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種種，如果拋卻其背後幾不可免卻很是次要的經濟驅動的考量，這種現象實際上構成了現代中國處於相對有序的社會機制運轉後的必然產物，當我們作為壹位現代中國人，以我們的體驗，以我們的視野，來思考傳統文化的現代命運這壹相當宏大的主題之時，或許能夠發覺，傳統文化的命運從來就與我們自身的命運緊緊勾連在壹起，我們對這壹問題的思考本身，同樣構成了對自我命運的省察與反思。
壹如何理解傳統文化？
“如何理解傳統文化”這壹問題，涉及到對“文化”二字的理解，而眾所周知，文化的定義龐雜駁多，莫衷壹是，本文無意對此進行壹番考梳，更無力標新立異，給出自己的獨到解釋。我想說的是，“文化”之定義固然難以統壹（這本身即說明了文化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但當我們以列舉的方式指向其外延，指向具體事物時，比如典章制度，比如文學藝術，大概很少有人會對此表示疑義。本文即以此為出發來理解傳統文化，於是問題轉化為，傳統文化包含什麽？進而可以追問，作為壹名現代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模式中，需要面對的或者體現出來的傳統文化的因子是什麽？
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是訴諸文字記載留傳下來的各種文化樣式，古代以經、史、子、集加以區分，展開而論，如社會組織、經濟結構、政治制度、風尚習俗以及哲學、宗教、法律、道德和文學藝術等等精神價值的創造盡行囊括其中，其次，這些精神創造亦體現於所存留下來的建築、器具、服飾、字畫等等物質性存在中，這些物質性存在或早已銷隱於無形，或被封存進了博物館幾近死物，或被改裝整容以供現代人遊覽觀望。從壹種大文化的視野看，這些物質性存在亦可屬於文化之壹部分，但我們所著重分析的，更多是上述以文字形式流傳下來的各種精神創造，這也成為壹種***識。
訴諸文字的各種文化樣式不僅是供人閱讀研究的，它更體現於我們的經驗世界之中，因為其中尤可重要者，曾經作為社會制度、行為規範、生命體驗，深植於人們的心中，直至今日，有的仍然鮮活，如經典文學作品（《詩經》、屈原、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等等），有的或許已然成為集體無意識，在我們現代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效力。諸如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隨意道來的壹句話，如果稍作追究，則會發現無不閃動著傳統文化的印跡與靈光。所以，我們的觀點是傳統文化並非鐵板壹塊，它是包涵著豐富內容的活的“有機體”。對此，我們可以征引壹個比較公認的關於文化的定義加以佐證，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提出：“文化是壹種架構，包括各種內隱或外顯的行為模式，通過符號系統習得或傳遞；文化的核心信息來自歷史傳統；文化具有清晰的內在的結構或層面，有自身的規律。”由這個定義亦可見出，所謂文化總是產生於歷史的積澱，它有內在的穩定結構與自身規律，這個定義同樣說明了傳統文化的“活性”。
還有壹個問題值得註意，就是所謂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問題，在這壹問題上，我們慣有的態度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其實，我們對“精華”與“糟粕”的界定只能是依據我們所處社會文化背景的需要進行的，按照福柯的觀點，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識”與“權力”的糾結，這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此處想指出的是，由於傳統文化是壹個活物，它具有自身內在的規律，所謂精華與糟粕可能長期***存，依照特定的文化邏輯而演進，並不因我們的取或棄而速生速死。
將傳統文化視為“活的”（它也確實是“活的”），這對我們理解傳統文化的現代命運這壹問題或能提供更廣闊的思路。
二 非此即彼的歧誤
傳統文化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可以三個典型時期進行簡單說明，即五四、文革與當代。
我們對傳統文化表現出如此熱切的關註，究其根源，實與現代西方強行進入中國緊密聯系在壹起。以鴉片戰爭為端，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不斷攻破中國大門，壹次次失敗，壹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定，讓每壹個向來以中國中心主義自持的中國人遭受了強烈的認同危機，當時的知識人在經過痛苦的反思之後，得出的結論由技不如人（“洋務運動”）而制度不如人（“變法”）而文化不如人（西化），將中國失敗之根源，歸結為中國文化之落後，於是，部分人倒向了對西方文化的頂禮膜拜，以激進的姿態，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尤以“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最為激猛，其中最為重大的成果，或許便是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文字運動，這對傳統文化不能不說是壹次相當致命的打擊。
