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記《大公報》時期的“文人論政”
所謂“文人論政”，就是知識分子以匡扶時世為己任，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貫穿到言論當中，力圖以言論來指引國家的走向。在近現代報刊在發展過程中，始終閃耀著“文人論政”的光芒。本次研討的主要是1927年——1948年時期的，所以代表“文人論政”最高成就的也就是《大公報》了。
壹、“文人論政”傳統形成的原因
第壹，我國素有文人“清議”的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準則影響了中國文人的言行。近代中國積貧積弱，使文人的這些思想有更深刻的體現。他們熱切借助報刊這種新載體抒發言論，評議時政，以文章來為國家扶善除惡、激濁揚清，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實現他們的報國理想。由此產生了中國新聞史上最光輝的壹筆——“文人論政”。
第二，我國報刊“文人論政”傳統的形成與發展，也是與西方自由主義報刊理念的影響與滲入密不可分的。因為近代報刊畢竟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產物，它與中國傳統邸報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具有獨立的撰稿權並發表評論，而這壹點又為我國封建統治階級所不容。因此，客觀地說，如果不是西報隨著殖民主義勢力的侵入，在當時嚴厲的封建統治下，中國是不會產生近代意義上的報刊的，更罔論“文人論政”了。
二、“文人論政”傳統的主要表現形式
1、深厚的愛國情懷
作為“文人論政”頂峰的《大公報》，其百年不變的愛國精神是壹脈相承的。早期以反對美國禁止華工入境運動和支持收回權利運動最為著名。抗日戰爭時期，其上海版因不接受日偽報刊檢查而停刊，總編輯王蕓生在社論中宣言：“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壹不投降，二不受辱”，以明愛國之誌。《大公報》的愛國精神，以其四十年代主筆張季鸞的報刊思想最具代表性，張季鸞的報刊思想可以概括為“報恩主義”和“文章報國”，這兩點相互交融，使得他主持的《大公報》表現出強烈的“文人論政”色彩。張季鸞在《歸鄉記》中曾經說過，人人都應報父母之恩，報國家之恩，社會上人人都對我有恩。若存有報恩之心，許多事情就很好辦了。他這種真誠的報恩思想，擴大了說，就是真誠的為社會服務的思想，就是國家至上、人民至上的思想。與“報恩主義”密切相關的是他的“文章報國”思想，“書生報國無它物，惟有手中筆如刀”，對壹介書生來說，能報效國家的只有文章和意見。張季鸞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始終來自他那只鋒利、沈重、老練的“禿筆”。他堅守“文人論政”的信條，正是他抱定言論報國、文章報國決心的明證。
2、獨立的報刊品格
經濟獨立是具有獨立報格的先決條件，只要這樣，報紙才有批評社會的底氣。近現代以來，具有“文人論政”特點的報刊無壹不堅持經濟獨立，議政不參政，堅守民間立場，具有獨立報格。張季鸞早在留學日本時，就擔任了革命派報刊《夏聲》的主編。應當註意的是，他雖然同情、傾向甚至參加革命，但並未參加革命團體，也不是職業革命家，這就是他與其他報人最顯著的區別。從辦《民立報》起，他確立了“忠”——忠於主張“、勇”——勇於發表為立身立言之本。他與吳鼎昌、胡政之三人在續辦新記《大公報》時，強調要“使報紙有政治意識而不參加實際政治，要當營業做而不單是大家混飯吃就算了事。”《大公報》著名的“四不”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可以說是其忠勇內涵的進壹步引申。事實上，張季鸞的這壹思想是壹以貫之的，“四不”方針是其“文人論政”辦報思想的具體化，“文人論政”是實現“四不”方針的出發點和歸宿。
3、鮮明的輿論傾向
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經說過壹段很耐人尋味的話：“我回顧國內幾十年報紙，總有壹家最受知識界的廣大讀者歡迎，成為輿論重鎮。它的銷量不必最大，但代表公眾輿論，開創壹代風氣，成為權威。”“文人論政”主張言論報國、文章報國，這些言論不是四平八穩的，作為言論救國的主要載體，必然表現出鮮明的輿論傾向和犀利的戰鬥風格，這也是“文人論政”報刊具有戰鬥力、影響力和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1931 年九?壹八事變後，曾主張改良主義的鄒韜奮和《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思想上發生急劇轉變，就是在他的言論鼓動下，群眾性的抗日救國運動逐漸發展起來了。1946 年，儲安平在《觀察》發刊詞中指出：“我們這個刊物第壹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他的論政別具壹格，如《失敗的統治》、《壹場爛汙》和《政治失常》等文章，為國民黨20多年的統治下了最後的斷語，令人嘆為觀止。《大公報》也不例外，它“不屬於任何黨派，它的地位是獨立的，卻不是壹般所謂的‘中立’”。作為《大公報》主筆的張季鸞，更提倡“對政治，貴敢言”。他認為，報紙評論必須充分發揮言論的重要作用，要以“公”、“誠”、“勇”的立言態度，做到“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張季鸞的“文章報國”願望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秀品質。
4、平易暢達的文風
“文人論政”的壹個重要目的在於開啟民智，喚醒民眾，***赴國難。考慮到當時大多數民眾文化水平不高，若報紙文風過於雅化，就會直接影響到報刊的宣傳效果，因此報刊在文風上必須趨向平易暢達、淺近義明、通俗易懂。
