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雅”壹詞最早即來源於《詩經》，本是指詩歌的壹種類型，“風”是《國風》，“雅”是《小雅》、《大雅》。
春秋戰國及西漢年間，在正統文論中，多是《雅》《頌》並稱，淮南王劉安《離騷傳》、太史公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評語“《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推此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句壹出，以“風雅”代表《詩經》的偉大傳統遂成定論。
2.
在揭示出或概括出風雅的所指即風雅精神和風雅傳統之前，我們先來看壹下浮在冰層表面上的那壹小部分的元闡釋意義的能指。《詩經》三百篇作品是經過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時間搜集整編起來的。
“這些作品的來源大致有三:壹是貴族統治者為配合禮樂而專門制作的詩歌，主要是《頌》和大、小《雅》中的壹部分；二是公卿列士為補察時政所獻的詩，主要在大、小《雅》之中；三是民間采集的詩謠，此處指《國風》。”
我們看到，《風》《雅》《頌》與其來源並不是壹壹對應的，即是說來源不是區分《風》《雅》《頌》之所以是《風》《雅》《頌》的依據。那依據是什麽呢？或者說《詩經》的這三種類型之間的內在區別和細微變化是什麽？
3.
依我看，孔子分詩的標準當不是按壹種因素來劃分，而應是多種參考的整合。
大抵有四：
壹種是按時間來劃分，《頌》、《大雅》作於西周盛世之時，《小雅》作於西周末年和東周初年，《國風》大多作於春秋前期至中葉，由《頌》到《大雅》到《小雅》到《國風》，周王朝之名存實亡、禮崩樂壞可見壹斑；
壹種是按音樂類別來劃分，《詩經》是孔子搜集整理“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而成，如《通誌·昆蟲草木略》雲“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由於詩與樂、舞的分離，因此詩的政治功用、使用場合、社會內容諸多方面的差異都是出於其音樂曲調的不同，這種觀點得到近代大多數人的認可；
壹種是按地域來劃分的，這主要體現於十五國風的區別上，《秦風》是采秦地之歌謠而取名，鄭衛之音多纏綿愛情之謠，差別似不明顯，因國名不同而分為《鄭風》《衛風》，雅舊讀作夏，夏者，中原是也，地理者，本來就是壹種佐證，與音樂分類相照應；
還有壹種分法是按照詩的功用、用途來劃分，從儒家思想“成教化，助人倫”出發，如《大詩序》從政治功用的角度解釋“以壹國之事系壹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在用途方面，風雅頌分別使用於日常生活、朝會宴饗與宗廟祭祀典禮場合。
4.
孔穎達的這種解釋即是我們現在通行的“三體三用”說，風、雅、頌是三類詩體，賦、比、興是三種基本的表現方法，用孔穎達的說法即是“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賦、比、興作為三種基本的表現方法，從漢代《毛傳》標“興”，到宋朱熹“賦、比、興”的全面倡導，這三種表現方法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進而成為中國詩學傳統的藝術手法，並為古今詩人、文人、學者借鑒、學習和使用。
關於賦、比、興的解釋，六朝即有專文論述，如劉勰在其專著《文心雕龍》都有專門探討，《詮賦》篇說：“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誌也。”《比興》篇說：“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鈡嶸在《詩品》中言“直書其事，盡言其物，賦也。”“因物喻誌，比也。”“文已盡而意有余。”到了朱熹，其解釋簡明扼要而又通俗易懂，“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因此此說受到普遍接受。夏傳才先生關於“賦、比、興”的總結很好，“賦，就是從多方面去鋪敘事物，指摹景物，狀寫情態，借以抒情言誌，用途廣泛。比，就是比喻，如《詩經》中的《鴟鸮》、《鶴鳴》、《碩鼠》就是比體詩，但用的更多是描寫和敘述中的比喻和比擬，起到渲染事物、突出特征、顯示性質、強化形象的藝術效果。興，是發端起興的藝術手法，可以具有襯托意境，營造氣氛，借景寄情，產生情景交融的藝術效果。”
關於《詩經》的藝術表現，張西堂在其《詩經六論》的壹篇文章《<詩經>的藝術表現》中總結的很詳細，概況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概括的抒寫，層疊的鋪敘，比擬的摹繪，形象的刻畫，想象的虛擬，生動的描寫，完整的結構，藝術的語言。進而指出《詩經》的表現手法已經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5.
近代著名學者朱自清先生在解讀《詩經》時指出：“‘詩言誌’是壹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誌’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誌’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壹樣；那‘誌’總是關聯著政治和教化的。”（朱自清 經典常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孔子在引用《詩》的時候采用借用即斷章取義的方法隨文生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比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以玉喻人，孔子是非常重視《詩》的作用的，如“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言誌”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有“詩以言誌”的記載，《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誌”，《孟子·萬章》說：“以意逆誌”，《荀子·儒效篇》說：“詩言是其誌也”。
拿孟子的“以意逆誌”說來講，孟子提出了“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即“知人論世”的見解，指出解詩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於字句上。孟子的主張是對的，但是他從自己“王政”的思想出發，強調詩的政治教化作用，後來《詩》的註解如毛《傳》鄭《箋》更是變本加厲，將《詩》的教化作用推至無以復加的地步。
從孔子以“無邪”概括《詩經》思想內容，強調詩的思想感情必須歸於雅正，突出“詩言誌”從思想感情上感化人和對人進行道德規範的作用；到後來的解經者主張“持其性情”、“發乎情止乎禮儀”，以至於“溫柔敦厚”儒家詩教的提倡，這壹系列觀念都把“誌”局限於符合雅正，詩人作詩表達的思想感情不能有悖於“禮儀”，不能違背封建倫理綱常，不能有損於統治階級利益。
6.
在梳理了《詩經》的來源、分類標準及詩之“六藝”（藝術表現和思想內容）和詩“言誌”（政治教化，追求“雅正”）後，我們再來看“風雅”精神，作為文學典範的《詩經》，它不僅僅在文學藝術領域確定了優秀藝術作品的學習借鑒意義，而且在思想內容上確立了“溫柔敦厚”的“中和”美準則。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說，風雅傳統就是既有《詩經》“六藝”藝術性的感染力和表現力，同時又講求善與美的統壹，註重文學對政治、社會、道德和價值取向的幹預和輔助的現實主義傳統和文學創作富於浪漫主義傳統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