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深得人們喜愛的另外壹個更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形式。它三字壹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齊，隔句押韻，讀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兒童喜聞樂道；並且，它的前後句自然連貫，語義順暢，淺顯明白，通俗易懂，絲毫沒有生拼硬湊的痕跡。
宋代之前啟蒙讀物主要用四言寫成
在宋代之前，中國傳統的啟蒙讀物，主要是用四言寫成的。從殘存的遺文和王國維等學者的考證來看，中國最早的啟蒙識字讀本，如《史籀篇》、《倉頡篇》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體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為淺近可讀的壹段，歌頌漢朝的功德:“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聖賢並進，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寫成的。
被人們視為“稷下學宮之學則”的《弟子職》、成書於六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廣泛使用的《開蒙要訓》、成於唐而風行於宋的《蒙求》、介紹姓氏的《百家姓》、傳播歷史知識的《十七史蒙求》、闡釋理學概念的《性理字訓》、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寫成的。在《三字經》出現之後，壹些重要的啟蒙讀物如《龍文鞭影》，還是用四言編寫成的。可以說，四字句是傳統啟蒙讀物最主要的編寫形式。
用三言這樣短小的句子來表達意思，而且通篇如此，還要押韻，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張誌公先生所說:“用簡短(三、四個字)而整齊的韻語，好處在便於記誦，但是往往有兩個缺點，壹是容易寫得艱深難讀或者牽強硬湊，壹是容易寫得貧乏呆板。”(《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第23頁)四言相對於三言，雖然只多了壹個字，除了增加編寫的難度之外，對於成人來說沒有什麽不同，但對於兒童特別是低幼兒童來說，則意味著負擔的減輕，意味著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壹句啟蒙讀物的沿革
以三字壹句的形式編寫的啟蒙讀物，雖然以《三字經》最負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說的那樣，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三字經》的出現也是淵源有自，是中國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和發展的結果。
在《禮記?曲禮》中，有諸如“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之類短小整齊而又押韻的語句；在《列女傳》中，也有諸如“將入門，問孰存”之類的語句。這些語句，教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規範，不虛玄，不高妙，是切近的灑掃應對之類的具體事情，適合蒙童的理解能力，體現了小學“只是教之以事”的特點。朱熹認為，這些短小而押韻的語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朱子語類》卷7)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朱熹把這些內容收錄在《小學》中。
我們註意到，因為時代久遠，又沒有別的證據，朱熹在作這樣的判斷時，審慎地用的是壹種不肯定的疑似口氣。如果朱熹的說法可信的話，那麽，早在《禮記》成書的戰國及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三字壹句、用作蒙童誦讀的讀本了。
在現今依然流傳、由漢元帝時的黃門令史遊編寫的《急就篇》，其主體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壹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學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七言編寫成的，而第壹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強”開始，而以“姓名迄，請言物”轉入介紹“諸物”名稱。這壹部分長達134句，在全書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積，前後句沒有什麽聯系，沒有什麽意義。這種編寫形式，主要是中國人姓名的特點決定的，編寫者並沒有刻意以三字壹句編寫啟蒙讀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經》的淵源時，朱熹的《女已誌銘》也受到個別研究者的關註。朱熹的《女已誌銘》無序文，全部銘文只有86個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葬，亦其誌。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辜，壬寅識。”(《晦庵集》卷93)
陳榮捷在提出這則材料的時候，雖然表明“吾人不敢謂朱子為陳淳《啟蒙》之前驅”，但又說:“陳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襲前人。假如必須先例，則可取諸其師朱子也。”雖然說“更不敢謂朱子為《三字經》之先例”，但強調“其女雖非幼稚，究尚未學，故此文乃為初學而設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頁)，而且反復強調朱熹與啟蒙教育的關系。
