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點半壹到，喬家大院開始閉門謝客。從景區入口到喬家大院堡墻根下的“國保碑”，中間除了隔著壹個遊客中心，還包括壹條足有三百米長的遊客通道，這是喬家大院昔日作為5A 旅遊 景區的標配。
新修的“喬家大院”牌樓氣勢磅礴地立在208國道壹側，背後是壹片開在仿古建築群中的商鋪，正對面則是北京燕京啤酒（晉中）有限公司的廠房，屬於祁縣經濟開發區，緊靠著喬家大院所在的東觀鎮。這些景觀***同見證著這片土地過去數十年來發生的變化。
從高空俯瞰，如今的喬家大院有點“遺世獨立”的味道——除了東邊的遊客中心和商業廣場，其他三面均是拆遷後長滿了雜草的土地，房基在其中若隱若現，灰色護欄把守著邊界，讓人無法進入，也難以窺探。
2008年太原理工大學建築學院的調研數據顯示，喬家大院所在的喬家堡村總建築面積148057平方米，其中喬家大院所在的民俗博物館4175平方米，位於村莊中心位置，占比2.8%；傳統風貌區（含需整治）面積占22.7%，而風貌區外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建築面積則占74.5%。自2013年起喬家堡村開始整體搬遷，到2017年宣告完成，喬家大院終於失去了它長久以來的拱衛，徹底暴露在了時代的浪潮之中。
誰的喬家大院？
2014年前，喬家大院所在的喬家堡社區還叫喬家堡村，是壹個以喬氏為主的血緣聚落。除了喬氏兄弟精美的宅院，過去，那裏還有廟宇、宗祠、書院、商鋪、戲臺、水井、古槐等。
我們現在說的喬家大院，狹義上指的是清代著名晉商喬致庸及其後人修建完成的“在中堂”，2001年它憑借突出的古建價值被確定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義的喬家大院，還包括2008年後陸續修繕復建的寧守堂、德興堂、保元堂和喬家花園（簡稱“三堂壹園”），位於在中堂的北側和西側， 歷史 上其他堂歸屬於不同的喬氏支系。
新中國成立後，喬家大院歸公，1966年後長期作為中***祁縣縣委黨校使用，1984年政府下文將其改為祁縣民俗博物館和文物管理所，開始全面整修和維護保養。1986年民俗博物館正式開館， 旅遊 興起。2008年，祁縣政府試圖將已經列為國保單位的喬家大院經營權入股新成立的 旅遊 公司，鬧出“賤賣喬家大院”壹事，最終被省政府批復違反《文物保護法》，此後，祁縣國資委控股成立 旅遊 公司進行經營管理。
2015年，喬家大院景區再度改制，山西本地壹家民營企業投入大量資金入股 旅遊 公司，負責“三堂壹園”及景區的改造運營，公司由國有控股變為國有參股，喬家大院的 旅遊 開發進程加速。在中堂則繼續由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管理，屬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令人玩味的是，“喬家大院”的商標權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這家 旅遊 公司，而是由喬家堡村原村支書喬俊海在2004年註冊，現屬於其女喬安琪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壹家 旅遊 公司。
短短幾十年的 旅遊 發展歷程，讓喬家大院的歸屬變得異常復雜。孤堡般的喬家大院，已經很難再讓人將它與 歷史 上的喬家堡村聯系起來，它已在傳統的 歷史 環境中失去了位置，無法再用村落的肌理去度量，原有的 社會 結構也被壹並瓦解。它雖然是國保單位，但涉及到諸多管理主體和利益相關方，包括各級政府、市場和個人，是不同需求的投射。 旅遊 的標簽深深地印刻在它的身上，但對於遊客來說，過度的商業化和同質化，導致喬家大院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掉隊”的遺產保護
中國傳統村落由住建部聯合其他國家部委頒布，旨在對傳統村落實行整體保護，力圖兼顧傳統建築、村落格局和非遺等保護對象，要求統壹編制保護規劃。2013年，喬家堡村入選第二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也就在同壹年，喬家堡村開始整體拆遷，喬家大院周邊的民居、古樹與寺廟成為被整治的對象，以適應於 旅遊 發展的需要。
2016年住建部等七部局發布《中國傳統村落警示和退出暫行規定（試行）》，其中第十七條規定，“整村撤並的或整體遷出原住民後搞 旅遊 景區景點整體經營開發的，直接予以退出”。從2011年開始申請5A景區，到2014年成功驗收，再到2019年被摘牌，喬家大院的 旅遊 已經走了壹個輪回。
