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數字化浪潮中，紙質媒體的壞消息不斷。日前，英國《衛報》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美國《新聞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數字版。這再次引發了"傳統紙質媒體會否消亡"的爭議。為此，本報約請兩位學者展開深入討論。是為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與本報聯合開設的"爭鋒"欄目第二十四期。
不斷創新的紙媒長生不老
雷啟立
●只要人類還有精神承擔和思想傳承的需要，紙媒的未來就還在
●《新聞周刊》"找死"，沒理由讓整個紙媒"陪葬"
●傳統紙媒應求變圖新、堅持責任和理想，才有可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妳們停掉這個以油墨與紙漿為載體、承載著歷史的印刷版報紙，那將是壹場國家災難。妳不可能用‘在線’的方式還原新聞紙上的內容，互聯網上充斥著色情與廢話，我們需要在書報亭裏看到智慧，我們需要在地鐵裏拿著報紙沈思。”
日前，在得知英國有近60年歷史的老牌媒體《衛報》將縮減印刷版業務後，倫敦市長鮑裏斯·約翰遜專門撰文，捍衛傳統媒體的存在價值。在美國《新聞周刊》宣布從明年壹月起停止發行紙質印刷版、轉而改為數字版、從而再次引發有關“傳統紙質媒體會否消亡”討論之際，鮑裏斯·約翰遜的這段話，尤其耐人尋味。
思想不息 紙媒不死
很多人在討論網絡媒體取代紙質媒體的時候，都是從使用者的人數和經濟效益的此消彼長來證明的。當今互聯網的發展氣勢、盈利能力和各種統計數據當然會給它的支持者們以強有力的支持。然而，我們要問的是，如此只以壹種媒體的盈利與否、盈利多少，以是否以及有多少人在使用來衡量壹種媒體的存在理據，是不是過於有失偏頗？人們的“工具理性”到了這等地步，也真是當得上是“經濟動物”了吧。敢問，媒體曾經理直氣壯的理想、責任和擔當何在？承載人類思想進步的歷史意識何在？
壹個簡單的歷史事實是：數萬年前，人類先民結繩記事，但即使在最初的草創時期，文字和書寫也不是僅僅以數字來構成的。象形文字的出現不只是代表它所圖示的對象，而是包括與圖像相關的豐富的思想、情感等意義。各種不同文字的發明，最初都是與記載人類的祭祀、占蔔、藝文作品相關。唐初雕版印刷的發明和應用是為印制佛經，15世紀中葉古登堡等人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最初印制的是聖經。《詩經》《楚辭》的傳播更不是為盈利。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從紙張的發明到印刷技術的進步，以紙質印刷為介質的媒介就壹直是與人類的思想和精神活動密切相關的。大規模機械印刷、紙質媒體的出現與現代思想的產生和傳播、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形成，更是相互滋長。這也告訴我們：傳統紙質媒體是商品，但它又不是壹般的商品，而是壹個物質化了的思想和精神的載體。今天人類的思想和精神活動是已經深刻地為經濟、發展、金錢、數字所捆綁，但要說思想、文化的光芒就此被罩住，承載思想和文化的紙質媒體的使命就此終結，恐怕也太短視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人類還有真正的凝視（而不是瀏覽）、閱讀和思考，還有精神承擔和思想傳承的需要，紙媒的未來就還在。
人類思想不息，人間紙媒不死。
內容為王 求變圖新
毋庸諱言，新興網絡媒體逼迫下的傳統紙質媒體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境。但這樣的困境不在於外在的挑戰，卻更由於自身思想和文化的創造性的不足。就拿即將改為數字版的《新聞周刊》來說吧，即使沒有新興網絡媒體的出現，《新聞周刊》之類的紙質媒體其實自身也處在不斷衰落的頹勢中。很多年前，《新聞周刊》就因其定位古板、風格陳舊、經營不善而出現了嚴重危機，兩年前不得不以壹美元的象征性價格被《華盛頓郵報》轉手給哈曼集團。此後，更在不斷滑坡的泥沼裏越陷越深，以至於其末任總編輯、媒體制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蒂娜·布朗試圖為這本老舊的雜誌增加壹些迎合市場口味的內容時，也無力挽狂瀾於既倒了。