的確，朱熹非常註重啟蒙教育，不僅曾編有《小學》和《易學啟蒙》，而且編寫了《童蒙須知》、《訓蒙詩百首》，他的《訓子帖》、《白鹿洞揭示》、《敬齋箴》、《滄州諭學者》、《論定董陳學則》、《朱子讀書法》、《孝經刊誤》等，舊時也曾用作啟蒙讀物。他有關傳統小學的論述，不僅確立了啟蒙教育的使命，而且為傳統社會後期啟蒙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基調。然而，將這篇為他女兒的墓誌而作的銘文，看作是“為初學而設”，看作是為童幼而作，則顯然過於牽強。
銘是刻於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來稱述生平功德，使傳揚於後世。作為壹種文體，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齊的形式寫成，如《大學》所載的著名的商之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為自己早逝的女兒寫的墓誌銘，從內容來看，是為了使其生平懿德傳揚於後世，從形式而言，則合乎“銘”的文體，與啟蒙教育沒有什麽聯系。
朱熹的學生陳淳，倒是實實在在地為啟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編寫了壹部適合兒童的讀本。他編寫的《啟蒙初誦》，全篇完好無損地壹直保存到現在。陳淳最初編寫時，依照傳統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為《訓蒙雅言》(《四庫全書》本此篇序言稱《訓童雅言》)。作者曾自敘其撰著經過:“予得子今三歲，近略學語，將以教之，而無其書。因集《易》、《書》、《詩》、《禮》、《語》、《孟》、《孝經》中明白切要，四字為句，協之以韻，名曰《訓童雅言》，凡七十八章壹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壹句，四句壹章，雖然說輯錄的主要是儒家經典中的語句，但都經過了作者較大幅度的改編。如述及孔子的部分這樣說:“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進禮退義，溫良恭儉，若聖與仁，為之不厭。宗廟便便，鄉黨恂恂，私覿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門，行不履閾，不正不坐，不時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從心所欲，無可不可。”
《訓蒙雅言》編成之後，作者“又以其未能長語也，則以三字先之，名曰《啟蒙初誦》，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後來被熊大年收錄在《養蒙大訓》中，並被改名為《經學啟蒙》。《啟蒙初誦》以三字句寫成:
天地性，人為貴，無不善，萬物備。
仁義實，禮智端，聖與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
學為己，明人倫，君臣義，父子親。
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憤忘食，樂忘憂。
訥於言，敏於行，言忠信，行篤敬。
思毋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入則孝，出則弟，敬無失，恭有禮。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視思明，停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
惡旨酒，好善言，食無飽，居無安。
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通道篤，執德弘，見不善，如探湯。
不遷怒，不貳過，毋意必，毋固我。
道積躬，德潤身，敬日躋，新又新。
祖堯舜，憲文武，如周公，學孔子。
禮三百，儀三千，溫而厲，恭而安。
存其心，養其性，終始壹，睿作聖。
這篇讀物主要講的是儒家的倫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復，可知它主要是作為教授倫理道德而編寫的，識字的目的並不突出。比起《三字經》來，內容也過於單壹，由於主要是集儒家經書中的語句，盡管作者特別註意選擇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較古奧難懂。盡管如此，《三字經》對它的繼承關系是顯而易見的。三字壹句的形式姑且不論，二者開篇都談論人性，並且觀點也完全相同。
從《三字訓》到《三字經》
在《三字經》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經出現。與朱熹(1130～1200)同時的項安世(1129～1208)曾說:“古人教童子，多用韻語，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禮記》之《曲禮》、《管子》之《弟子職》、史遊之《急就篇》，其文體皆可見。”(《項氏家說》卷7)可見《三字訓》與《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壹樣，當時已經廣泛地運用於啟蒙教育。可惜《三字訓》現在已經佚失，我們不知道它的詳細內容。
由項安世的述說可知，為了便於兒童的記誦，它整齊押韻；從書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寫成，而且，這樣的命名和它三字壹句的編寫形式相關聯。陳東原先生說《三字經》“當系元初人就《三字訓》改作”，只是壹種推測，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實，但無論是編寫形式還是命名方式上，它無疑對《三字經》有重要的影響。
《三字經》是中國啟蒙教育傳統的結晶，它的出現，是傳統啟蒙教育長期積累的結果，從形式到內容，都有先例可循，就連它的名稱，也顯然是取法《三字訓》的結果。正因為植根於這樣豐厚的傳統，它才得以厚積薄發，成為傳統啟蒙教材最具標誌性和代表性的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