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復的著作書評

經典閱讀與中國文化精神的重建

——讀王振復教授新著《周知萬物的智慧：周易文化百問》

文/王宏超

[內容摘要]

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應以對傳統經典的閱讀和闡釋為基礎。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乃是塑造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典籍，在當前時代對之進行深入的閱讀和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王振復教授新著《周知萬物的智慧：周易文化百問》，以文化隨筆的手法，從巫筮文化、人文根基、卦爻符號、命理文化、文化超越、當代啟示諸方面拈出壹百個問題分別加以闡說。該書既綜攝歷代易學研究之精華，又擷取時下易學之熱點；既對《周易》基礎知識有詳盡之解說，又有對時下社會文化問題精辟之點評。它立據於作者深厚之易學修養，但又舉輕而包重、以簡言而達旨。經由嚴肅的經典解讀之作使我們接近古人的智慧，從而重建中國文化之精神，乃是中國文化走向未來的希望所在。

[作者簡介]

王宏超，1977年生，河南新鄭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2003-2009），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俄亥俄州立大學、聖塔克拉拉大學耶穌會神學院等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美學、比較美學、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研究。

知識分子與社會責任

19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學術建制的形成，造成了知識分子身份的變化，通識型的知識分子被專家型的知識分子所取代，知識分子的身份也從“立法者”轉為“闡釋者”[1]，繼而成為“零余者”。在現代中國，這壹歷程被概括為“知識分子的邊緣化”[2]。專業化乃是學術進步的標誌之壹，但對於世道人心關懷意識的消退，則是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萎靡的表征。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如此寫到：“今天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為關在小房間裏的文學教授，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這些人的文筆深奧而又野蠻，主要是為了學術的晉升，而不是促成社會的改變。”[3]所以，薩義德強調應以“業余態度”（即壹種通識視野和責任意識）來取代“專業態度”，以喚起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意識。在我看來，比知識分子固守“專業立場”更值得憂思的乃是外在因素對於知識分子精神的侵蝕，借用班達的話來說，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背叛”[1]。揆諸時下方興未艾的“國學熱”，和“亂哄哄妳方唱罷我登場”的“文化市場”，班達之言決非危言聳聽。於是，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如何擺脫外在的幹擾，獨立承擔文化薪火相傳的重任？知識分子又如何在堅守專業立場的同時，兼顧“向大眾言說”的責任？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在王振復教授的新著《周知萬物的智慧——周易文化百問》之中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王振復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易學、佛學、中國美學和建築文化等諸多領域，在每壹領域都有多種專精的著述。王振復教授數十年淡泊自甘、寂寞自守，追求出世與入世、內心與外在的結合，其為人、治學深具古雅氣質。《禮記·經解》言，“深於《易》者”之特質乃“潔靜精微”，實在是王振復教授人格精神之寫照。這裏介紹著者的學術背景與人生哲學，乃是想讓讀者了解王振復教授寫作此書的用意之所在。

該書以文化隨筆的手法，從巫筮文化、人文根基、卦爻符號、命理文化、文化超越、當代啟示諸方面拈出壹百個問題分別加以闡說。該書既綜攝歷代易學研究之精華，又擷取時下易學之熱點；既對《周易》基礎知識有詳盡之解說，又有對時下社會文化問題精辟之點評。它立據於作者深厚之易學修養，但又舉輕而包重、以簡言而達旨。較諸時下名目繁多的經典闡釋之作，確有其特出之處。

經典的閱讀

王振復教授指出，當下時代存在著“不閱讀”（與“深閱讀”、“淺閱讀”相對而言。該書第24頁。下文引述該書內容只標註頁碼）這壹令人沮喪的現象，頗有警示意味。而近代以來，中華文化受到西潮的沖擊，漸趨於邊緣地位，近幾十年又受到經濟至上思想的侵蝕，遂更受冷落。雖說近年頗有“復興傳統文化”的說法，但多是資本主導下的“生意”，往往流於“精神按摩術”，少見真正的卓識之作，“幹貨”（第3頁）太少。

