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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和硬幣得故事告訴我們什麽傳統道德規範

 這件小事說明了李嘉誠的壹種理財哲學,也說明了他的思維風格,這就是用社會總凈值的增損來判斷個人行為合理與否。只要社會總凈值增加了,自己損失壹點也不算什麽;相反,如果社會總凈值減少了,自己即使收獲了壹定的財利也是損失。

不要小覷了著眼社會總凈值的思維方式,這是關系到國家富強的大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這樣壹個重要論點:人以自利為出發點對社會的貢獻,要比意圖改善社會的人的貢獻大。這樣的“自利”或者說“自私”就有幾分可愛了。因為如此,“自利”能給別人帶來利益,自己的“利”和別人的“利”加起來,社會總凈值必然會增加,國家自然富強。

中國傳統社會是壹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不患寡”,就是不怕社會積弱;“患不均”,就是怕別人比自己好。別人好了,我要想辦法讓他不好,雖然這樣做我也沒利。“內耗”的結果是沒有“利”的我和沒有“利”的別人組成了壹個平均型的“寡”的社會。

用社會總凈值衡量,也能說明制造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為什麽可惡。制假販假的人可能獲利,但假貨造成的資源和人力成本的浪費,最終造成的是社會總凈值的減少。如果任其發展,勢必削弱國力。壹部分借此先富起來的人和其他被剝奪了財富的人組成的是壹個不均型的“寡”的社會。

李嘉誠的境界是富國的境界。他的心態既是傳統文化的異質,也是不規範的市場經濟文化的異質,值得我們好好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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