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上我們可以說：壹切與愚民術相關的內容，包括禁絕真理、迫害知識分子、打擊異端並強行統壹思想，在韓非筆下都得到了清晰有力的系統闡述，在韓非身後都得到了歷代王朝統治者的貫徹：貫徹的程度或有深淺，貫徹的意誌則壹以貫之，不絕如縷。令人扼腕的是，這個本來有能力以自己的天才大幅提高漢語思辨水準的理智強人，偏偏明珠投暗，把自己的絕頂智力不是像古希臘哲人那樣用在熱愛智慧、探求真理上，而是將自己生生鑄造成壹個思想酷吏，僅僅為了滿足帝王的統治欲，不惜荼毒百代蒼生。對中國文化來說，這純屬無妄之災。我覺得，韓非制造的大量惡果，並未得到後人的系統清算，參照“無名英雄”的構詞法，韓非在更多時候仿佛壹個“無名惡棍”，壹邊播撒了無量罪孽，壹邊卻免去了千夫所指。今人慣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始作俑者歸於漢儒董仲舒，其實，董仲舒不過在追隨韓非的意見，在韓非筆下，類似意思層出而不窮，喋喋而再三。“罷百家，獨尊儒術”可以有很多變種或偽形，自打韓非出，中國人即被迫置身於各式變種和偽性裏。此法的本質只是壹條：為了最大程度地強化統治力，不惜把真理趕進死牢。論危害性，此法之惡無以復加，等於從源頭上杜絕了民族智力發展的向上空間，從精神上矮化了吾族吾民的靈魂。現代人已能普遍認識到，真理必須置諸美國大法官小奧利弗漸溫德爾瑣霍姆斯所謂“思想市場”上，通過自由的探討和辯駁，才能得到保障和捍衛。偉大的思想從來不是易碎的瓷器，需要小心輕放；也不是成捆成捆的金錢，需要有人荷槍實彈地加以保護。
古希臘的民主制，以今日眼光來看雖還遠未成熟，只能視如民主制的胚胎，但饒是如此，也能與古代中國的專制文化形成酷烈對照。民主與專制之別，在於前者以個體為本位，後者以統治者為本位；前者專註個體的權利，後者強化統治者的權力；前者沒有明確的統治與被統治之別，統治的合法性源於公民的授權，後者卻把統治者與人民置於無可調和的對立面上。反映在智慧態度上，以個體為本位，則會尊重個體的價值和尊嚴，因而必然會把培養、激發公民的智力放在首位，依民主制的理解，公民的智力發展與國家的安康是壹而二，二而壹的。反之，以統治者為本位，則難免得出韓非式結論，僅僅把百姓視為壹種工具，亦即帝國的耕戰者。事實上，將民智的開啟視為危及統治的禍因，壹直是專制統治的特色，愚民術恰是其邏輯結果。換言之，依封建專制的眼光，民眾的愚蠢才是國家穩定的可靠保障。用韓非的話就是：“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故舉士而求賢聖，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韓非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至於他有資格把梁啟超兩千年後的那壹聲痛哭，視為對自己的遙遙致敬。在致徐佛蘇的信中，梁啟超寫道：“我國萬事不進步，而獨防民之術乃突過於先進國，此真可為痛哭也。”
中國的王朝史極為漫長，正如做慣奴隸的人可能培養出奴性品格，長期匍匐在愚民政策的高壓下，人們也會逐漸形成對智慧和真理的漠然。另外，文化傳統中的反智氣氛固然會妨害民眾追求真正的智慧和真理，但也會在另壹面助長智力的旁逸斜出。智力是個中性詞，智力可能體現在爾虞我詐的爭鬥中，但爾虞我詐從來不等於智慧。浸淫在反智氣氛中的人較易養成對黠慧的審美，而這份審美又會加劇社會的反智性。
宋正懷薦自《學習時報》2012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