動，最後不是順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謂超過“焚書
坑儒”壹百倍的“十年浩劫”嗎？應當說陳寅恪當年的感覺是對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預見
。當然，我們並不同意海外有的學人的觀點，即據此認為陳寅恪持反***立場。陳寅恪作為
壹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對政治持壹種疏遠的態度，對國***兩黨亦然，在政治上並不反***。
***產黨主政後，對陳寅恪壹直是優禮有加，尤其是在廣東的領導人陶鑄，更是曾力排眾議
，始終給陳寅恪以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產黨治理下，
中國很快消除了舊中國那種黑暗、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初現國泰民安的治局。這些，
足以使陳寅恪對***產黨帶來的新氣象產生壹定的期待，因而談不上與***產黨之間存在任何
“家國之恨”。他對***產黨的態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後摧殘知識分
子心性的壹系列政治運動，他為此也曾明確表達了“義不能辱”，不止壹次作過抗爭。他
還借頌柳如是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於揭起自己的抗爭之幟。陳
寅恪這樣做並不是要反***，而只是明確表達了壹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立場——壹個堅信民
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又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繼承了五四壹代追求思想啟蒙與民主科學的
精神遺產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不能搞文化專制，那會摧殘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導致
歷史倒退，使我們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難道現在不應當把這些觀點當作壹種常識來
接受嗎？
我們再來看看陳寅恪的“文化遺民”心態。人們常把陳寅恪看成遺老式的人物，或者
用胡適的說法，“遺少”，因為清亡之季，他還年少得很，夠不上稱“遺老”。他的遺民
心態也許與他的家世有關：他有個在湖南巡撫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永不
敘用”的祖父陳寶箴；有個絕意仕途，以詩名世，自號“神州袖手人”的父親陳三立；有
個詩畫大家的兄長陳師曾（衡恪）；如此仕宦詩書世家的家風熏陶，不可能對他的性格心
性沒有壹點影響。也許，這又與他的畢生學術事業有關：他學貫中西，在許多領域有常人
無法企及的造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領域；又
精通多種文字，除蒙、藏、滿文外，還有現在純屬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鶻文、西夏文
、吐火羅文、巴利文等等。（為此，郭沫若後來曾號召青年學生要用集體的努力，“在史
料占有上超過陳寅恪”，成為那個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話之壹）但陳寅恪的這些學識，與其
說使他與世界有更多的聯系，不如說使他對現實世界有更多的疏遠。另外，遺老形象的形
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晚年的處世態度：對現實和政治抱壹種疏離和不合作的態度。
無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還是在解放後，他的詩作中總是滿溢著悲涼氣息，誰也不會認為他
對時政和現實是認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斷陳寅恪對中國的哪個政治黨派有明確的好惡偏向
，則又大謬不然。他只是出於他所感受到的壹種歷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隱痛而憔悴憂
傷，似乎是無端地在那兒吟詠他的興亡之恨。因為這在他，是超乎黨派之爭之上的興亡感
慨，是壹種文化悲情，是在憑吊壹種逝去了的、在他看來是那樣美好的文化。這是壹種不
解的歷史情緒。他的這種情緒，其實至少形成於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於清末民初；至少
在他為王國維的自殺而寫的壹系列文字中，這種悲情已經有了集中的表達。1934年，
當王國維的遺著結集出版時，陳寅恪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長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中，陳寅恪寫下了這樣壹大段沈痛的話：
今先生之書，流布於世。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誌事，頗多不能解，
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
所死之故，不止局於壹時間壹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
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喻。然則先生之誌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
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劇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
誠莊生所謂彼亦壹是非，此亦壹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喻，
以其互局於壹時間壹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
儻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於先生之書，鉆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
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於壹時壹地，彼此是非之表
歟？
這番話，現在讀起來，與其說是悼亡，不如說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陳寅恪的夫子自道
。看得出，其間凝聚著壹種“奇哀遺恨”的文化悲情，幾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陳寅恪這
壹番慨嘆很深的議論中，實際上，多少有點將王國維的“奇哀遺恨”泛化和哲學化了，在
這種泛化中，陳寅恪欲進而探其更深的隱痛，但是，這種泛化固然能超脫局限於“同時間
地域之眾人”未由***喻的“事”、“故”，卻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沈哀。或應反過來說，超
時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憂傷繼之以死”的，卻總還是其所處之時、地
、事、故。因為普遍意義上的歷史悲情本來正是應給人以超越當下時空和現實事、故的睿