由此看來，《新聞周刊》紙質版的消亡，從來就不能被看做是壹件可以與“紙質媒體必然消亡”劃等號的事件。“內容為王”，對於包括紙質媒體和網絡新興媒體在內的所有媒體而言，都是第壹位的決定要素。同樣是紙質媒體，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發行量卻壹直在增長，目前每期發行量已超過140萬本。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人》就曾預測自己的讀者很可能因為危機的加劇而變得越來越多。何以故？因為，困頓的年代，人們更需要的是思想。經濟學其實是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早就揭示過這壹點。《經濟學人》的逆風飛揚，恰好從另壹個側面證明了“內容為王”這壹規律：由於能夠提供清晰的事態分析、鮮明的立場和解決問題的建議，《經濟學人》能夠在互聯網興起和全球金融危機雙重壓力下，逆勢增長，成為傳統紙質媒體的壹個旗桿。
當然，在紙質媒體壞消息不斷的今天，紙媒是有問題的，而且有大問題。其問題的本質是資本過於侵襲其中，以至紙媒過於商業化。思想和文化被過剩的紙漿稀釋，思想和文化的尊嚴被金錢和數字所淹沒。沒有達到學術水準的著作大批出版，沒有價值和意義的信息到處泛濫。在無止境的商業化過程中，紙媒把自己葬送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維克多·納瓦斯基分析說，《新聞周刊》陷入困境並非由於它壹直固守舊有的新聞傳統和創刊宗旨，恰恰是由於它在巔峰時期拋棄了這些傳統和宗旨。《新聞周刊》“找死”，沒理由讓整個紙媒“陪葬”。
紙質媒體與人類精神、思想相生相隨的歷史特質，以及網絡新興媒體固有的天然缺陷，註定了傳統紙質媒體與網絡新興媒體不是壹對簡單的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網絡新興媒體在體現它的即時性、互動性、方便性等等優勢的同時，也深刻地暴露出它“過載”、碎片化、缺乏權威性等等負面特性。所以，《淺薄》的作者尼古拉斯·卡爾說，“利用網絡代替記憶，……我們將面臨被掏空大腦的風險”。這並非危言聳聽。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傳統紙質媒體不會因為互聯網的興起而消亡，並不意味著傳統媒體可以皓月當空、穩坐釣魚臺。相反，當此之時，傳統紙質媒體尤其應該求變圖新、堅持自己之所以為之的歷史和承擔，以自己的責任和理想為定力，孜孜以求，才有可能真正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紙質大眾媒介最終將消亡
鄧建國
●在市場經濟中，主導大眾媒介組織運作的是商業邏輯
●“個人對紙張的感情”與“大眾媒體組織的理性商業決策”不同
●紙張“在生活中的存在”與“作為大眾媒介的存在”不同
其實，美國《新聞周刊》的決策者們壹直面臨著選擇：堅持紙質版還是全面轉向電子版。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新聞周刊》的決定了。這如同警匪片中的彪悍殺手拿槍指著被害者的頭時通常會說的：“這僅僅是出於生意，而非個人恩怨。”
大眾傳媒首先是生意
“生意”，在壹個世紀前“黃色新聞”肆虐時就是新聞業的“軸心原則”，後來在“社會責任論”口號中轉為隱蔽。今天，在新媒體的無情緊逼下，終於又再度凸顯。在這壹原則指導下，紙張若能給媒體帶來利益，則用之；不能帶來利益，則棄之。
壹個世紀前，威廉·魯道夫·赫斯特將人人視為無利可圖的紙質報紙變成了能贏取暴利的大眾媒體。他認為，報紙的主要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發布新聞，而是為了發布廣告以獲得贏利。新聞是誘餌，廣告才是目的。報紙是“在頁面上塞滿廣告之後才拿新聞來填補空隙，而不是相反”。至於報業後來追求的社會責任和公***利益，只不過是在“黃色新聞”毀壞了世風引起公憤後，報業對公眾輿論作出的壹種姿態。
