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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的現狀和產生原因,應如何解決?

近兩年,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導致的各種金融問題愈加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從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表象入手,分析了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並從貨幣政策工具對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和銀行流動性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兩個方面闡述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最後提出了壹些緩解流動性過剩?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對策。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貨幣政策;有效性

20個世紀90年代末以前,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長期不足,信貸膨脹的態勢相當明顯。進入21世紀以來,銀行體系流動性持續寬松,特別是2005年以來,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日趨突出。被經濟學家認為發生幾率極低的“流動性陷阱”已在我國金融運行中初現端倪,並對金融體系的穩健運營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1]2006年,銀行的巨額流動性使到全國性的信貸規模急劇膨脹,間接推動了各種資產價格全面上升,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有效性形成嚴峻挑戰。如何有效解決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是擺在中央銀行面前的重大課題。

壹?銀行流動性過剩的表現

(壹)存差持續擴大

自2004年國家實行最新壹輪的宏觀調控以來,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增速逐漸低於存款余額增速,而且二者間差距不斷擴大,貸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於貸款增速3.17個百分點,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機構存差達到9.2萬億元,占存款余額的32%;存量的貸存比為68.0%,新增量的貸存比為53.6%。2005年,商業銀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約只有53元轉化為貸款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近壹半的資金則滯留在金融體系進行體內循環。

(二)超額準備金居高不下

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由2000年末的4000億元增長到2004年末的1.265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銀行雖然下調超額準備金率0.63個百分點,但金融機構上存中央銀行的超額準備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達1.26萬億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機構超額儲備率達4.17%。超額準備金過高,不僅加大了中央銀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臨著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大打折扣的壓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機構超額存款準備金率達2.7%。

(三)M2與M1增速差距持續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連續數月超過預期15%的增長率,M2與M1增速差距從年初的3.3%壹路擴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額為29.9萬億元,同比增長17.6%,增速比上年高2.94個百分點;M1余額為10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78%,增速比上年低1.8個百分點。進入2006年後,M1與M2增速差距更大,壹季度創下了M2同比增長較M1同比增長高出8.58個百分點的新高。

(四)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

2005年3月以來,整個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其中,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從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質押式國債回購7天品種加權平均利率僅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個基點,受此影響,貨幣市場收益率曲線呈現回落態勢。當前銀行間市場1年期國債和中央銀行票據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兩年期金融債發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於1年期2.25%的銀行存款利率,貨幣市場利率與銀行存款利率出現了倒掛現象。2006年第壹季度央票利率?銀行間回購和拆借利率較去年末擡升70個基點左右。其中,1年央票與存款利差縮至38個基點,市場化程度更高的銀行間7天回購利率,其與存款利率利差縮至19個基點,但是依然沒有改變幣市場利率與銀行存款利率倒掛的現象。

二?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

(壹)經濟結構和區域發展失衡

經濟決定金融,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根源是我國經濟結構和區域發展失衡。相對於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消費近年來的增速遠落後於它們。20世紀末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增長壹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在2003年以來的新壹輪經濟增長周期上升期,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壹步擴大。2002年至2005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則分別為8.8%?9.1%?13.3%和 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長29.8%,後者只增長了13.3%,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衡問題加劇。消費相對落後使大量資金沈澱在銀行體系內部循環。

同時投資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壹邊是大企業的資金過剩,另壹邊卻是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的極度緊張;壹邊是某些熱門行業重復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另壹邊則是醫療?教育等部門嚴重的投資不足。從區域看,以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性問題突出,而廣大的中西部仍面臨資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動性過剩壓力,而農村卻仍然資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趨活躍就有力地證明了我國並不是總體的流動性過剩(巴曙松,2006)。[2]少數被資本追逐的高利潤行業“囤積”了大量的資金,其資產價格被不斷重估,從而帶動相關資源的價格壹路攀升,造成銀行流動性全面“過剩”假象。

