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壹。有著五千多年的滄桑，中華民族，以創造了燦爛的古代物質文明著稱於世，同時又是壹個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偉大民族。在源流深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各族人民的祖先不但善於創造、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特有經濟、文化，而且善於吸收和融合外來的先進文明。翻閱我國歷史，其實更像是壹部戰爭史，但每壹次經歷了戰爭的更替、聚散分合、遷徙與融匯，卻始終不曾割斷***同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始終如壹，而且越是歷經磨難、遭遇坎坷，越是增強多元壹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統壹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中華民族高於壹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華文明這壹鮮明個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國歷史上歷經數幹年而不衰的"大壹統"思想的潛移默化，而秦漢時期正是這種"大壹統"理念完全定型的關鍵階段。秦漢文化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大壹統"的文化。
壹、文化大壹統的基本要求和標誌
個人認為本要求和標誌表現為：社會制度的創建；價值系統的奠定。
社會制度的創建，標誌著政治統的完成和思想統壹的進行，標誌著社會秩序的穩定，是統治者自覺進行文化建設的反映；社會制度的創建，確立了該文化的政治主題和價值主題，在客觀上起到了思想導向的作用，對處於文化深層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也起著引導方向的作用；社會制度的創建，使該國屬於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不同類別的文化要素（子系統），整合於壹個統壹的制度之內，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統壹類型的文化。同時原來的不同文化的要素（子系統），又可以在整合後發揮更大的功能。
秦漢（主要是漢代）時期創建的封建國家、地主和自耕農三位壹體的土地所有制度；以中央集權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以儒為主，以法為輔，以陰陽五行為理論骨架而統合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學為主導的官方學校教育制度，等等。都從不同的層面，對大壹統的、多民族的、趨善求治的中國古代文化類型及其特點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從整體結構和功能而言，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來自秦漢時期所創建並為後世所承襲的各項制度，以及這些制度在功能上的整合。沒有秦漢時期各種思想文化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便沒有後世所謂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生。
價值系統的奠定，是文化類型確立的前提。壹種文化類型之所以區別於其他文化類型，其關鍵即在於該文化的價值系統的特質。價值意識的自覺，價值系統的建立是特定文化系統的凝聚力、向心力之所在，是該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內在根據；值系統的奠定，對於特定類型的文化，起著巨大的整合作用和價值觀方面的導向作用。文化價值系統的奠定，形成了壹個主導型的價值觀念。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社會制度特別是文化價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區域、不同學派的文化，逐漸滲透、融合，趨於壹體。壹體化的價值系統壹旦確立，無論它是壹元化的，還是多元化的，也無論它是封閉型的，還是開放型的，都在客觀上起著價值導向的作用。
二、秦漢"大壹統" 文化的由來
"大壹統"的本義是以"壹統"為"大"。"大"在這裏是推崇或尊尚的意思。"壹統"，即以"壹""統"之，所謂"總持其本，以統萬物" [1]。因此，"大壹統"就是高度推崇國家的統壹、民族的融合，即對"壹統" 所持的基本立場和態度。也有人將"大壹統"的"大"理解為形容詞，認為"大壹統"就是"大的統壹"、"高度的統壹"，即描繪、形容統壹的程度"統者，始也，抱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壹壹系於正月，故雲政教之始"[2]。
"大壹統"所包含的具體內涵隨著歷史的前進而有所發展。在秦漢時期，分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和時間概念。地理概念是指國土統壹；政治概念是指全國上下高度壹致，聽命於最高統治者。時間概念是長久統壹，千秋萬代江山永固，即所謂"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3]。到了宋代歐陽修、朱熹等人那裏，又將"正統"說納入"大壹統"理論體系之中，強調"大壹統"要以"正統"或"有德"者為中心，以彌補早期"大壹統"說之不足。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已經初步形成了"大壹統"的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這之後，儒、墨、法等各家學派對此均大力倡導和弘揚。如，孔子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荀子熱情謳歌和向往"四海之內若壹家"；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壹同夭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等等。