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劉子玄傳》對於劉氏所雲史學三才論，有詳細的解說：“禮部尚書鄭惟忠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於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三長論”指的是史學家的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作為各種知識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學家能否勝任其研究和編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創造性地推動史學進步的關鍵條件之壹。
唐代大史家劉知己提出“史學三長論”的觀點，認為史家須具備三個條件：“才、學、識”，而其中又以史識為靈魂。換言之，以旅美作家林達的通俗表達即是：“記錄和呈現歷史當然是重要的，而樹立壹個正確的歷史觀，可能是壹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所謂史才，是指對史料的搜集、鑒別和組織能力，敘事載言和撰寫文章的能力以及運用體例編次內容的能力。
所謂史學，是指對史料、對歷史知識及其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比如要求史家應熟知著名的歷史人物與事件等。
所謂史識，是指有自己對歷史和史書編撰的獨立的見解和觀點，以及秉筆直書，忠於史實的品質和獻身精神。清代章學誠曾在“三長”的基礎上，加上“史德”，實際上已包含在“史識”之中。
歷史的問題許多是無法用善惡概念來區分的，把史識簡單地理解為區分善惡，自然是劉知幾認識的局限所在。有人說劉知幾的才不過是辭采，學則不過是記誦，僅就上文劉知幾所言來看。再說，劉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學看作壹個人掌握知識的多少，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麽不妥之處。
對歷史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既是壹種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於史家在現實生活中的歷練。壹個史家如果親身參與實際的生活鬥爭，有了現實的經驗，對歷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識是史家、史著的靈魂，也是學術研究的根基。這是古今中外學問大家之***識。史識是個人參與社會歷史活動行為的思想主導，是史家認識、評價歷史的理性判斷的根據，是史著的靈魂；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腳跟，並亦不隨古人腳跟。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壹、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壹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壹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壹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壹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壹件壹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只是我們分來作壹事壹事看。如壹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壹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壹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充分肯定史家直書史事的品質與懲惡揚善的社會責任感。
二、如何研究中國通史此為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筆記。買錢穆的這本書，主要是看看倒底怎麽樣去研究歷史。比如我如果要為很喜歡的某歷史人物寫傳記，我應該怎麽去搜集資料。以前讀歷史總是隨興所至，從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幾乎不讀原版的古文史書。所以對歷史只能說徒有興趣，而缺乏自己的見解和具體的框架。
錢穆的這本書是演講集，講了很多他對歷史的見解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但是過於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從操作層面上來具體學習，恐怕是癡心妄想。也許應該略有感悟之後，老老實實讀壹些史書之後，再來讀他的這本演講集，才能有更深的體悟。
錢穆講歷史有三個特征：變異性，特殊性，傳統性。變異性很重要，正因為有變異，才有不同之處，才值得書寫，才成為歷史。正如人若無變，每日都是碌碌而過，波瀾不驚，這樣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為歷史呢？我喜歡的歷史也恰是大分裂時代。如春秋戰國和三國時代。這些歷史都是風雲劇變，英雄輩出。其間，謀略，軍事，個人成敗，國家興衰，都精彩無比。但這樣的偏好是如何產生的呢？可能只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所處時代相對平庸的緣故。但這種偏好可能會隨著我對現實社會和歷史理解得更深入時會有所改變。其二，特殊性。正因為有特殊，所以每段歷史會吸引不同的人去關註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歡漢唐氣象，有人喜歡魏晉風度，有人喜歡晚明風雲疊起。但關註變異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傳統性，忘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和大動向。錢穆認為中國史的趨勢，是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所謂分久必合。但這個結論的含意不多，僅僅只是壹個簡單事實陳述而已。中國史內在變遷的路徑是什麽，還沒有看到有人能給出答案。
