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後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徽州，既是壹個徽民以賈代耕、寄命於商的商賈活躍之區，又是壹個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文風昌盛之鄉。在歷史上，賈與儒密切聯結，成為徽州商幫的壹大特色。傳統世代的儒化徽商，壹方面促進了徽州故地的儒學繁榮，另壹方面反過來又借助於儒學對徽商的商業經營活動產生了深刻的歷史影響。
徽商之所以賈而好儒，壹則因為商業自身發展的需要。由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商品與貨幣的運動錯綜交織，商品供求關系變化萬端，作為商品經營者須有相關的商業知識和社會知識，才能正確分析和把握市場形勢，當機立斷以獲厚利。同時，隨著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同行業之間以及各行業之間的交往關系日益密切，這又需要商人具備壹定的組織管理才幹，方能在商海中大顯身手。如此從賈就要與業儒結下不解之緣。二則因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稱禮讓之國，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學興盛之後，崇儒重學的風氣日益熾烈，這樣的社會環境致使徽商潛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響，加上徽商中許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較良好的儒學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說教、倫理道德，自然就成為他們立身行事、從商業賈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壹個地方，商務余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遊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後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
還有歙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歷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裊裊，家築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壹日五中書之稱。
他們有的是在實踐中雅好詩書，好儒重學，賈名而儒行，抑或老而歸儒，甚而至於在從賈致富使家業隆起之後棄賈就儒。有的在從賈之前就曾知曉詩書，粗通翰墨，從賈之後尚好學不倦，藹然有儒者氣象。如旌陽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貿，……然雅好詩書，善筆丸，雖在客中，手不釋卷。（《旌陽程氏宗譜》）再如休寧商人江遂誌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恒壹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 （《濟陽江氏族譜》）有的則勸令子弟業儒攻讀，以期張儒亢宗。於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的識見和態度，往往是延名師購書籍不惜多金。（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盼望子弟能夠擢高第，登仕籍，從而振家聲，光門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與此同時，不少徽商還毫不吝惜地輸金捐銀，資助建書院興私塾辦義學，以振興文教。
徽商以賈者力生，儒者力學為基點，竭力發揮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社會功能，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而集於壹身，叠相為用，張賈以獲利，張儒以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