經過各家學派關於"大壹統"的宣揚和倡導，使得"大壹統"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到了戰國末年，終於在統壹條件基本成熟的基礎上，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大壹統"的政治理想變成現實，建立起多民族的統壹的中央集權國家。秦國雖然短暫，但繼起的漢王朝仍為高度統壹的強盛封建帝國。秦漢大壹統帝國的先後形成，遂使"大壹統"的理念轉化成了客觀的政治實際。尤其是漢王朝作出"罷默百家，獨尊儒術"戰略抉擇之後，更使儒家的"大壹統"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層面上獲得了切實推行的基礎。現實的需要，促進了"大壹統"思想的豐富和深化，這就是《公羊傳》作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據了漢代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在當時，"《公羊》學"是儒家"大壹統"理論的主要載體，它所主張的"王者無外"的"大壹統"理想境界，為傳統的"壹統"觀增添了新的內涵，使之發展到新的水平，使得"大壹統"理論更加系統化、精致化，成為適合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綱領。
毫無疑義，秦漢時期的壹切文化現象，都籠罩著"大壹統"的時代精神。首先是學術文化上的統壹。秦漢時期的最高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為了維系"大壹統"的政治局面，都對統治思想進行了選擇，用以規範、整齊全國上下的思想。這在秦代是"法為教"、"以吏為師"，在西漢初年是尊崇黃老"新道家"，自漢武帝時代起是"罷默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上的整齊統壹直接影響著文化的發展，在壹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規定著文化發展的方向。其次是制度文化上的統壹。這在秦代是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統壹度量衡、統壹貨幣、統壹地方行政機制等舉措，在兩漢也是制定和實施統壹的賦稅搖役制度、統壹的軍事制度、統壹的法律制度、統壹的中央與地方行政體制、統壹的選官制度、統壹的學校教育制度，即如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國家"大壹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鹹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再次是民族觀念上對"大壹統"理想的追求。在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估》壹書中表現為："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壹，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2]即四夷與諸夏地位平等，彼此和睦相處，互助互補，天下為壹家。這是極其卓越的民族思想，也是秦漢民族文化觀念的主流。這奠定了秦漢時期民族融合、國家統壹的理論前提是中國歷史進步的重要標誌之壹。還有在各種文化著作中對"大壹統"精神的謳歌與弘揚。如，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王褒等人在各自的文章中，以宏偉的氣勢、豐富的詞匯、華美燦麗的文采，反映了疆域遼闊、經濟繁榮、物產豐足、都市繁華、宮室壯美、統壹強盛的大漢王朝的聲威，美化皇帝的功業，歌頌國勢的昌盛興旺，從而熱情地宣揚了"大壹統"的時代主題，在文學創作中突出體現了漢帝國的文化精神。又如，司馬遷撰著《史記》，其初衷也是為了弘揚振奮"大壹統"的時代精神。這壹點，在其《太史公自序》文中有充分的反映："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可見，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實際上就是為了"明聖盛德"，對"大壹統"政治局面進行贊揚。
即使到了東漢後期，現實中政治上大壹統的局面漸趨瓦解，天子不尊、法令不壹、豪強崛起、諸侯割據的形勢正在形成，儒家的"大壹統"理想面臨嚴峻的挑戰之時，"大壹統"思想依然作為壹種頑強不息的文化精神，仍就受到很多學者的肯定和提倡。如，"《公羊》學"大師何休就認為，"大壹統""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為此，他汲汲於提倡"弱臣勢"、"壹法度，尊天子"、"重本尊統"，把維護中央權威、擺正君臣關系、穩定封建等級秩序與綱常倫理、鞏固集權統治機制作為在當時再造"大壹統"格局的中心內容[4]。由此可見，"大壹統"文化精神對秦漢社會生活的指導與規範是貫穿於始終的。
秦漢時期的思想家之所以普遍懷有"大壹統"文化情結，既是因為他們致力於與現實中的"大壹統"格局保持高度的壹致，服務於具體的政治需要，也是由於他們在觀念深處完全肯定"大壹統"為"天地之常經"，所以必須當仁不讓、全力以赴進行弘揚： "《春秋》大壹統者，夭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3]，"《春秋》所以大壹統者，六合同風，九州***貫也"[3]。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壹統"理念宛如壹條紅線，統轄著整個秦漢文化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堪稱為秦漢文化的靈魂。所以我們要在繼承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時，更要超越傳統。只有這樣，才能開創現代文化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