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中華歷史，只能感嘆，來自滿蒙的劣制文化的喧賓奪主，用醜陋的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貴典雅的漢服，用奴性的冷漠和無恥替代了中華傳統美德的壹切。而這種遺毒仍在繼續流淌。
次次剃發易服、圈地運動，份份“禁書令”、“禁海令”，場場動輒萬人“誅九族”的文字獄，殺盡了最後壹位有智能有骨氣的漢人，抄盡了最後壹本閃著星點思想火花的書籍。海瑞大膽直言的陣陣清風，顧憲成東林講學的縷縷回音，徐光啟渾天儀前躑躅的片片背影，都已從歷史的長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禍患百年的愚昧與奴性。
《大清律例》也說：“造賣印刷者，系官革職，軍民杖壹百，流三千裏；買者杖壹百，徒三年；看者杖壹百。”
想來，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興嘆，始皇的“焚書坑儒”也要自慚形穢。
然而，我們乖巧地穿上了所謂的“唐裝”和旗袍，萬馬齊喑著“文化輸血”。
應該澄清的是，魯迅批判“吃人的歷史”實乃批判滿清遺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辮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漢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魯迅後來所說的“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的”，中國歷史上大概沒有壹個王朝像清代這樣，反清的旗號從清初延續到清末余有二百多年。
有別有用心者正在篡改著先人的用意，以期更完美地埋葬我們的傳統。
我們乖巧地繼承著只有兩百年歷史的流氓文化，卻以“龍的傳人”自詡，不覺得羞恥？
當然，既然繼承著無賴氣質，又怎麽會覺得羞恥。
中國人不弄清文化閹割與文化融合的區別，硬是要說那是“學習”、“借鑒”、“融合”過來的，正如不知道熱情握手與互扇耳光的區別，不明了見義勇為與流竄強奸的區別，愚昧到了可悲的地步。
壹旦有人覺醒，想穿上仍然飄逸華美的漢服，想重現真實的歷史，重新找回那份久違的尊嚴與自豪時，壹些人便小醜似地為其壹壹戴上帽子：“大漢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破壞者”，口誅筆伐。
於是，“中國人在背叛偉大的先輩”便出自壹個韓國女大學生之口。
“辮子戲”在上演。
屏幕上，珠光寶氣的皇上、貝勒、阿哥、格格們，面對著滿堂太監和奴才的翹臀，得意地接受著觀眾的朝拜。
《某某大帝》、《某某格格》、《某某王朝》、《某某風雲》和各種“戲說”乃至“正史”，流水線生產般新鮮出爐，重復著散發著腐臭的謊言。
本該澄清這壹切的文化精英們，卻又壹次選擇了背叛，爭先恐後地湊到鏡頭前，絞盡腦汁令這些遺毒圓滿
壹批批紀念館拔地而起，供奉著洪承疇，尚可喜和吳三桂。
壹群群意氣風發的專家學者歌舞升平，為漢奸人格、屠夫氣質、奴才原則樹碑立傳。
“辮子戲”的泛濫不再僅僅意味著審美的缺陷，而開始預示著文化的斷層，脊梁的夭折。
壹個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壹個歌頌自己屠夫，壹個缺乏誠信的民族只是韃靼文化繼承者，大陸沒有華夏，華夏不在中國。
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信乎！
因為禮曰：“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
今天的我們，絕對是炎黃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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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經這樣評價：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時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州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
崖山之後無中國，閻吏之後無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