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的中國建築史研究
論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國門打開以來，戰後西方已流行2O壹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種哲學方法論和思潮流派蜂擁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論模式首當其中，如結構主義的“表層結構壹深層結構”模式，符號學的“能指——所指”模式，現象學的“科學客觀的物理世界壹純粹意識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種建築歷史與理論學說。
還有格式塔心理學、環境心理學、新史學、貢布裏希的藝術史理論、甚至自然科學方法等等，不壹而足，使入耳目壹新，視野大開。
關鍵詞： 中國建築史 現狀 對我們這些青年學者群來說，整個80年代可以說是壹個方法論的年代，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國門打開以來，戰後西方已流行2O壹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種哲學方法論和思潮流派蜂擁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論模式首當其中，如結構主義的“表層結構壹深層結構”模式，符號學的“能指——所指”模式，現象學的“科學客觀的物理世界壹純粹意識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種建築歷史與理論學說。
還有格式塔心理學、環境心理學、新史學、貢布裏希的藝術史理論、甚至自然科學方法等等，不壹而足，使入耳目壹新，視野大開。
在這些方法論的影響下，青年學術導向著眼於對建築歷史的宏觀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膽的詮釋和推論，希冀啟迪現實，預見未來，而不甘於傳統的考據與實證式的“做學問”。
壹批才華橫溢，西學中用，推古論今的佳作就此湧現出來。
但是在正統的歷史科學看來，正如任何歷史理論研究壹樣，建築史研究無論采用什麽方法，其目的都應是解決某種問題，引發某種思考，或提供某種借鑒。
而如果沒有較深厚的實證基礎和學術素養，各種有關建築的“歷史哲學”、“理論框架”、“模式”等終不過是曇花壹現，多雷電而少雨露。
因為推論倉促，於史無補；思辯高寒，於世無緣。
這些看法對青年學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卻反映了壹個事實，即對建築哲理的“論”偏多，盡管其中層次高下懸殊，而對建築史的探究則少人問津，至於對建築現實的評論更是少的可憐。
這裏先撇開“論”，從“史”的壹方面來說，應該承認，哲學方法論層次上對邏輯實證的批判與具體問題研究上對實證方法的否定從來不是壹回事，建築歷史研究上的“先鋒派”是很難擔當的。
確實，10余年來以這些“新方法論”、“新角度”來研究中國建築史的高水平成果並不多。
這是否說明，方法論本身雖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築史研究上片面對待方法論的時代卻應該結束了。
然而中國建築史研究的真正危機還不在於此。
以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為例即可說明。
首先，這方面研究的任何實質性進展，都倚重於紮實的實物及文獻資料功底，有時甚至還會借助於音韻、訓詁等舊國學考證方法。
但實際情況則往往是“大膽假設”有余，“小心求證”不足，尤其對於不少青年學者來說，由於主客觀原因而在這方面顯得薄弱。
其次，“全國壹盤棋”的協作奉獻式研究局面已難維持。
而造就信息***享的當代研究條件卻為期尚遠。
再加上社會乃至有關機構對建築史研究的實用主義態度，以及經費來源的枯竭等。
使這門學問愈來愈顯冷僻、萎縮，且後繼乏人。
盡管如此，近些年來中國建築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績裴然，令人振奮。
如傅熹年先生對元、明清皇家建築型制、構圖與象征的研究。
楊鴻勛先生對古代著名建築的復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學術梯隊分別進行的建築文化和中外建築關系系列研究，汪寧生先生對古代明堂的文化人類學分析，龍慶忠先生及其學術梯隊的古建築防災系列研究，陸元鼎先生、黃漢民先生、路秉傑先生等各自對華南壹些典型傳統民居的調查研究、曹汛先生對古建命題的縝密考證，張良臯先生對華夏建築亞文化圈的推論，蕭默先生的敦煌建築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對風水內涵的發掘詮釋，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築的研究拓展等，當然還應特別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陳誌華先生等所進行的鄉土建築調查研究等。
凡此種種，舉不壹壹，都對中國建築史的領域拓展和深化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