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應以對傳統經典的閱讀和闡釋為基礎。經典乃是塑造壹個文化傳統的基本思想資源，有時我們感覺經典距離我們的生活較遠，那是因為經典已經化為壹種集體無意識而滲透進每個人的思維之中。每個時代當面對精神和文化危機之時，就需要我們轉回到經典之中，重新思考時代問題，以重建時代的文化精神。卡爾維諾說：“壹部經典作品的特別之處，也許僅僅是我們從壹部在文化延續性中有自己的位置的、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的作品那裏所感到的某種***鳴。”[5]強調的就是經典在“文化延續”中的價值。

另壹方面，經典解讀者的知識背景也非常重要。時下不少“文化名人”，常會出現備受大眾追捧、卻受圈內學者批駁的尷尬。原因壹是某些“大師”本不具“專家”的基礎，卻常發出“出位之語”，結果出現許多常識性錯誤，鬧出不少笑話。二是這些頗通權勢和資本之道的“文化偶像”常會為名利而故意迎合“上帝”的口味，而導致內容淺薄化、低俗化，喪失了壹個學者起碼的獨立精神。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6]王振復教授即是自覺於“脫心俗諦”學者，他在二十年前的文字中就曾寫道：“惟願靜靜讀書，思考與筆耕，無所滯累系礙，陶鈞意誌，澡雪精神。”[7]這也是他壹直堅守的文化立場。

作為“群經之首”的《周易》，乃是塑造中華文化傳統的重要典籍，在這個文化荒蕪的“不閱讀時代”，對之進行深入的閱讀和研究，就顯得非常重要。《四庫總目提要》曰：“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可見《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周易》包含的知識門類廣博，由是，正如該書所指出的那樣，易學研究領域“可以說三教九流，良莠不齊，最為嘈雜。”（第1頁）

王振復教授將該書的寫作理念歸結為：思想深度、知識準確、當下關懷和通俗生動。他尤其註重前兩者，“力求通俗生動，是我們的努力方向。但是，如果壹味地追求所謂的通俗生動，而沒有什麽思想深度與準確知識的含量，那是不可取的。”（第32頁）這其實也是本書與時下許多通俗著述的區別。

文化易的路向

王振復教授把當代易學研究總結為七種路向：傳統易、考古易、歷史易、思維易、科學易、預測易和文化易。而他的研究路向為文化易學：“‘文化易’是運用文化人類學關於巫術的理念與方法，對《周易》的象數、義理及其繁復的人文聯系、豐富而深邃的人文內容，進行綜合的文化學意義的研究。‘文化易’在理念上，打破現代新儒學所謂‘《易》乃哲學之書’的治易域限。不是從《易傳》開始研究《周易》本經；而是從《周易》本經開始，研究《周易》巫筮文化及《易傳》的文化內容與意義。”（第15頁）這可謂是王振復教授對自己易學立場的簡要概括。

把《周易》歸於原始巫術文化，乃是恢復經典原初面貌的做法。古典學家思想家列奧·施特勞斯曾說：“思想史家的任務是恰如過去思想家理解自身那樣去理解他們，或者依據他們的自我闡釋令其思想再現生機。壹言以蔽之：相信自己的或自己所處時代的進路高於過去的進路，對於歷史理解來說具有致命性。”[8]以其所是地去理解經典，乃是經典研究的通則。長期以來《周易》的闡釋被籠罩在《易傳》的影響之下，過分地強調其中包含的哲學與理性，避免涉及其“迷信”和“落後思想”的巫術文化，這種“以今度古”的做法實在是曲解了《周易》。

其實，貶傳尊經的做法在晚明以降來華傳教士那裏就開始盛行，例如白晉[9]、理雅各[10]等人，但他們的作法乃是希望在中國最古老的典籍中找到“上帝”的信息。而在文化人類學影響下的“文化易學”，則是揭開了覆蓋在《周易》身上的層層神秘外衣，達到了對《周易》趨於本真的理解。“巫術被界定成了人類最早的思維方式。它無疑曾以純粹的狀態存在過，以巫術的方式思考是人類最初的思考方式。……巫術是原始人整個神秘和科學體系的基礎。它是人類自己選擇的——或者甚至是自己想象的——人類思維進化的第壹個階段。”[11]作為原始巫筮文化的代表之作，《周易》無疑是中華文化的根基所在。近年來諸多學者都開始通過巫術向人文轉型的研究，來理解中國思想文化形態的起源[12]。王振復教授的易學研究，即是這壹學術潮流的早期探索之壹[13]。

