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理想與現實的二元沖突十分突出，長時期內人們從宗教中尋求理想，理想就是天國。資本主義崛起後，出現了各種空想社會主義。但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人與人之間是自由平等的思想早在古希臘時代早就出現了，這種思想反映在“公民”的價值觀念。盡管如古代希臘、羅馬時代也是等級森嚴，但令人驚嘆的是，公民文化不僅有理論的闡述，而且還有政治實踐。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繪了等級的集體主義社會理想；亞裏斯多德則闡明了個人應有的權利，甚至區分了結果平等與比例平等。羅馬人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壹個***和國，長達數百年。其權力結構由元老院、行政長官、人民大會組成，實質就是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三種因素的混合，這三種因素得到“精確的調整並處於恰好的平衡狀態”(古希臘學者波利比阿語)。西塞羅對這種***和政體進行了總結，得出了國家就是人民的事務的結論。這些為後來洛克、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奠定了基礎。在中世紀，世俗與宗教二元尖銳對立，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妳地位高低、財產多少，死後都是壹樣的。這體現了對世俗等級制的強烈抵抗。盡管世俗政權壹直要爭奪對人的精神的控制權，而教會也壹直想插手世俗事務，但最終卻是各管壹方。基督教對人的思想實行了長期的禁錮，但也培養了思想的獨立思考的精神。文藝復興開始恢復人的地位，資產階級將宗教中的人的平等移植到現實生活中來，以此反抗封建等級制。最終，***和政體或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成了現代西方社會政治現實，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在這樣壹種社會結構中，通過平衡各種力量之間的關系達到協調壹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都是壹種契約關系，具有雙向先擇性，而非強制的關系。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階級對立所帶來的危險，這種社會在目前的生產力條件下，幾乎是完美的。
西方強調通過對立的制衡達到平衡，在難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時，則通過戰爭尋求新的平衡。在處理人際的矛盾上，西方沒有中國的內省調和的觀念，也較少忍讓、“吃虧是福”這些觀念。在基督教中，每個人來到這個世上都是來贖罪的，因此對待人的暴行和罪惡，請求上帝的寬恕，自己對暴行不加反抗，那不是因為自己的修養問題，而看作是對自己的救贖。
如果說中國古代倫理道德的基礎主要是家庭的話，西方倫理道德的基礎則是個人。消滅家庭早在柏拉圖那兒就有了萌芽，這與中國傳統是多麽鮮明的對比。在西方人眼裏，家庭無非也是壹種契約關系，可以隨時解除。個人的奮鬥與成功不是為了家庭，而是為了個人自己。家族的榮耀更多的是純血緣的，而看不到中國那種家庭禮儀的繁文縟節，如各種各樣的家規，還有《顏氏家訓》之類的東西。在中國，人為了秩序特別是家庭的秩序要犧牲個人的自由，而在西方，壹切秩序如果不利於個人自由，這個秩序就壹定要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