即將付梓的五卷集《中國建築史》和《中國建築藝術史》將全面反映近年來的中國古代建築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築史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建築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時空發展序列，其歷史價值以及對後世、對現實以至對未來的影響。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際、通古今之變”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築史的要旨。
當然還可以加上“辨中外之異同”等。
跨世紀的中國建築史研究仍存在兩大方面。
壹是史的方面，以中國古代建築史為例，近 l0余年來隨著新的考古資料的不斷增加，如大漢口原始社會建築群遺址和廣漢上古三星堆遺址的性質，鄭州邙山早期城市遺址對版築技術的上移。
歧山周原遺址對造磚技術的推前，始皇陵遺址對陵寢制度的佐證，唐九成宮建築布局和型制的發現，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為補充和部分改寫中國古代建築史提供了新的資料基礎。
應該指出的是，未來的中國建築史或應更多地滲入和吸收考古學、文化人類學、文化史、藝術史、科技史等相關學科的知識、方法和研究經驗。
另壹個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築歷史與現實的關系。
面向社會，接觸實踐，是使建築歷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機。
如鄉土建築的研究，不僅是對民居資料的調查，也不僅是對人文景觀的記錄，而且應該是在鄉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對壹些曾與自然生態相適應的中國傳統聚居方式進行保護性改造的對策研究。
這壹任務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國建築史研究來擔當。
當然這些工作需要社會學、文化人類學、鄉村規劃等方面的知識準備。
再如文物建築的保護及其技術研究，國外許多建築院系都設有建築保護專業 （preservation），筆者曾在科倫坡參加“國際紀念遺址理事會”（ICOMOS）第十屆大會，親眼看到壹些第三世界國家對其歷史建築具有很強的保護意識，保護措施中技術含量很高，研究相當深入。
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學家和建築史專家來完成。
而且不僅是保護文物建築本身，隨著城鄉改造的大規模開展，歷史地段人文景觀的保護性改造與開發利用課題亦會愈來愈多，是改造項目壹攬子研究計劃的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國的壹流建築院系亦應設置歷史建築保護專業，以便深入進行這方面研究，和培養高層次的專門人才提供基地。
這壹領域應引入電腦輔助研究，建立歷史建築數據、圖像庫等，以配合維修、復原及保護性設計。
此外，還有對建築文化和現實建築創作關系的討論，這也是未來中國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的壹大領域。
壹些建築文化理論常用“三段式”，先釋何為“文化”，再論何為“建築文化”。
最後再談及壹點建築。
其實建築自古就是文化的載體，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東西。
建築文化的討論應從建築本身談開去，然後向其他相關文化領域延展與交織，並且形成關於社會、文化，與空間、建築間相互關系的評論及批評氛圍。
應該指出，建築歷史和建築文化研究與現實創作脫節的最明顯表征之壹，就是近幾年來北京高層建築上泛濫的“小亭子”。
建築學界由於對大半個世紀的傳統與創新之爭沒有壹個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總結與升華，缺乏城市空間及其歷史理論的多元批評和價值判斷；城市設計控制作用的滯後，對使傳統建築語言轉譯為現代建築語言的迷茫，從而導致修辭手法上的平庸與退化；以及決策方面在城市景觀歷史意識與現代觀念上的誤解和誤導，從而提出對古今生硬“嫁接”的強制性要求等。
都使現在的“高層十小亭子”形體中相當大的壹部分，猶如舊“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遠不及中國現代建築史上幾次復古思潮及其作品來的明亮。
這顯然也涉及今後壹個重要的歷史理論研究課題——城市景觀脈絡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是壹個“古都風貌”如何保留的問題。
中國建築史研究如能從壹個角度對此有所貢獻將是頗有現實意義的。
跨世紀的中國建築史研究需要顧後而瞻前，領會整體而又深諳壹隅，在總結古今建築意匠的同時，並對形成新的城鄉景觀脈絡關系進行探索。
筆者認為，這是未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兩個主要方向論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