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概念
廣播電視體制是壹國廣播電視事業賴以建立和組成的所有制形式和結構方法。廣播電視體制主要取決與國家對廣播電視事業進行管理的法律和行政規定，特別是廣播電視事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它也包括廣播電視媒介機構組成的方法和遵循的路線、方針、政策。
由於廣播電視的種種綜合特征，使得對它的管理非常復雜。
這段摘自《中外廣播電視史》（郭鎮之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因為沒有在較權威的著作當中找到專門的“體制”概念的學術性地而系統的解釋，只能借助於詞典的釋義。
在英文中的“system”或“frame”譯為“體制”，《劍橋美國英語辭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中“system”的解釋為“order”、“a way of doing things”、“a particular method of counting、measuring or weighing things”，繼而引申為“unfair laws and rules that prevent people from being able to improve their situation”；
現代漢語詞典當中，體制則解釋為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機構設置，隸屬關系和權利劃分等方面的具體體系和組織制度的總稱。
漢語詞典中這個定義很難給予我們幫助，是因為它繼續使用的是“體系”“制度”等等的概念，這些僅僅是“體制”的同意名詞。而郭鎮之提出“廣播電視體制”概念的時候，她所需是給予那些“組織、形式、結構、方法”以壹個的總體的命名，便於指稱此類。用我們這個國家所熟悉的政治場合用語就是“路線方針政策”。她繼而寫到：從本質上區分，廣播電視體制可以分為公法制、商營制和國營制，作為應對概念內涵的外延。
詞匯、命名或者概念，時常在運用的過程當中產生某些無意識地卻顯要的改變。“system”顯然蘊含了某種消極的和限制的意義，而在中文中的“體制”壹詞應當被理解為中性的。並且許多運用這個概念或者說詞匯的人都感覺到壹種由便利而帶來的親切感，尤其是喜好將對於世界的理解抽象化的人。
關於“體制”的概念是容易引起偏見的，我們如果直接進入英美體制差異的原因，便默認或者模糊這種偏見。看看我們的解答，無非就是民族性格和文化背景等等諸如此類的原因，或更深入地去解釋這些民族個性和文化背景之間的差別又是如何產生的。這種努力其實是避重就輕的。這是因為“體制”本身就是壹個足夠抽象的概念，我感覺它不僅是通過“總稱”這種簡單的（量的）抽象方法，還在它的使用過程中被置入肯定與否定（質的）或能動和受動（關系的）？我們對世界的把握通常是把握同壹性和抽象性，而無法把握住現實和雜多，並且我們認為雜多通常是無意義的，低級的，只有普遍性是經過了人類的思維得到的，因而也是富於意義的高貴的。就好像用人的習慣來解釋人的行為，而我們把壹個人比較慣常的做法的選擇成為“性格”，這仿佛對壹個民族而言也是適用的。但是人的習慣並不是在任何情境之下都能夠發生作用的，所以我們要解釋壹個人的行為便要理解他的行為所處的情境。當然並不是忽視人的習慣，相反，習慣將被視為壹中重要的參考。而且多數的情況下，特別是對與民族而言，民族的行為常常比壹個個人更少情緒化或者說偶然，所以用民族性格作為民族行為的解釋似乎總顯得合理。
但是，只要我們能放下壹些無來由的優越感和自負，各種把握方式之間並無高低之別。既然我們對與民族性格的方面已經看得足夠明白了，那麽我們也可以換壹種方式，看看在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過使得英美的廣播電視體制上產生差別的重大的選擇的時刻。
二、問題
課本上寫到：在廣播誕生的初期，任何壹個國家的廣播體制和政策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廣播應當對社會承擔那些使命，提供哪些服務？壹般公眾如何能夠利用這個新媒介，又怎樣接入媒介的活動？媒介機構享有的自由有多寬泛，其限度在哪裏？等等。廣播管理的問題也面臨多種抉擇：廣播對人民的服務究竟應該由資本進行市場運作，還是由國家監督賦稅支持？媒介的權力是由國家直接操縱，還是由公眾團體***同分享？當廣播媒介過分活躍時，政府要擁有壓制它的手段；在它不夠積極時，要考慮推進它的途徑。