(二)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之壹在於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帶動的外匯占款增長。2005年,基於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約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中央銀行用於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總量高達2.77萬億元。因此,為“對沖”人民幣升值壓力?穩定匯率而形成的貨幣流動性增強趨勢依然強烈。有關數據顯示,2006年壹季度,貨幣總體流動性達2.0萬億元,同比增長93.4%;外匯儲備達 0.8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76%;外匯占款余額7.7萬億元,同比增長34.96%;而同期銀行貸款余額和有價證券投資分別為20.6萬億元和3.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1.29%和17.23%。

(三)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

2005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增長率為13.53%,低於2004年的14.54%。銀行業機構新增貸款從2003年的3萬億元,下降到2005年的2.5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幅持續下降,從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盡管2006年壹季度,銀行貸款壹度出現高速增長,並導致中央銀行出臺相關宏觀調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現的貸款過快投放趨勢,但是全社會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出現,主要原因在於全國工業企業整體盈利狀況下滑導致信貸萎縮。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6447億元,比上年增長17.4%,遠低於上年同期同比增長42.5%的水平;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7420億元,增長28.7%,低於上年增長39.4%的水平。2006年壹季度,在國家統計局調查的66個行業中,利潤減少或虧損增加的行業多達24個,比上季度增加9個。企業效益下滑,虧損面擴大,將直接減少對銀行的信貸需求。

(四)城鄉居民儲蓄持續增長

2005年末,我國居民儲蓄余額14.11萬億元,當年GDP為18.23萬億元,儲蓄率高達77.36%。2006年壹季度,全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與我國的高儲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富國的儲蓄率通常高於窮國,但也僅在20%左右。我國現階段家庭儲蓄率較高與我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家庭觀念等諸多因素有關。家庭儲蓄率較高的壹個主要原因在於當前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尚未完成,沒有形成完善的養老保險?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老百姓出於養老?醫療等原因積累了大量預防性儲蓄。同時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使居民更傾向於增加儲蓄降低消費。此外,住房體制?教育體制的改革也使相當多的大眾儲蓄資金用於買房和子女教育儲蓄,這也是導致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壹。[3]

三?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壹)貨幣政策有效性內涵的界定

盡管不同學者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時,由於強調的重點不同,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從根本上說,貨幣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兩層含義:第壹,貨幣政策能否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第二,貨幣當局是否有能力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引導經濟運行以達到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第壹層含義是指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運行的作用力問題,即貨幣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產生影響的問題,這可以概括為貨幣政策的理論有效性問題,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基礎。如果貨幣政策確實能對經濟中的真實變量(產出和就業)產生重要影響,那麽貨幣政策在理論上是有效的,稱為貨幣政策的理論有效;如果貨幣政策根本不能對經濟運行中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或者這種影響微不足道,那麽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無從談起,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第二層含義是以第壹層含義為基礎的,即如果貨幣政策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量確實具有強而有力的影響(貨幣政策是理論有效的),那麽貨幣政策當局在既有的知識範圍內,是否有能力利用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引導經濟運行以達到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這可以概括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有效性問題。如果理論和經驗證據都表明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變量具有重要影響,貨幣當局也能利用貨幣政策的效力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那麽貨幣政策是實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貨幣政策雖然具有理論上的有效性,但貨幣當局根本無力利用貨幣政策的這種效力引導經濟按預期的軌道運行,貨幣政策的實施是無效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壹句空話,沒有實際意義。[4]

從以上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內涵界定上來看,本文研究的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就屬於貨幣政策的實施有效性問題,包括貨幣政策工具對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和銀行流動性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等方面內容。

(二)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在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上的困境

