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海外儒學概覽·歐美·德國
德國漢學研究因其生產力水平的落後而導致的東方殖民活動的落後等原因而較意法等國為遲，但儒家思想仍對德國的啟蒙運動產生過影響，十八世紀德國哲學界的萊布尼茨及其弟子沃爾弗都對儒家學說給予很高的贊譽。德國的大文豪歌德也對孔子的思想非常傾慕。雖然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具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孔子及其以他為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仍然顯示出相當強的影響力量，並在德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神學和專制主義的過程中起到了壹定的作用。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系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中國社會之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及中國國際地位的下降，使孔子思想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壹落千丈。這時西方各國對儒學的研究，其目的已轉為為其侵華活動服務，德國也不例外。此時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是在不平等條約的庇護之下想利用中國的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為其侵略活動服務，為此，冷落了壹段時間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又逐漸趨於活躍，並將孔子思想與基督教思想極力進行調和。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和安和安保羅的研究活動最為突出。花之安著的《自西徂東》，1884年在香港出版，1888年在上海重印。全書***分五卷：仁集、義集、禮集、智集、信集。花之安雖然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但他認為儒家學說中的某些人倫道德觀念還是可以與“耶穌道理同條***貫”的，因而進行說教時他運用了把基督教教義與儒家倫理思想—“仁義禮智信”相結合的辦法。繼花之安之後的安保羅也鼓吹將儒教與基督教結合起來，但他貶低孔子而擡高耶穌。為了配合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侵略，傳教士們也加緊了對華的文化侵略，除去傳教，還辦起了許多教會學校，此類學校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尊孔讀經與奴化思想相結合，並因此開設儒學課程。此外，1899年到青島傳教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1873—1930)對孔子思想及儒家經典著作也進行了研究譯述工作。衛氏曾於民國初年將《論語》、《孟子》等書譯為德文，還曾將《大學》、《中庸》、《易經》、《禮記》、《呂氏春秋》等譯成德文。1961年其子還發表了他的遺譯《孔子家語》。他在中國開辦了“禮賢書院”，書院中除講授德文外，還講援儒家經典。1933年德文版的《研究與進步》上便載有他的遺作《儒教倫理學中忠信之概念》。1923年他任北京大學教授，第二年回德，前後留華達二十五年之久。回國後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並創建中國學院，創辦漢學雜誌。1924年，法蘭克福大學設漢學講座，衛禮賢出任教授。衛氏在對比了孔子思想與西方思想之後，感到孔子思想較之西方思想有許多優越性，同時對創儒家學說的孔子也十分敬仰。他的兒子受父親的影響也從事儒學研究工作。
除傳教士之外，也有壹些學術界人士對儒學也有很大的興趣。霍古達與艾維耐從事中國哲學的專題研究。霍古達專註於經書成書之前儒學散篇文章之研究，著有《初期儒教殘篇斷簡之研究》。史淘思譯《詩經》為德文。福吾康把胡適的《說儒》譯成德文。佛爾克著有近百萬言的中國哲學史，並把王充的《論衡》譯成德文。衛禮賢、佛爾克、福蘭閣和柴赫是二戰前德國最為著名的四位漢學家。另外也有些學者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時，也對孔子思想進行了研究，並有壹些很有見地的分析和介紹。利奇溫所著《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壹書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至於貫穿儒家思想的文學作品如《列女傳》、《唐詩》、《宋詩》、《文選》等也都有德譯本。因此，二戰以前德國的漢學研究在歐洲還是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黨實行法西斯統治，儒學的研究工作陷於停頓。研究機構和圖書設備遭到破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原藏有漢籍五萬六千冊單行本和六千冊叢書，戰爭期間幾乎被損無余。
1960年以後，德國的儒學研究因國際形勢的變化重新有了顯著的進展。象其他國家壹樣，聯邦德國的漢學研究已經突破了原有的傳統漢學中的歷史與經籍，而擴大到對中國近現代問題的探討，並且後者越來越占有更大的比重。但對儒學的研究仍很重視。施唐格1964年翻譯了《論語》、大學選讀課中也有《孟子》、《荀子》的書目。在儒學研究方面，也時有論文發表，如裏昂大學漢學研究所的史旦寧教授就發表了有關儒學這的論文。聯邦德國的學者對儒學與經濟發展之關系也很有興趣，著文探討儒學對像日本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漢堡的傅吾康和慕尼黑的黑爾貝特是聯邦德國現代漢學的創始人，兩人都是研究中國封建時期歷史的。他的學生中慕尼黑學派的沃爾夫岡·鮑爾和漢堡學派的蒂列曼·格林比較出色。格林有《明代儒教中國的教育和政治》壹書出版。此外，慕尼黑大學的金德曼1963年出版了《儒教、孫文主義和中國***產主義》、奧皮茨1969年出版了《從儒教到***產主義》，顯示了歷史與現實的整合意向。在漢堡、慕尼黑和科隆還有中國學研究所，這些研究所的研究主題根據當前的實際任務而定，如1976年召開的第25屆國際漢學家大會，聯邦德國的學者就寫了《儒法鬥爭：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新階段》的報告。民主德國漢學研究的傳統中心是柏林和萊比錫，在壹些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中也都成立了漢學家的組織，儒學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內容之壹。1972年蘇黎世出版的《世界史上的偉人》壹書便載有貝爾津所著之《孔子》。兩德統壹後，由於中德經貿關系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國際地位，德國研究中國的領域、內容都有巨大的擴展，而對現當代中國的研究更是當前的熱門話題。
在論及德國的漢學研究狀況時，有壹個特殊的人物值得認真加以關註，他壹般並不被人們視為漢學家，但他有關儒教的論述卻在西方世界具有很大的影響，這就是馬克斯·韋伯。韋伯(1864—1920)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他的三卷本著作《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壹卷中包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包括《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在前者中，韋伯論述了新教倫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生發展，而在後者中，韋伯以前者中所提供的資本主義的“理想型”為參照系，試圖論證中國之所以沒能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理性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壹種特殊宗教倫理作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而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這五個東亞國家和地區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來，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跡，它們具有壹個***同特點：同為儒學文化區、具有儒學文化傳統背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傳統的儒學世俗倫理深入民間，構成思想文化的壹大要素。東亞經濟的成功動搖了韋伯的理論，使人們重新審視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並加以正面評價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