所有的問題歸為壹點，為了媒介生存與發展，政府對資源分配做怎麽的規定。簡單說，所有權和運營方式。對這問題的不同的規定，導致了所謂“體制”的差別。繼而我們可以說，正是民族的性格決定了針對這些問題的規定，這樣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解答才合理關聯起來。郭鎮之雖然說各個國家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來做出規定的，她還是覺得有提出“體制”這個概念的必要。即使在我看來這些“經驗”是值得看重的，抽象的“體制”概念在這些實際問題提出之後便顯得軟弱無力。我們可以把“英美廣播電視體制的差異的原因”改寫為“英美在面對廣播電視媒介的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問題時的應對如何差別”。只不過顯然前壹個問題不在時間之內，而後壹個問題則顯然要使用過去時態。看起來，人們想擺脫時間束縛的願望是多麽強烈。應對上的差別很簡單的，英國選擇的是公***資金承擔公***服務，美國則選擇商營。
三、歷史上的、媒介和政府的活動（以廣播行業為例）
（壹）、美國
早期的廣播就像任何壹種新生技術壹樣經歷過壹個短暫的無政府狀態，而美國早期的廣播原本也是大家都可以自由使用的廣播，但是由於廣播媒介技術本身的限制，也就是頻率的相互幹擾導致了1912年的《無線電法》的頒布，照其規定美國商務部通過無線電使用執照（許可證）有權控制無線電頻率的使用。
此時的“媒介”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媒介，主要的就是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RCA（美國無線電公司）和院校辦的教育電臺、教會和政府電臺。其中RCA是通訊工業（電器公司）巨頭合資企業，電臺的發展意味著通信和電信制造業的產品和服務有了更加廣闊的出路，因而RCA帶有明顯的商營特性；而教育電臺、教會和政府電臺卻對廣播技術主要抱有文化功能的期望，因而教育電臺、教會和政府電臺體現公營特征的媒體。這兩種具有不同特征和期望的媒體都獲準進入無線電資源使用，但是對廣播經費的來源問題上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1、廣告
對經費的來源，也相應地有兩種選擇：壹、從各州稅收中支付、由市政撥款或建立公***基金；二、廣告。
當1922年，在紐約建立的WEAF電臺提出“廣告”作為電臺的商業資助形式時，人們才恍然意識到廣播媒介的巨大商業潛力。WEAF電臺將廣播視為壹種形式的公用電話，而在空中出售廣播時間，不得不說是壹項天才的創意。（我們不能想象占有資源而不將其分配，那是對上帝智慧的巨大浪費）雖然WEAF電臺被批評利用公***資源追求私人利益，但是當時的美國商業部長胡佛卻鼓勵了WEAF電臺的做法。
如此獲得了自立的生存，商營電臺之間便形成了***同的行業和利益。希圖與商營廣播選擇不同的道路而生存的非商營廣播力量（主要是教育廣播電臺），當商營廣播不斷從政策上獲得庇護在競爭中占據優勢的情勢之下，受到的壓力日益增加。時下管理廣播行業的聯邦無線電委員會FRC對公***廣播和私營廣播地位之間的失衡狀態完全無力扭轉。公營廣播也面對著獨立於商營體系或者與之合作的選擇。
2、合作
在這種壓力下，非商業廣播者希望推行改革。我很懷疑所謂“廣播體制非商業改革”是否真實可信，因為政府和廣播行業的中堅力量已經選擇的商營的道路，如果這種“改革”是持有非商業理念的廣播者僅僅限於在法律上對美國商營廣播的挑戰，而在實際操作上最多不過是通過政府部門的建議和勸說來實現壹些實際收效甚微的“合作廣播”，管理部門怎樣算得上是推行過“改革”？
政府方面和較為強大的商營廣播網很明白，處理頻率這種稀缺的資源，在競爭中必定有壹方利益犧牲，不可能憑借慷慨來解決所謂的公***事業問題或說國家問題。公營廣播力量如果矢誌獨立於商營廣播而又要分享頻率資源和要求節目經費的話，他們的對手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道義上承認他們，而在操作上孤立他們。
但無論如何，廣播行業發展的兩中截然不同的道路：商營和公營之間有過調和的契機，那時的美國管理部門面對廣播行業內商營和公營的合作的信念也是十分欣賞的。三十年代的美國廣播行業動蕩和激烈爭論，公營廣播和商營廣播都有過顧慮，因而在1931—1932年出現了兩者合作的高峰期，不過隨著“合作”的日漸式微，重要的差別就此產生，因為當時在英國，對廣播商業主義和壟斷行為的批評剛剛導致了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私營組織改為公***廣播。
3、結果：商營壟斷
從三十年代起，美國商營廣播壟斷的局面便壹直延續下來。
（二）、英國
同樣是標榜自由與法治的國家，英國的廣播電視事業的體制沿革卻是與美國有著戲劇化的差別。
1、商營