在大眾報業的投入產出計算中，紙張成本壹直都是關鍵因素。1441年德國金屬匠古登堡發明了鉛板印刷。1605年德國的斯特拉斯堡市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報紙。但是，由於受到高昂的紙張成本和低下的大眾閱讀水平這兩個因素的限制，直到20世紀初，商業化的大眾化報紙才出現。紙張如何來之不易，可以從以下史實看出來：直到1776年，北美馬薩諸塞州的法院還通過立法要求每個居民區都必須設立專人收集可用來造紙的破布；為了節省紙張，直到1818年，在英格蘭印刷面積超過22×32英尺大小的報紙還會受到懲罰，而這差不多正好是現在《紐約時報》的大小；當時的美國人苦苦尋求廉價的造紙材料，先後嘗試過大麻、松果、土豆、石棉等等；造紙商還壹度從埃及運來整船整船的木乃伊，將裹在其上的亞麻布拆下來做成紙張。1840年代，專門用於大規模生產植物纖維紙漿的機器終於出現了，紙張的價格才開始下降，而高速印刷機也同時面世，這才使得所謂“便士報”（pennypaper）成為可能。大眾化報紙作為壹種商業模式進而出現。
報紙的發展史說明，在市場經濟中，主導大眾媒介組織運作的壹直都是商業邏輯，而不是其他。盡管紙質介質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也許仍會存續相當長的時間，但是大眾媒介組織以逐利為運營原則，關註的是投資回報，考慮的是生死存亡。今天，在報紙的生產成本中，紙張占比仍高達60%－70%，而報業當年的高利潤已好景不再。如果紙張已經成為其負擔而不是獲利憑借時，媒體就削減或幹脆剔除掉紙質。這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似是而非的樂觀理由
然而，作為旁觀者，不少人卻尚不理解這壹點。他們仍然固執地對紙張作為大眾媒體傳播介質的未來抱樂觀態度。這裏，我們對這壹態度背後的理由分別加以辨析。
第壹，有人同樣從媒介技術發展史的角度指出，歷史上新媒體從來就沒有完全取代過舊媒體，因此，報紙當然也不會被取代。這是壹種“從歷史推知未來”的歸納法，它忽視了兩個因素，即作為可以“吞噬”此前所有媒介類型（書籍、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的“媒介之王”，互聯網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性”。電視沒有取代書籍、報紙、雜誌和廣播，並不意味著互聯網不能取代這些媒體，更何況我們在這裏討論的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紙張。
第二，有人認為，盡管紙張不壹定會繼續作為大眾媒體介質存在，但由於還會有對紙張的小眾需求，所以它仍然會存在。毋庸置疑，對紙質媒體的小眾需求（古舊書籍和藝術作品等）仍會長期存在。但是，首先，這樣的小眾人群所需要的紙質媒介，不是作為大眾媒體介質的紙質媒介，滿足這類小眾需求的紙張已經脫離其新聞媒體屬性，與我們當下所討論的“紙質大眾媒體的未來”並不相關。其次，即使這些小眾需求數量足夠大，同樣出於商業利益考慮，由於這些領域的成長性有限，媒體組織也會謹慎投資於這樣的領域。
第三，有人認為，“人是懷舊的動物”，總會有人因懷舊而堅持使用紙質媒體，所以，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仍會存在。這是壹種感情幹擾理性的判斷。所謂“感情”從來就沒有在媒體的商業決策中占有過任何位置，閱聽者也不會純粹因為某種感情而持續選擇使用某種媒介。而且，我們對紙張的戀舊也許是因為我們恰好是跨越紙媒和電子媒體的壹代人。試問，90後對“前互聯網時代”基本沒有記憶，他們會對之有所留戀嗎？當我們這些跨界壹代全都老去，我們的後代們會對紙張時代有所懷念嗎？答案顯然是“不會”。