智和清醒的；使這種悲情不帶來超越情感，而帶來奇哀沈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時代的時
局和事變，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價值理想崩潰的意味。抽去了這些具體內容，王國維就大可
以去做壹個莊周或陶潛，而無須自沈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遺恨，正是其所處之時、地、
事的糾結及其所象征的文化價值失落的結果。後人思索它，亦須直逼這壹具體的價值失落
之所由來而追問、深思。陳寅恪的說法，對於撇開具體的、當時有所特指的人事糾葛以見
王氏自沈的深隱的文化悲情，雖然自有其更深刻的認識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將這種奇哀隱
痛泛化，卻確實是以自己的感受來理解王國維，並因而形成和加強了自己的悲劇情緒，這
種情緒，這種歷史悲情貫穿了他自己的壹生。王國維之死對陳寅恪的重大影響即在於此。
他由此產生、加強的歷史悲情成了他觀察世變、面對時局的壹貫態度，而這正是他本人以
後壹直對時局取那種疏離態度的根本原因。對他來說，這種情緒和態度反映了對近代中國
文化價值失落這壹歷史悲劇的悲哀沈痛，他以這種悲情來悼念王國維，來悼念曾經代表著
傳統文化價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於在別人看來，他和王國維壹樣都是在對清王朝懷著壹
種眷眷之情，那都錯了。王國維或當別論，陳寅恪對與他有殺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懷這種
深情的。
那麽在陳寅恪畢生憔悴憂傷的深深的歷史悲情背後，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
態度是什麽呢？他很早做過的壹個自我表白。壹旦讀出了他那個表白的真正意思，結論是
令人吃驚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陳寅恪在1933年所寫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
報告》壹文收筆時，曾突然冒出這麽壹句自白：“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
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這句話，廣為流傳，引者甚多，卻均未深究
其意。是自謙、自貶呢？還是論學呢？還是譏世？論者或引此言說明陳氏保守，或說明其
守執所學，獨忽略了他為何要自己定位於鹹、同之世，曾、張之學——前者似乎較後者更
不易解。關鍵正在這裏。鹹豐、同治年間並非太平盛世：鴉片戰爭爆發於道光年間，而英
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名園、逼得皇帝出逃、病死於熱河，則是鹹豐時之事。同治年間，
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開始搞洋務運動，以求自強。在這個時期，老大帝國已因落
後而挨打，但卻未徹底淪喪；已被迫開眼看世界，但尚未喪失那種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已攜堅船利炮而來，但還只是作為壹個強大而危險的籠統的外在事實，刺激著國
人的文化自省、武備自強意識，還未至國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於華夏文明，因而主動接
受西學，西方學理大規模地輸入以至於統攝人心的地步。這是壹個人們還相信中國只要稍
為“師夷長技”即可“制夷”，這壹切都並不難辦到的時代。隨著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從器
物到政制到學術各層面的逐步深入，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漸失落，而這時才在走第壹
步。陳寅恪“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的表態似乎意味著他要以這時的狀態為起點重新
開始中國文化出路的思考——雖然歷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結論可以是對當下的
針砭和對未來的啟示。他認為關鍵問題是，在鹹、同之世，傳統文化的學理還足以統攝人
心，以這學理為根據的文化自信還未淪喪。這是吸收外來文化為我所用，進行自身文化的
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質的成功的價值轉換所不可缺少的基礎。壹旦對自己文
化價值的自信失落，壹個民族在面對外來先進文明時就會把持不住，失去壹種健全的心態
。而若沒有壹種健康穩定的心態，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轉型就很難指望成功。陳寅恪曾認
為，“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壹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學生”。他對派
留學生之舉做這樣的苛評，適足為此旁證。派留學生，輸入西方學理、批判否定東土舊學
，這正是鹹、同以後的事。派留學生是公認的開放進步之舉，陳寅恪卻如此否定它，他的
潛臺詞是很激烈的：學習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國動亂的禍根。以此看來，不但五四時期
那些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嚴復這些學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
列，雖然他對這些人物個人似乎並沒有什麽微辭。曾湘鄉是儒教道統的傳人、同治中興的
功臣，洋務運動的重鎮；張南皮更是“中體西用”的始作俑者；陳寅恪以此二人為自己立
論尺度，其意不問可知。如果我們盡量以壹種同情的理解來體察、揣度陳氏的原意，那麽
就可發現，曾、張之得到陳寅恪的高度評價，除了他們“歷驗世務”、安邦治國的功業，
“恭順勤勞矢素忠，中體西用資循誘”的風範外，恐怕還有這麽幾點：壹是在他們那些現
在看來已落後、陳腐的觀點中反映的正是當時思想界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向度；二是在
這種認識中所反映出來的當時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這種自信全然喪失的時代，陳氏對
這種自信的認同就不易為時人所理解）；三是對外來文化的態度：理所當然地應以我為主
（中學為體），而對西學只是稍采取可用者（為用），決不是壹種價值認同。——這種理
所當然似乎是其時壹種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與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裏的。但應該
看到兩者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後者只能導致慘重的失敗和災難，但前者，除了其負面外
，又有其另壹面∶若沒有了這種文化妄尊和氣勢所支撐的自信和氣度，接受外來文化的過
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導致了壹系
列災難，而由此壹起失落的，則還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氣勢：此後的國人，在文化心態上就
始終處於壹種焦躁、急切和偏執之中，這無論如何不是壹個民族文化心態成熟的體現；隨