如今打開“中國傳統村落數字博物館”官網，喬家堡村仍然登記在冊，並未受到任何警示或除名的通告。今年5月，住建部發布通知，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完成中國傳統村落的掛牌工作，不知道這塊70×50厘米的標誌牌將懸掛在喬家堡的哪個位置。
2008年編制的喬家大院國保單位保護規劃，明確將在中堂劃為重點保護區，並增劃了壹圈壹般保護區，設置了29.3公頃的兩類建設控制地帶，裏面囊括數棟保護類建築。通常，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規劃應根據保證相關環境的完整性、和諧性的要求劃定或調整建設控制地帶，對相關建設活動進行體量、高度、色彩等指標的管控。
喬家堡村的“壹拆壹搬”，倒是讓人暫時無需擔憂私搭亂建對文物環境的破壞。2017年上半年，喬家堡的拆遷工作已經接近尾聲，祁縣政府和 旅遊 公司準備在喬家堡村原有的900畝土地上謀劃新的 旅遊 項目。國家文物局在同年7月沒有同意其報批的《喬家大院周邊環境整治與保護利用方案》，認為該利用方案存在損害村落形態和村民利益的風險，而從程序上來說，現在的文物（村落）環境與原來編制文物保護規劃時相比，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原有的管控標準已經失效，因此首先需要對保護規劃進行重新修編。換言之，對文物環境的破壞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看起來，遺產保護工作又掉隊了，這究竟是因為文物保護部門的弱勢，還是特定 社會 經濟條件下必然的結果？
2005年，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中國西安通過了《關於 歷史 建築、古遺址和 歷史 地區周邊環境保護的宣言》（下稱《西安宣言》），認為遺產本體與其周邊環境具有密切關系，除了視覺環境外，還包括過去和現在在周邊發生的 社會 和精神實踐活動、傳統習俗等非物質環境，二者***同構成了壹個地方性文化的整體。2008年，ICOMOS通過《關於場所精神的魁北克宣言》，進壹步補充了《西安宣言》，提出由物質與非物質元素***同構成的場所精神，它由不同群體***同建構而成，具有多重意義，而傳統文化群體壹般最為了解它、最具資格捍衛它。
鄉村振興需要怎樣的文化傳承？
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應該更積極地尋找解決鄉村問題的辦法，但是有些老路、錯路要規避。
名為整治實為拆遷的遺產保護手段，背後壹方面是經濟利益暗流湧動，另壹方面“壹刀切”的工作方式也在壹定程度上助長了這種風氣。像喬家大院壹樣傾註大量資金和資源的做法，或是大的政策變動，這種大規模、高強度的幹預，往往會對壹個村子原有的自然和文化生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壹旦失去，很難再挽回。
遺產保護實踐首先是壹種文化傳承，其次才是經濟、政治、 社會 活動。用後者的標準去評價和衡量前者取得的效果，也是許多鄉村遺產保護或鄉村建設的實踐者最容易感到氣餒的壹點。
鄉村 社會 是壹個復雜的體系，從任何壹個角度切入都有局限性，正如喬家大院靠 旅遊 不可能解決社區發展的所有問題，其他領域或專業也不能將各自的效用和責任無限放大。
除了用“摘牌5A景區”來衡量喬家大院的 旅遊 發展得失，還需要能對它的遺產保護和文化傳承進行評價和管理的體系，這個體系同樣需要有壹定的約束力和影響力，需要更加明確的獎懲機制和權責體系，根本上是要避免將文化傳承異化為其他活動的附庸。新近公布的《中華人民***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文化傳承”單獨成章，其意義可見壹斑。
在舊城改造或城市遺產保護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拆真造假、拆舊建新的負面案例，即便到今天，打著文化復興和遺產保護的旗號重建古城、古街的項目仍然在各地湧現。周圍拆得幹幹凈凈的喬家大院，是這壹模式在鄉村的翻版。人們常常忽略，大院固然標示著身份與地位，但它本質上孕育於鄉土 社會 。
鄉村振興不是讓鄉村成為“城市人的後花園”，鄉村文化也不是城市文化的簡單復刻，不能以 旅遊 人氣作為其成功與否的標準。當年晉商長期在外謀生，留婦孺老人在家，也在壹定程度上造成了鄉村的空心化，但是由於資源的有效反哺，並未妨礙鄉村 社會 的穩定發展和鄉村文化的代際傳承。
鄉村振興不能要求所有的村子都“火”起來，但是可以在以村民為主體的原則下，增強政策的靈活性，達到資源“返鄉”的目的，從而以壹種更加溫和和可持續的方式實現文化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