1922年，英國廣播公司（BBC）經由郵電大臣的授權成立之時，恰恰也受到美國廣播行業早期發展的壹些影響和啟示，從而避免所謂美國式的頻率混亂。BBC由6家大電器制造商和數家小電器公司得聯合組建，他們辦廣播節目的目的就同美國的RCA壹樣是為了銷售無線電器材，且同樣是得益於政府的扶持。商營BBC在政策上無與倫比地受惠，廣播經營權是獨家的，政府特許BBC收取收聽許可費，雖然按照規定不能播出廣告，但可以播出廠商贊助的節目。
有壹種誤解，認為商營即意味著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分權”。這壹點導致了美國式的平民民主與英國式的對權威的服從之間的不同。“在美國，平等自由不僅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交往中，同樣的也表現在人們結成的團體與協會之中。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商業間的自由競爭的傳統也促使美國的媒介十分自然的遵守了這壹約定俗成的習慣。”或者是“平等自由成為了美國人心中的不朽精神圭臬”。
我不得不說，這種結論是欠考慮的，部分歷史的結果與我們想象當中的這個歷史當中民族性格相切合，我們以為完全是民族性格在起作用。實際上在針對廣播電視體制起源的這個問題上，很顯然不論在英國或是在美國，首先獲得資格進入市場的團體，即使是商營性質的，但也都無壹是受到政府的扶持並且享有壟斷權力的，歷史上根本沒有出現過廣播市場的自由競爭或者什麽“分權”，更無從談自由平等這些精神理想。更有價值的問題則是，為什麽政府起初賦予了媒介壟斷權力，同時又能維持媒介間的競爭，給新媒體以發展成長的空間，而保持媒介行業的活力。如此才能不再糾纏於媒介所有權，而是著力於媒介的效率。
2、公營
公***廣播體制的確立原因很簡單，商營BBC招致廣泛敵意。公營BBC的建立得益於壹位重要人物，彼時BBC的總經理約翰·裏斯。他代表廣播機構意欲脫離無線電器材制造商：應使廣播免於商業機構和郵電部門的控制，建立壹個全國性的、社會性的、宗教性的和民主性的節目體系，使廣播服務超越利潤和娛樂的狹窄視野。
1926年12月31日，商營BBC改組成為公營BBC。公營BBC首次獲得十年特許權,於1927年開始廣播，其後壟斷英國廣播業超過四分之壹世紀。
3、委員會
商營轉向公營，其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商營BBC招致廣泛敵意。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重視專業委員會在決策過程中的咨詢和建議作用。為了檢查商營BBC的合理性而專門成立的有塞克斯爵士領銜的咨詢委員會認為，電波頻率是公***資源，在授權時……公益團體經營。而在美國發生爭論的三十年代，根據《1927年無線電法案》建立的聯邦無線電委員會（FRC）則直接是壹個獨立的聯邦管理機構，而不再由國會來負責批發執照。比起塞克斯委員會這樣獨立於行業的咨詢委員會，顯然FRC則更多的關心行業利益。
針對這種情況，人們會說，由貴族領銜的委員會的建議對英國政策選擇的影響如此之大，顯示出英國式的決策風格和民族個性。英國人生性保守，相當尊重傳統，相當的高傲與自負；英國人頗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榮，並常緬懷其光榮歷史，重視具有藝術和文化內涵的休閑生活。 就整個社會而言，上流社會的貴族與巨富階級、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界線劃分與階級意識仍相當明顯。等等。
對此，只提出壹點註意，在英國的傳媒界有壹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它的雅俗分明十分明顯，尤其是報紙。這個數據我們可以拿到的，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都類似，嚴肅的高級報紙發行量永遠夠不上大眾報刊。我們也可以說，英國人再保守再尊重傳統再高傲自負，也不影響其中部分受眾選擇庸俗化的大眾傳播媒介，或者說在解釋大眾報刊發行量較嚴肅報刊更大的問題至上，英國的民族性格就沒有說服力。
（三）、小結
以上是以廣播為例，行業興起初期，媒介與政府活動的簡單回顧，其中各種力量的傾向和選擇都是很明顯的。針對電波頻率這種特殊的資源，國家的管理辦法應該說對行業的發展影響至深。如果再談到電視體制，我們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法來回顧，在歷史當中多方力量的矛盾和努力都是鮮活的並且現實的，我們在註意到民族性格因素以外，也應該去了解現實的歷史。即使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當中，民族的命運就等同於歷史。這個結論如果再深入到行業史，我也不知道還能不能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