1.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縮減銀行流動性乏力。2006年來中央銀行分兩次將存款準備金率由2004年的7.5%調高至8.5%,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從3%上調至4%。中央銀行在壹個月左右的時間裏,通過兩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大約直接可以凍結資金3000億元左右,再加上乘數效應的影響,實際緊縮的流動性可能會達到1.2萬億元左右。在金融體系健全的環境下,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縮總體的流動性。但就目前中國金融制度安排和銀行流動性產生的原因來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所起作用並不是很明顯。這主要是因為:首先,強制結售匯制所導致的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而是主要用於平衡國際收支。中央銀行在壹個月內上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但商業銀行信貸仍然保持較高增長。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使中央銀行缺乏有效的措施進行沖銷。其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影響較小,其貸款行為很難受到約束。國有商業銀行本身流動性較足,具有較強的吸收流動性的能力。同時,國有商業銀行是國債?政策性金融債?中央銀行票據的主要持有者,通過出售或回購可以及時滿足流動性的需求,即使出現流動性困難時還可以從中央銀行取得再貸款。由於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占絕對優勢,其趨利動機會使中央銀行緊縮信貸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調整對流動性過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銀行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壹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場中,利率作為有力的價格型調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導金融市場中資金的收縮與膨脹,只要中央銀行采取小步?連續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會慢慢地顯示出來。但由於我國各種利率之間的關系還沒理順,基準利率作為壹項政策工具的作用還非常有限。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確定方式還不能適應貨幣政策預調和微調的需要,不能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協調配合的綜合效應。就歷次利率變動的實際效果來看,企業貸款和居民儲蓄存款對利率變動並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較小。

3.公開市場操作“對沖”流動性的能力有限。公開市場操作是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調節基礎貨幣,從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利率的壹種政策手段。近年來,公開市場操作逐漸成為人民銀行宏觀調控最頻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發揮著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和引導市場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之初,主要對象為國債市場,但短期國債數量極少,並且發行的國債中僅有30%左右能夠上市流通,且在品種和期限結構上不能適應貨幣政策操作的需要,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運用國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能力。從2002年開始,中央銀行嘗試使用中央銀行票據,中央銀行票據有效地對沖了大量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但中央銀行票據作為利率(價格)調節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銀行在與市場對話時似乎處於弱勢地位(李揚,2004)。[6]

還有壹個情況值得關註,就是本幣公開市場操作對基礎貨幣供應的作用往往被外幣公開市場操作的影響所分流。由於我國實行的是壹種實際上的固定匯率制度,隨著近年來美國經濟疲軟,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逆差上升到歷史新高,美元持續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大量拋售美元。中央銀行為維持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來收購美元。因此在貨幣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銀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貨幣供應量過大?又要維持相對固定匯率的兩難境地。由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剛性,最終導致中央銀行票據的不斷膨脹,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票據“對沖”流動性的能力。

(三)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

1.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現狀。改革開放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分支機構→企業,傳導過程簡單,直接從政策手段到最終目標。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組織體系的健全,貨幣政策形成“中央銀行→金融機構→企業”的傳導體系,貨幣市場尚未完全進入傳導過程。進入90年代以後,金融宏觀調控方式逐步轉化,初步形成“中央銀行→貨幣市場→金融機構→企業”的傳導體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90年代中期以來,間接調控不斷擴大。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確定為穩定貨幣並以此促進經濟發展;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從貸款規模轉向了貨幣供應量和基礎貨幣;存款準備金?利率?中央銀行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調控手段逐步擴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穩定貨幣為最終目標,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基礎貨幣(操作目標)的間接調控體系。

2.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上的總體流動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多見的。總體流動性偏多在通貨緊縮時矛盾並不凸現。當遇通貨擴張時,多年積累的過多流動性會形成對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巨大的壓力。當中央銀行調控意圖需放松松貨幣時,“松”的貨幣未必能流到中央銀行調控意圖中的行業和企業,到中央銀行調控意圖需要收緊貨幣時,也未必能從中央銀行調控意圖中的行業和企業收回貨幣。流動性的持續大量過剩必然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實現產生消極影響。由於目前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來源是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就是外匯占款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也就是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影響。[7]

從匯率政策的目標來看,匯率穩定是幣值穩定的目標,而在現行的匯率管理體制下,央行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只能被動地吸收外匯,外匯買入量越大,貨幣供應越多。外匯沖銷政策操作的結果是,外匯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貸款等貨幣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斷下降。由於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多,為了將基礎貨幣的投放控制在適度的範圍,央行被迫不斷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相應地收回或減少再貸款等信用放款,從而達到控制基礎貨幣供給總量的目的。[8]由於外匯資源分布的不均衡,貨幣投放在外向型企業和內向型企業間的分配比例嚴重失調,這就使得中央銀行用信貸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壹產業或行業的自主權已經受到極大的限制。外向型企業資金相對充裕,內資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局面更為加劇。同樣,貨幣供給的地區分配出現失衡現象。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沿海發達地區,資金供應相對充足,對外開放程度低的內地地區,資金會相對短缺。這種資金流向結構上的失衡會隨外匯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劇。

