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在十個方面即“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
“仁”：仁人、愛人、仁愛。自孔子倡導“仁”學以來，“仁”成為中華民族的“***德”和“恒德”。孔子把“仁”作為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把“愛人”作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歸仁”作為最高的社會道德理想。講“仁”，就是講人與人的關系，講人對人的愛，由對父母之愛、兄弟姐妹之愛，進而推及對他人之愛。“仁”，不僅是最基本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標準，講“仁愛”，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理念。中國人至今仍視為有德者為“仁人”，無德者為“不仁”。“仁愛”思想，作為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要求，滲透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特殊品質。
“義”：大義、正義、公平、公正、公道。中華傳統文化把“義”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取向。《禮記·中庸》：“義者宜也。尊資為大。”中華傳統文化把義與仁並用，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內容，提出了“仁義道德”、“仁至義盡”、“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思想。“義”是合宜、應當、應該之意，是作為人應該遵循的最高道義。利他，不以損害和出賣他人尤其朋友來換取壹己的生存和利益。“義”，還有情誼、恩誼之宜，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牽掛、互相關照、互相提攜。親情和友情，發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義”的成分。有“義”，使友誼友情友善純久。有“義”在，朋友不會出賣朋友，丈夫也不會拋棄妻子兒女。“義”，是中華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現。
“禮”：明禮、禮貌、禮讓、禮節、禮儀、禮制。“禮”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會交往之道。禮與仁互為表裏，仁心愛人是禮的內在精神，恭敬辭讓是仁的外在表現。好禮、有禮、註重禮儀是中國這個“禮儀之邦”的傳統美德。中華傳統文化認為，“禮”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標誌。“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儀也。”（《禮記》）“禮”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中國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禮儀文化”。“明禮”，從廣義說，就是講文明。作為倫理制度和倫理秩序，謂“禮制”；作為待人接物的形式，謂“禮節”、“禮儀”；作為個體修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系，謂“禮讓”。明禮、禮貌、禮讓、禮節、禮制，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
“智”：知者、明智、智慧、機智。“智”通“知”。中國古代思想家賦予“智”以豐富的道德和內涵。“智”在知道遵道。學而致知，不知不覺，智而不奸。“仁、義、禮、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而要將這壹切聯系起來就需要“智”貫穿其中，否則即使有“仁、義、禮、信”加持於身，也都不可能通達無礙。新時期需要把中華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學智慧聚成壹體，開啟新的智慧。
“信”：誠信、信任。《說文》講：“人言為信”。“信”是立身之道、興業之道、治世之道。誠信求和。誠信是約定俗成的社會交往準則。孔子把“信”列為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規範”（恭、寬、信、敏、惠）之壹，強調要“言而有信”，“信則人任焉。”“以誠待人”、“以信取人”、“壹諾千金”、“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推崇並發揚光大。
“忠”：忠誠、忠良、忠恕。“忠”，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主張的壹種優良品德。壹提“忠”，人們往往想到“愚忠”，其實這是誤解。在孔子看來，不只是對“君”，對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壹個“忠”的問題。孔子時代，“君”並不稀奇，到處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實，孔子很反對愚忠，對路對心才能忠。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忠”講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謂忠，就是內心求善，外求盡職盡責。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精忠報國、舍生取義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歷代仁人誌士的***同心願。忠於事業，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是中華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聖的價值追求。
“孝”：孝心、孝敬、孝道。中華民族崇尚祖輩傳承理念。主要是對父母、長輩之“孝”，強調長幼有序。孔子首創私學，把“孝”放在教學首位，說“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為先”。人們往往把“孝敬父母”與“包銷祖國”起來，認為“忠孝不能兩全”，甚至貶低“孝敬父母”。這是誤區。其實“孝敬父母”與“報效祖國”二者都光榮。二者可以統壹，也應該統壹。忠孝可以兩全。個別人受條件限制不能統壹，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們要把二者盡量同意起來，既盡到“報效祖國”之“忠”，又盡到“孝敬父母”之“孝”。這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傳統美德。
“節”：節氣、名節、操守、節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在《騰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至理名言。講氣節、重操守、重名節、軟利欲，歷經千百年的錘煉和發展。熔鑄成為不圖名利、為政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