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花兒”研究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主辦的《歌謠周刊》創刊，該刊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五日（第八十二號）刊載了我國著名地質學家袁復禮在甘肅做地質調查時記錄整理的30首“花兒”歌詞，題目叫《甘肅的歌謠——“花兒”》。這是“花兒”在全國文學中首次出現。
著名音樂家王雲階1943年記錄發表的《山丹花》是中國第壹首“花兒”曲譜。王雲階是當時中國最高音樂學府——重慶青木關音樂學院的作曲家，他在青海東部農業區進行教學和音樂采風時，找到撒拉族“花兒”女歌手哈圖瑪，記錄下《山丹花》曲調，譜成曲發表在他主編的《青海民國日報》《樂藝》音樂副刊上，避免了像《詩經》那樣只記詞不記曲、後人難以演唱的遺憾。
作為“花兒”研究專著出版的，是榆中人張亞雄1942年在重慶出版的《花兒集》。張亞雄利用在蘭州擔任《甘肅民國日報》編輯之便，公開征集流傳於甘青寧的“花兒”，並在該報發表歌詞和研究文章，在近10年的歲月中，張亞雄對征集到的3000多首“花兒”，精選了600余首加以整理，其中的《抗日少年》12首，用民歌形式激勵人民抗戰到底，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喬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樂研究》上撰文贊譽其“對於日後成為民俗學、音樂學界‘顯學’的‘花兒’研究來說，是第壹部內容豐富也有深度的專書,是現代花兒研究的第壹塊碑石”。
1944年至1947年張亞雄住在西寧。他利用空閑時間，奔走於田間地頭、河畔山野，將壹些優美的“花兒”記錄下來。1948年秋，當《花兒集》在蘭州再版時，又加入了不少新內容。1950年，張亞雄準備第三次出版《花兒集》，但因受到不公正的歷史待遇未能如願。文革中雖以揀破爛為生但他仍然堅持“花兒”研究，正是：“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由不得自家，刀刀拿來頭割下，不死就是這個唱法。”
1981年，在甘肅省第二屆文代會上，平涼農民作家、“花兒迷”戴笠人將壹本1948年版的《花兒集》送給了張亞雄。1986年，年已76歲的張亞雄見到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再版的《花兒集》。
1990年，著名音樂家江定仙教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往甘肅考察，回京後寫成鋼琴組曲《甘肅行》（為青少年）：1.走廊；2.花兒；3.陽關，從地理、風情、歷史對比三種角度表現，其中的“花兒”是從舊作中移來的，極富特色。收入1992年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的《江定仙作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