四?解決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對策建議

(壹)多策並舉減少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1.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減弱企業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制定寬松政策,鼓勵各類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建立新的市場準入機制,為廣大優秀企業特別是科技含量較高的中小企業提供國內上市融資的渠道。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能為經濟的良好運行提供良好保障,企業就會得到更多的融資渠道,居民也會得到更多投資機會,進而降低銀行的存差。

2.通過制度創新促進銀行資產結構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銀行,允許銀行通過多元化投資來增加收益,分散風險,如銀行可以通過股票投資等方式來增加投資渠道。目前我國銀行貸款占總資產比重雖然降低到65%,但是對於國外大銀行來說,貸款壹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個人及中小企業的貸款種類,增加銀行高質資產。再次,加快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步伐,銀行可將中長期資產變現為資金,鼓勵居民購買銀行債券,促使投資與儲蓄相互轉化,改變目前銀行資產單壹狀況,增加銀行盈利性。

3.完善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費觀念。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障制度,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務,為居民預期消費創造壹個良好的環境。對居民而言,要進壹步更新消費觀念,善於利用銀行提供的住房等個人消費貸款來增加消費,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減少外匯占款,強化市場功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進壹步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分流外匯儲備,舒緩外匯占款壓力,從源頭上遏制流動性持續增長的勢頭。改革現行結售匯制度,逐步從強制結售匯過渡為意願結售匯,放寬所有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比例,變外匯銀行結算周轉限額管理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場主體持有外匯的比例。減少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外匯賬戶政策應朝著分流市場外匯的方向調整,推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支持企業走出去,改變我國在外匯管理領域長期存在的外資流進來易?流出難;對企業嚴?對個人松;對內資嚴?對外資松的不對稱管理格局,逐步拓寬資本流出渠道,允許和擴大國際開發機構或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或以其他人民幣融資形式籌資,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根據我國自身改革發展的需要,在確保金融市場和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進壹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目標區。通過人民幣匯率目標區的建立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增強公眾對匯率的心理預期,使市場交易主體能夠自由地根據市場信號做出反映,及時緩解和釋放外匯市場各種不利因素的沖擊,使央行貨幣政策的執行盡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約,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回旋余地。[9]

2.進壹步完善市場基礎建設,夯實市場基礎,拓寬央行貨幣調控的空間。通過市場機制,讓商業銀行能夠自主決定外匯市場的交易行為,使我國的外匯市場在做市商制度基礎上成為壹個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場。要擴大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改變目前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主體的同質性。放寬市場準入限制,增加市場交易主體,非銀行金融機構?大企業集團等可逐步直接進入銀行間市場參與交易。大力進行產品創新,開辦並盡快擴大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貨?互換和回購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場能夠滿足向參與者提供套期保值?風險規避以及投資理財等壹系列金融服務的需要。

3.進壹步完善外匯占款的沖銷策略和手段,提高外匯沖銷的效率。壹是建立外匯平準基金。按照國際慣例,外匯基金壹部分應該來自國家外匯儲備,另壹部分主要來自商業銀行的外匯資產。通過外匯平準基金的重要調節杠桿,在央行與外匯市場之間設置緩沖屏障,切斷外匯儲備直接與國內貨幣量變動的聯系。二是靈活設計和選擇各種沖銷工具並擴大組合籃子中的數目。這方面國外有許多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例如,韓國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穩定債券”可暫時取代尚不發達的公開市場業務。馬來西亞的“雇員準備基金”可以調節流動性,從而將政府和雇員準備基金的存款從銀行系統轉移到中央銀行的壹個特殊賬戶。[10]從我國具體國情和實際經濟狀況出發,可以設計和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幹預和沖銷金融工具和手段,鞏固和發展匯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貨幣調節和匯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幣匯率更加富有彈性,對外匯的沖銷工作也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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