傳統文化所遭逢的另壹場大劫難是在十年文革之中，“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可怖口號煽動起吞噬壹切的破壞性力量，這種破壞性力量，壹方面毀壞了不計其數的承載著傳統符號的物質性文化，另壹個（或許是更為令人痛心的）惡果是加劇了人們對傳統的恐懼，使傳統與現代的隔閡日深。
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變化絕不僅僅是經濟層面上的，更體現於人們的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當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似乎成為壹種時代必然時，傳統文化重又被納入人們的視野，受到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視，反思重建傳統文化又成為部分知識人身體力行的事業。
百余年來，傳統文化可謂命運多舛，其實，以上三個時期人們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均傳達了在西方現代性的沖擊下，傳統國家急欲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心態。在這些時期，人們對待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上，常常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態度，肯定西方/現代而否棄中國/傳統，認為中不如西而高喊全盤西化，認為古不如今而徹底打倒傳統，或者恰恰相反，緊緊地抱守住傳統。這種非此即彼的態度，已經遭到了有些學人理性而冷靜地批判，這種態度或許為某些特定的歷史階段所需，但從長遠來看並不利於中國的發展。如果以壹種歷史的眼光來看，這種態度是否也帶有傳統文化的印痕？這算本文寫作過程中提出的壹個疑問，留待日後思索。
因此，在對待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當倡導壹種開放而多元的積極態度，正如上文所述，傳統文化是活的文化，現代文化無所不映射著傳統文化的印跡，同時，它吸收、改造、融合著世界上與我們發生關聯的各種文化（當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必然還包括其他異質性文化，如韓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這壹切加在壹起，才構成真正的現代中國文化。
三 傳統文化的歸屬
壹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現代中國文化的內核必然是傳統文化，也只能是傳統文化，即便是急欲鼓吹全盤西化的人物也未必會否認此點，舍此，中國便不成其為中國。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壹書中有雲：“每壹種文化都帶著原始的力量從自己的土壤裏生長起來，並終其壹生牢牢地固守於此。每壹種文化都在自己的形象裏打上自己的資源（即人民）的烙印，每壹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活、意願、感受以及死亡。”就最重歷史性的中國文化而論，這些烙印或許尤深，大量積澱而成的符號（漢字，長城，龍等等）構成了確證中國文化的存在。
斯賓格勒進而指出：“這些民族、語言、真理、神坻和景觀就像橡樹和石松及其花朵和樹枝壹樣繁盛、衰老。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每壹種文化都有自我表現的新的可能性……。”斯賓格勒同樣將文化類比於生命機體，它有自身成長衰亡的規律與過程，我們應該看到，壹方面，大量確證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的符號生命之樹長青，它的消亡必然喻示著中國文化的消亡，而這種消亡只能是隨著物質載體的消亡而滅掉。如漢語漢字，只要存在中國人，它們即不會消亡。而另壹方面，更有不少涉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之類的精神性文化，其生命周期卻未必恒久，確有壹個“適者生存”的情形，應該正視這種規律。以此而論，現代所謂復興儒教的倡議就大有無視傳統文化的演進規律之嫌，且不論中國是否存在宗教意義上的儒教。
因此，作為文化承載者與塑造者的人類，要認識到文化自身的消長規律，不是無事可做，而是要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對其引勢利導，使其朝著同樣積極健康的道路發展演進。
最後，我們再次重申壹下本文的論點，傳統文化是活的文化，是現代文化結構中的核心內容。現代中國在進行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認清這壹點，以傳統文化為內核，進而以開放的心態，融合多元的文化，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現代文化，這或許才是傳統文化最好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