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之學起，代替了義理之學。
對於這壹現象，壹般的解釋是清廷文網太密，壓制太嚴，不容明末自由討論的學風，於是學者躲入忌諱最少的考證之學，以取自保。
這種解釋未嘗不能自成壹說，然而考證之學興起，應當也有學術發展線索的邏輯，未必完全可歸因於政治壓力。
兩漢儒學發展的軌跡，或可借來理解清代學風的演變脈絡。
西漢董仲舒建構了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由此方向演變，壹方面有今文學派的微言大義，詮釋經文往往有太過穿鑿之處。另壹方面，讖緯之學更是割裂經文，甚至肆意編造。
東漢學者遂反其道而行之，從訓詁下手，力求清理經典中的訛誤，恢復經典原貌。東漢學者的學風，在漢末三國魏晉，又壹變為玄學清談風氣。
清代承明末高談義理的風氣，也有意撥亂反正。顧炎武誌在經世，但懲於學者壹任己意援引經典，遂考訂聲韻，也摸索制度沿革。因此，顧氏毋寧為清代考證之學的始祖。
考證之學包括音韻、文字、訓詁、校勘，更擴大壹些，史事真相、制度沿革和地理變遷，也可列入考驗證明之學。
這些方法學，亦即實證的研究方法，必由材料下手，從證據中歸納可信的結論。是以，考證之學雖然號為“樸學”，卻是胡適之所說的“科學的研究方法”。
中國傳統學問，義理、辭章、考據三個部分中，辭章是文學創作的領域，考據則是義理的根本功夫。沒有可靠的典籍，而後談義理，難免會有無根據的猜測，由此取得的闡釋，也未能免於主觀的陳述。
清代考據之學中，閻若璩（1636—1704）從事經典的考證，其《尚書古文疏證》，當是第壹件從大量證據歸納為結論的研究工作。
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兄弟兩人都是黃宗羲的學生，前者是經學家，從會通諸經中尋找經文的正確解釋，後者是史學家，從許多史料中撿取最接近歷史真相的事跡。
乾隆時代考證學大師戴震（1723—1777）明白指出，所謂義理不能舍棄經文，憑空得之，認為凡學必從“離詞”（分析詞句）、“辨言”（分辨語意）開始，最後才能走到“聞道”的地步。
這壹態度，清代考據學界的大家，大多都能持守。但是，考據之學成為風氣之後，從事實證工作的學者，也就難免被狹窄的專題罩住，全力在細節上周旋。
迷失了窮經是為了通經的本義，遂為了考據而考據，功夫細密卻沒有由此引申的余地。
清代官方編輯大部頭的叢書，為數不少。康熙、雍正朝除了宣揚武功的“方略”外，有字典、韻書、類書及經書的集解。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