著時間的推移，這壹方面每況愈下，在歐風美雨的激蕩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國、泱
泱大國應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於連基本的健康的常態都把持不往。陳寅恪或許正是有感
於此，因此極力以他學貫中西的水平（這壹點上他有遠遠高於曾湘鄉、張南皮的眼界和理
論），想重新恢復這種文化上的自尊和氣度。這是把太沈重的歷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這
是要挽狂瀾於既倒。也許，他終於是回天無力，但，他確實把自己的歷史思考表達得很清
楚。陳寅恪在這壹篇《審查報告》中有句名言：“必須壹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學說，壹方面
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聯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壹報告中的另壹些話，我們才能發現
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對於西方學說，陳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領悟其精髓並尊重之：
他晚年所明確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來的對“我民族”文化精
神的新界說。而“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確切含義，則見於他在壹篇文中對“道教之真
精神”的闡述：“道教對輸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無不盡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
民族之地位。既融成壹家之說以後，則堅持夷夏之論，以排斥外來之教義。此種思想上之
態度，自六朝時亦已如此。雖似相反，實足以相成。後來新儒家即繼承此種遺業而能大成
者”。他的態度於此再明確不過了：先“盡量吸收”，全盤輸入。待成己壹家之說後“則
堅持夷夏之論”，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強、捍衛“本來民族之地位”。這種全盤吸收加上
夷夏之別，就是陳寅恪所謂相反相成，用心可謂良苦。而近代史上，能這麽做的最後契機
確在鹹豐、同治之間，湘鄉、南皮之際。陳寅恪的自我表白，實際上正包含著他的歷史思
考和文化更新的總體構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確的，至此我們才算真正讀解、真正明
白了。
懷抱著這樣壹種已經失去其實現的歷史機緣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興構想的人，在
目睹他所珍視的文化價值的繼續不斷的失落和被現實無情地拋棄摧毀，他的內心悲苦是無
可言喻的。這就是壹個文化遺民的奇哀遺恨。它當然是超乎任何壹個家國、王朝、黨派的
興衰更替的。它只關乎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這種精神價值是文化遺民們賴以立身托命的
文化之根。傳統文化的淪亡給他們留下了壹個終身無法化解的悲劇情緒，他們又把這種悲
情留給了延綿不盡的歷史。用陳寅恪的話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
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陳寅恪為王國維說的話，後來句句都成了應在
自己身上的讖語，王陳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帶著同樣的奇哀深痛離開了人世。
但，縱觀歷史，陳寅恪這位“文化遺民”並不願意接受自己“與之***命”的文化已然
終局的結論。他仍然懷抱壹種歷史的企盼：“佛教經典言：‘佛為壹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壹大事因緣，即
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這個新儒學，不是指今天人們常說的作為壹個學派、思
潮的新儒學，而是繼承了傳統文化所有精華，又煥發出新的生命，在新的歷史時代能夠統
攝這個民族的心性，給這個民族以新的價值理想，得到其認同、鼓舞其前進的嶄新的思想
體系。陳寅恪將其稱為新儒學，正表明他是要堅持儒學的精神文化價值的，並將中國的未
來寄托在這上面。但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整個中國思想史進程的總體批判態度——在肯
定其價值核心的基礎上的總體批判。舊的壹切，包括學理本身和歷史進程，其價值只在於
為“新”儒學的產生這壹“大因緣”所做的準備和鋪墊而已。只有這“大因緣”的實現，
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輝未來。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這兒結的果是對這壹可能的理想的堅
定信念。後顧並不使他沈迷，因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對勘比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點
和積弊；前瞻也並不樂觀，因為他正面對和經歷著傳統文化價值失落崩解的慘痛變局。但
他對文化還是有點信心的，所以才說等待“壹大事因緣”。
但對文化價值的堅信是能產生某種魔力的。畢生悲觀的陳寅恪，在這壹點上卻始終表
現出某種樂觀：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瀾可以挽起，文化遺民也許非
但可以延續文化命脈，甚至可以復興文運、道統和國脈。1942年，他說過這樣的話：
“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壹時學術趨向之細微，適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
濤振海之不可禦遏。”直至山雨欲來的1964年，他仍然對友人表達著這樣的信念：“
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壹
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壹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
學術無裨益耶？”在他那壹生為興亡遺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淒涼的心境中，他始終
使自己看到並相信這壹絲亮光。也許只是這壹絲光亮，才支撐著他不像王國維那樣“與之
***命而同盡”，“以壹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吧。無論對陳寅恪其人、其學，人們還會
作出怎樣的評判，也可以不贊成他的文化構想、不贊成他的價值認定，但他在晚年所處的
那樣政治高壓的氛圍中，在終生無法化解的歷史悲情的煎熬下，對“我民族”的文化價值
及其復活振興能抱這樣壹種信念，並為此堅守自己那“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
立場，這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是極為罕見的，確實是值得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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