歷史與當下

王振復教授的學術研究，處處體現著邏輯與歷史、專精與廣博、傳統與當下的統壹。《周知萬物的智慧》壹書出版後，《文匯報》發文曾對該書有如下評述：“作者浸淫易學數十載，以文化人類學的理念與方法，研治易理之學，同時運用批評的利器，剖析和點評當下的中國社會所湧現的文化現象，精彩處，入木三分，不讓時評。”[14]此論頗為精審。該書在考索《周易》義理的同時，特別註重於對時下社會、文化現象的評論。

比如針對民眾特別重視的“預測”功能，該書就在多處指出要弄清哲理與迷信、遊戲功能與精神迷失之區別。“‘預測’之所以捕獲人心，並非是它本身有什麽‘神通’，而是因其適應了人們由於處境不佳而勾起的對於未來、對於命運的神秘向往、企盼或者恐懼心理。”（第14頁）“信”的發生乃是主體意識之迷失（第156頁），其邏輯乃是“因果互逆互順”。（第135頁）“《周易》巫文化，實際上是壹種‘信’文化”（第136頁。）作者曾沿此理路進而推衍出，在真、善、美的人類心理三結構中，還應增加“信”的維度，即真善美信，其分別對應真假、善惡、美醜與吉兇。[15]作者還進而指出，“《周易》的巫筮之目的，是趨吉避兇，實際上則是‘趨生避死’，這是原始巫學意義上的‘易’的根本意義。”（第209頁）把吉兇觀引申到生死觀，進而與《周易》重“生”思想相聯結，實際上也是為中華文化的生命意識找到了思想源頭。“《易傳》所說的易理，存在多個方面與層次，《易傳》講變化、講陰陽、講時位、講仁義、講美醜，其中的人文思想與思維的廣度與深度可謂壹言難盡，但貫穿其間的只是壹個字，那就是‘生’，指人的生命的無限歷程。”（第209）學者謂中國人“淡於宗教”（梁漱溟語），註重“內在超越”（余英時語）而非西方的“外在超越”，不能不說是中華原始巫筮文化影響的結果。

該書還特別提到《周易》重“時”的問題。如果說時間的內涵經歷過神性時間、巫性時間和人文時間的話，《周易》的時間意識就處於巫性時間向人文時間轉型的過程之中[16]。《周易》中的“時”，“最顯在的意義是指天文學上的時令、四時；其次是指巫學意義上的人的時運；而最深層的意蘊，是屬於文化哲學層次上的時機、時勢，是中華民族文化思維中最獨有的時間觀念和時間哲學。”[17]《周易》“因時而變、循時而化”（第250頁）的時間觀念，已成為中華文化智慧中重要的維度。

其實，也可以用這壹時間觀來看待《周易》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中的作用，每個時代都可以從中找到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它也從而能壹直存留在中國人的思想和現實之中。如同本書所言：“《周易》不僅僅是老古董，其實，它也頑強地‘活’在當代及未來的漫長歲月裏。《周易》原巫的人文之魂，它那繁復、深邃的易理，依然在當代中華的大江南北、田頭街巷遊蕩不已。”（第4頁）

要之，這是壹部“淺入深出”的睿智之作，既有專精的研究又有廣博的視野，既有對易學史的精熟的了解，又有對學界新知的敏銳把握，足以啟人開悟之處所在多有。在這個壹些人崇尚“淺閱讀”甚至“不閱讀”時，經由嚴肅的經典解讀之作使我們接近古人的智慧，從而重建中國文化之精神，乃是中國文化走向未來的希望所在。

註釋：

[1][英]鮑曼（Bauman，Z.）著.洪濤譯.立法者與闡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見：二十壹世紀.總第6期，1991

[3][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陸建德校.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書店，2002.63頁

[4][法]朱利安·班達著.佘碧平譯.知識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意]伊塔洛·卡爾維諾.《為什麽讀經典》.黃燦然譯.見氏著同名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7頁

[6]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246頁

[7]王振復著.周易的美學智慧.“後記”.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500頁

[8][美]施特勞斯（LeoStrauss）.如何著手研究中古哲學？.見：潘戈（Thomas L. Pangle）編.郭振華等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279頁

[9][德]柯蘭霓（Claudiavon Collani）著.李巖譯.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10]TheI Ching(The Book of Change),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Preface”，Dover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