在這壹過程中，《新青年》發動的文學革命的重要內容之壹，就是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作為倡導新文學和白話文的主將，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章應該“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務去濫調套語”等八項主張，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緊接著，陳獨秀又發表了《文學革命論》壹文，提出推到貴族、古典、山林的文學，建設國民、寫實、社會的文學，反對“文以載道”和“代聖賢立言”。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紛紛采用白話文進行寫作，使我國報刊文風為之壹新。此外，在報刊白話文進程中，黃遠生、張季鸞、鄒韜奮等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黃遠生新聞通訊的壹大特色就是“通俗自然，別具壹格”，鄒韜奮曾用“流利、暢達、爽快”等形容他的文風。張季鸞則不管對自己還是對他人，都要求文字簡練條理清晰。鄒韜奮要求報刊的內容和形式都要切合民眾的需要和容受性，他主編《生活》不久後就宣布，“《生活》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文字，采用明顯暢快的平民式文字”。這些變革和進步，使他們都成為近現代新聞史上“文人論政”的楷模。
三、“文人論政”對新聞輿論監督的影響
報刊通過文人論政，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為戊戌維新運動的發展，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科學”和“民主”思想的啟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新中國的誕生，大呼大籲，做了充分的輿論上的準備，大大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對於中國近代民營報刊“文人論政”的政治素質，自然不可壹概而論，但其中許多人具有***同的優良的政治素質，則是顯而易見的，由此對今後我國新聞輿論監督產生了深刻影響。
首先，文人辦報的目的就在於對國家盡其言責。為了真正盡到這壹責任，實踐中應做到兩點：第壹，以文章報國。用《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的話說，文人壹無權，二無錢，有的只是壹顆忠心和壹只禿筆。他們從愛國的立場出發，裁量時事、議論得失，遇到誤國害民之事，便疾惡如仇、鞭笞抨擊，每當國難當頭，又搖旗吶喊、鼓動宣傳。第二，代民眾講話。民眾是國家的根本，中國自古就有“君輕民貴”之說。文人既要報效國家，就要愛護國家的這個“根本”，代民眾講話，“通民隱，達民情”，使當權者隨時隨地都能了解民眾的狀況，並據此調整國家政策，幹民眾之所想，改民眾之所惡。
其次，新聞輿論監督對於國事具有耳目喉舌、“去塞求通”的作用。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中說：“國之強弱，則於通塞而已原於機身者亦半”、“去塞求通，闕道非壹，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是曰廢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謂也。”1931年9月1日，史良才在《申報六十周年紀念宣言》中說：“今後本報當以誠摯之態度，對政府盡輿論之芻蕘，對國民盡貢獻之責任。”1939年4月15日，《大公報》發表了壹篇題為《報人宣誓》的社評，表明了三點：壹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辦報宗旨，二是做“國家的忠卒”、“政府的諍民”的言論責任，三是“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報人節操。對國家民族有強烈責任感，又據理性加以公開的建言，這是那壹批自由知識分子的***同特色。
最後，報人在實施新聞輿論監督時標榜壹種超越黨派的獨立精神。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來已形成了獨立的傳統，特別是在文人議政方面，他們通常選擇價值中立的態度，不依傍任何黨派，總是以公正的立場為大眾說話。1935年，成舍我在創辦《立報》時表示：“說大家要說的話，決無任何背景，及為金錢勢力所左右。” 1945年他在重慶辦的《世界日報》也是無黨無派的私營報紙，這條底線他是守住了。張季鸞認為“報紙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之利益，隨時為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知識，以裨益國家。”徐鑄成也說：“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越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拘束，宣傳壹種主張也易於發揮自己，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上海的《新民報晚刊》出版之際，正值全面內戰爆發前夕。該報鄭重聲明“我們願意忠於國、忠於民，但是堅決不效忠於任何政治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