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詩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感性是以健康心理為前提，理性應以積極入世和消極出世為界線，二者還得受制於詩人文學素養和人品的養成；
（2）、詩歌的對話形式，登峰造極者也無非是古者之真傳的賦、比、興，了解和掌握了賦、比、興，無論是“與心靈有聯系”，還是“超級感覺的語言”，都有了操作的依托！
張修林：
鑒於真正了解現代詩歌目前的發展狀況和發展水平的人，相對來說比較少，幾乎僅限於內部的即先鋒詩歌的理論與創作的圈子，而壹直以來，現代詩歌經常遭遇來自外部各種層面的誤解、指責甚至非難，這裏，我先談第二點。
傳統詩歌之真傳的賦、比、興，也不過是古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方法而已，我們知道，賦，稱賦陳，又叫鋪陳、鋪排，是鋪陳、排比的簡稱，就是將壹連串內容緊密關聯的景觀物象、事態現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為，按照壹定的順序組成壹組結構基本相同、語氣基本壹致的句群，它的確有壹定的加強語勢和渲染環境、氣氛和情緒的作用。不過，它主要是廣泛用於古代的賦體中，現代的散文，也有不少采用這壹方法的，但現代詩歌中尤其是短詩中，極少甚至幾乎不采用這種方法。
為什麽呢，因為詩歌是語言精妙的藝術，在字數有限的情況下，大量采用排比和鋪陳，使詩歌變得松散和羅嗦，出現散文化傾向，這樣，肯定會影響詩歌的在壹定容量下的“詩意”。比，即喻，現在稱為比喻，比喻當然也是現代詩歌最基本的手法，用得很普遍，壹般說來，用來作比的喻體事物總比被比的本體事物更加生動具體、鮮明淺近而為人們所知，便於人們聯想和想象，不過，比喻無非壹種詩歌的基本手段而已，不能認為比喻就是詩歌形成的主要構成要素，正如文字更是詩歌的基本手段，但不能說掌握了文字就掌握了詩歌壹樣。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從特征上講，有直接起興、興中含比兩種情況，從使用上講，有篇頭起興和興起興結兩種形式，它於詩歌，同比喻的作用壹樣，也無非是壹種修辭的工具。
對於現代詩歌，與中國傳統的古代詩歌，是應該有重要差異的。盡管，後者中，有壹些創作方法比如妳所說的賦、比、興，可以並且在繼承和使用，但更應該看到，後者有可取之處的並不多，而且往往被縮小了，它的大多數，內容並不好，不過表達士大夫情緒，在封建等級制度下的壹些皇權思想，個人得失的小心情、小情感，在表現手法上，也較為單調，更多在乎格律、格式和詞匯的堆砌。
現代詩歌，才90年歷史，源自尊崇平等意識和自由精神的西方。當然源自並不意味著完全照搬。就表現手法而言，現代詩歌是非常豐富的，遠非賦、比、興所能相比，有學習借鑒過來的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各種表現方法，也有眾多的國內先鋒理論家和詩人在不斷研究和嘗試新的表現手段----比如，在80年代，非非詩派就提出了“語言還原”理論；90年代中，我於1991年所寫的《詩歌的語言理論及其方法》裏，就提出過壹些，可惜這篇長達壹萬二千字的理論文章，寫完後將僅有的壹份按好友鄒赴曉的意見寄給了當時主持《石家莊文化報》的詩人左春和，左回復將發表於該報，可後來沒有音信，去函催要原稿也未有結果，現在我是記不起提出了些什麽語言理論和方法了；在後來的壹些詩歌理論和評論文章中，我又提出了壹些，比如絕對張力（指詞與詞之間、句與句之間直接的、內在的秩序性的不借助於比喻聯系所引發的反應力量）；另外，我的壹位朋友余怒，這位以最著重詩歌技藝的探索而廣為人知的先鋒詩人，就提出並實踐著“強指”、“誤義”、“隨機義”等表現方法。類似的新的語言修辭理論，實在不少，我例舉的，不過其中壹小部分。
在現代詩歌的內在創作精神方面，也有很多新的主張----我的詩歌理論評論文章，其內容大多就是詩歌的精神內核方面的研究；非非主義周倫佑先生也提出了“紅色寫作”和“體制外寫作”。當然還有其它壹些主張的。現代詩歌在這方面是有壹些頗具積極意義和建設意義的研究的。盡管因為時間短暫，在中外融合上，在創作方法、內容和傳播的實踐上，我們的現代詩歌不壹定就非常成熟。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目前來看，也有很多亂七八糟而似乎名聲顯赫的所謂現代詩人和現代詩歌。但無論如何，它經過了傳統繼承、學習他人和總結發展的階段，到今天，肯定是順應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新要求、平等意識和自由精神的發展的，絕不是傳統的封建意識和單調創作方法的那些古體詩歌所能比擬的。
壹直以來，有很多的人，不了解和研究歷史，不研究中國的社會狀況和現代詩歌發展狀況，不研究現代社會的基本理念和精神，片面地拿曾經輝煌的唐詩宋詞來貶低現代詩歌，這是非常錯誤的。唐詩宋詞再輝煌，也只能作為歷史，也只能在作為封建社會的唐朝和宋朝輝煌，總體上看，它們與現代社會的精神是不合拍的甚至相悖的，如果再讓它們在現在輝煌，那歷史只能倒退----不僅唐詩宋詞，封建社會的傳統文化，也應該持類似的態度。最近以來，學術界有壹種無原則、無限制地吹捧封建傳統文化的勢頭，我認為，這實在不是壹件好事情。
賦、比、興不過是詩歌寫作的壹些基礎的、初級的表現方法，壹些最簡單的、外在的表現工具和手段，它們只是詩歌外在問題的最基本的壹小部分，遠遠不足以反映現代詩歌的語言修辭程度和水平，它更與現代詩歌的內部問題即精神理念毫無關系，當然遠遠不是構成優秀詩歌的重要條件。
至於詩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問題，在《答文友（壹）》中我談過了，現在結合妳所提出的認識，稍微深入壹些地談談我的看法。不錯，感性是以健康心理為前提，但對於詩人，不能僅僅要求他們只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那種正常的或者說正當的感性，詩人的感性理所當然應當更豐富，他們應當呈現更為寬厚、更為進步、更具有前瞻性和引導性的美好情感，呈現出更加燦爛的道德的和美學的心靈愉悅；不過，要比較完善地做到這些，詩人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因為，他們總會遭受來自世俗社會的各種阻力，有時，在社會的強大的世俗性面前，這種阻力甚至是致命的――這就要求詩人有著更為成熟、更為包容和更為堅韌的理性，形成特定的心靈承受能力，以抵消來自外界的種種困擾----至於那些不具有良好品質，僅僅依托詩歌對世俗的追隨而獲得某種藝術之外的利益者，當然不會感到什麽困擾，無需這樣的理性了。
在我看來，理性應當是始終積極入世的，並非以消極出世為界線即以消極出世作為緩解困擾和壓力的手段。詩人關註社會、關註民生、關註人性，不應當是階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所以，理性應當始終是堅定的、良性的和前進的。當然，要做到這點，而又能夠化解內心的不安、痛苦甚至絕望，是非常困難的，這就要求詩人具有很高的人文素養，並且形成上面所說的成熟、包容和堅韌的理性。
說了這麽多，不能算是對妳的兩點感悟的回答，更不敢說是什麽指教，只能說是我通過妳所說的這兩個問題，產生了上面的壹些想法，和妳商榷而已。
2xxx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