錢穆講到研究歷史的三個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興趣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在這三種方法中，我感興趣的是第三種。錢穆說：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壹代，某壹地，某壹事，或某壹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但難點在於搜集史料和閱讀史料。
錢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研究某壹斷代史，然後回過來再治通史，接著再研究壹部新的斷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則終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大全。思路不錯，但操作難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這樣去做，窮其壹生也未必能完成這個宏偉目標，達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認為可將目標降低。每壹斷代史都研究到，幾乎絕無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環兩三次足矣。最後達到的境界是對通史粗略了解，對某壹部或幾部斷代史則了如指掌。也就成為斷代史專家而不是通史專家。
最後，錢穆也主張新人寫舊史，以實現歷史古為今用的作用。並舉出資治通鑒作為例子。在各斷代史都有的情況下，仍產生了這樣的編年體歷史巨著。而錢穆自己本人也曾寫有《國史大綱》壹書。我所知道的還有臺灣的柏楊也是重寫了資治通鑒。錢穆所提出的新人寫舊史的主張，有其現實意義。但在今天這種快節奏的時代，來完成這種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適的人，也沒有讀者。沒有人接受，就不能傳世，也沒什麽價值。因此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也沒有必要。理想的著作就是結合現實寫的歷史學術性著作。比如萬歷十五年。有這樣的作品出現，就夠了。
三、史學三長在哪篇提出的《舊唐書·劉子玄傳》對於劉氏所雲史學三才論，有詳細的解說：“禮部尚書鄭惟忠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於貨殖矣。
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
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自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三長論”指的是史學家的知識結構。知識結構作為各種知識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學家能否勝任其研究和編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創造性地推動史學進步的關鍵條件之壹。
唐代大史家劉知己提出“史學三長論”的觀點，認為史家須具備三個條件：“才、學、識”，而其中又以史識為靈魂。換言之，以旅美作家林達的通俗表達即是：“記錄和呈現歷史當然是重要的，而樹立壹個正確的歷史觀，可能是壹件更為重要的事情。”
所謂史才，是指對史料的搜集、鑒別和組織能力，敘事載言和撰寫文章的能力以及運用體例編次內容的能力。所謂史學，是指對史料、對歷史知識及其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
比如要求史家應熟知著名的歷史人物與事件等。所謂史識，是指有自己對歷史和史書編撰的獨立的見解和觀點，以及秉筆直書，忠於史實的品質和獻身精神。
清代章學誠曾在“三長”的基礎上，加上“史德”，實際上已包含在“史識”之中。 歷史的問題許多是無法用善惡概念來區分的，把史識簡單地理解為區分善惡，自然是劉知幾認識的局限所在。
有人說劉知幾的才不過是辭采，學則不過是記誦，僅就上文劉知幾所言來看。再說，劉氏把才看作文才，把學看作壹個人掌握知識的多少，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麽不妥之處。
對歷史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既是壹種天分，很大程度上也由於史家在現實生活中的歷練。壹個史家如果親身參與實際的生活鬥爭，有了現實的經驗，對歷史的理解就深刻了。
史識是史家、史著的靈魂，也是學術研究的根基。這是古今中外學問大家之***識。
史識是個人參與社會歷史活動行為的思想主導，是史家認識、評價歷史的理性判斷的根據，是史著的靈魂；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腳跟，並亦不隨古人腳跟。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壹、史才：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須能將壹件事解剖開來，從各方面去看。
如漢末黃巾之亂，可以從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學術思想民間信仰種種角度去看，然後能析理造微，達到六通四解，犁然曲當的境界。另壹方面要有綜合的本領，由外面看來，像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或兩件以上的事，要能將它合起來看，能窺見其大源，能看成其為壹事之多面，這種才智即便是史才。”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二、史識：須能見其全，能見其大，能見其遠，能見其深，能見人所不見處。歷史是壹全體性的，並非真個有壹件壹件事孤立分離而存在。
只是我們分來作壹事壹事看。如壹塊石的堅與白，並不能分，只是我們自己的看法與把捉法把它分了。
若我們能如是來看歷史，每件事便都能見其大。而且歷史只是通體渾然而下，無間斷、無停止地在向前。
我們若能如是來看歷史，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壹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
這樣的見識即便是史識。要之，果尚專業，務近利，則其人決不足以治史。
能崇公業，圖遠利，其人始得入於史。中國人自上古即發明史學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學亦在此。”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壹講如何研究通史六》：“三、史德：有了史才與史識，又更須有史德。所謂德，也只是壹種心智修養，即從上面所講之才與識來。
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這些心理修養便成了史德。”
充分肯定史家直書史事的品質與懲惡揚善的社會責任感。
四、中國歷史研究法怎麽樣錢穆賓四先生出身書香，自祖父即精勤國學，父愛而教子，委婉不擇，循循善誘，任其自悟。
先生天賦聰悟，強於記憶。少習古文，及七歲入私塾，啟蒙於諸鄉裏宿儒，皆兼修中西，尤得閱蔣方震所譯《修學篇》，所載西歐不經學校正規教育而自詡成名者苦學情事，於後事先生自學成見著，不無獲益。
年及十六，為梁任公文《中國前途之希望於國民責任》激勵，愛國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識由此萌芽，又及為梁公歷史論證之厚積廣博而吸引，遂誌向國史之學，傾畢生之精力和心魂，著國學，以存國魂、救國家。錢穆先生誌學，初由子學入門，至壯年，得顯著成績偏在考證，而立之年著《先秦諸子系年》見稱於世；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論著為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立為扛鼎。
先生著述重於考據，且卓於提綱挈領，點睛之華彩，是以其考證全為壹目的——從歷史尋找中華文化之根。為學誌在主張中華民族文化意識中心論旨範式，砥礪激發民情，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乃書生報國之不二典範。
此書***八章，源自1960年代香港講演八題，整理而成那個。通史壹題，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六題，終以文化為其***通串聯骨幹，壹以貫之。
其旨乃仍為先生多年所秉持之中國歷史文化之大義，即歷史為文化傳承的載體。因此研究歷史，“尤必附隨壹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以及至中華民族之文化精神。
這也正是錢穆先生壹生矢誌秉持的誌學理念。 對於文化和歷史的關系，竊以為是相輔相成的。
歷史的發展是接續的，任何變革的形成和發生，在其時間序列上特殊社會物質發展因素的表象之下，都遵循了壹以不變的文化沈澱的本因。歷史研究的本質也是對文化的取向認識。
從興趣到研究方向選取，到研究深入並獲得壹定結論成果的過程，就是對某壹階段文化狀態的由認識到了結，並到達某種程度認同的過程。進而，這種建築於個人理解的歷史而形成的文化觀念被內化為個人文化信仰，再通過歷史研究作品的表達外化，推而廣之於整個社會的文化定位。
歷史並非簡單地客觀事物在時間序列上的空間變化，而是圍繞人的交往互動產生的精神、思維等主觀意念的 *** ，這就是文化。它於歷史，既是因，也是果。
正如錢穆先生所言：“無史無以談文化。”竊以為，無文化在其中勾旋，亦無從談歷史。
歷史研究的路徑亦可概括為對文化之流轉、擴融，更新合壹的發展歷程的追尋。中國歷史的發展常在於壹亂壹治，興衰往替間是政治、經濟、倫理教化的循序漸進，世事之人在其中扮演了承接文化的重要橋梁，即保持了歷史接續不斷的屬性，是以說歷史乃人的歷史。
治亂之間，當世之人的流轉、遷徙將文化帶入新的疆域，文化得以在流轉中不斷通過沖突、交流達到融合和更新，方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而若文化僅囿於壹隅，導致人的思想的局限、偏狹、極端，文化就會糾結於自我保護式的反復自我證明，固化、迂腐而亡。中國的歷史曾經的浩蕩即在於其形成的開放性的文化模式。
文化沿承壹歷史發展的姿態展現，實為其命脈之所系。 研究歷史要以史料為依據，統之以哲學思考，而這種哲學之思的形成亦來源於文化的浸淫。
哲學是壹種人對社會倫理的思考。這種思考源於建諸於文化的對生活、歷史的反省、總結。
之於中國哲學而言，它更是實際的，所謂“致知在格物，切實言理”，以解決社會人群的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目標。其思想路徑必須與世事發展的歷史脈絡緊密聯系，因而形成的統之以文化的思維方式、世界觀、人生觀必定是歷史屬性的。
文化的形成在於歷史的發展，歷史通過文化得以壹脈相傳。所以，研究歷史必重其文化。
有言中國古代學術研究為“史外無學”，即在於經史子集皆出壹體，謂之文化。余英時先生挽錢穆賓四先生，稱其為“為故國招魂”者，所謂“國魂”即是中國傳統自成壹體、延承千年之文化。
無文化則國族危。今日國學之大興，若承先生之誌，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