第四，有人認為，中國目前還有很多剛會識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壹半以上的人口從來沒有訂閱甚至閱讀過報紙。假如僅僅做到讓中國每個家庭至少訂閱過壹年報紙，對報業就意味著翻幾番的發行潛力”。其言下之意是，紙質報紙還可以高枕無憂幾十年。該觀點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體現了壹種媒介使用習慣的線性發展觀，即認為人們總是先使用紙質報紙，然後使用電視、互聯網等。然而，在當前多樣的媒介選擇前，新識字群體完全有可能跨越報紙而徑直使用門檻更低、口語特征明顯的電子媒體。只要看看當今流動人口使用手機和互聯網的多還是紙質媒體的多，結果就很清楚了。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區分“紙張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介質的存在”，並且區分“個體層面上人對紙張的感情”和“大眾媒體組織的理性商業決策”的話，我們就不難得出“紙質大眾媒介最終將消亡”的結論。
對紙質媒介的憂慮是與新媒體的發展***生的。在以數字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所謂新媒體廣泛出現後，不少人認為紙質媒介前景不妙。有人預測：50年後紙質文獻將在主要國家退出歷史舞臺。100年後，人們將只能在博物館中見到紙質文獻了。[1](69)還有人斷言：由互聯網和手機結合而成的網絡文化確實具有壹“網”打盡的超強能力。盡管網絡文化“通吃”所有文化形態的情況目前尚未啟幕，但卻是壹種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2](150)這些觀點，與西方壹些專家關於媒介發展的推想不謀而合。紙質媒介真的要壽終正寢了嗎？在網絡傳播來勢兇猛的當下和不斷發展的未來，紙質媒介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因為，它關系到我們的文化建設。
壹
自從東晉時期紙基本上取代了簡牘到上個世紀後期新媒體的出現，紙質媒介壹直是傳播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載體。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紙質媒介早已超越了媒介最基本的傳播功能，而是以其載體的特殊性建構著人的精神情操、審美情趣，影響著人的生存和生命，與人類產生了緊密的聯系。
讀書人最喜歡自己的書齋，無論怎樣布置，書是少不了的。那壹架架壹櫃櫃的書，就是書齋主人的貼身伴侶，精神性命。“如果沒有什麽事擾亂心神，人應該經常獨坐於書齋之中，或對日吟誦，或秉燭夜讀，於書齋裏享受壹份清福，從學問中得到壹份快樂。”[3](136)這裏說的似乎有些古人的味道，其實現代人也是如此。現在，人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好多人都有壹個屬於自己的書房。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商賈們，也要辟出壹個空間，裏邊擺上裝幀精美價格昂貴的書。為了閱讀也好，附庸風雅也罷。
書本固然可以傳遞知識，擺脫了現實功利目的的讀書卻不單純為了獲得知識，而是出於習慣，看重讀書這壹行為本身蘊含的樂趣。花前樹下，湖邊草地，都是讀書的好場所。“或在壹個雪夜，壹個人坐在爐邊，爐子上的鍋子絲絲地響著。身旁放著壹袋好煙草，壹個人拿了十來本哲學、經濟學、詩集、傳記，把它們堆放在榻上，於是閑適地拿幾本來翻翻，於是平靜地拿了當時引起他的興趣的壹本來看。”[4](107)這是林語堂筆下的讀書之樂；余光中則興致盎然地談到了他對書的藝術形式的喜好：“大多數的書呆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壹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壹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麽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壹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資深的書呆子通常有壹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並不壹定要讀哪壹本書，或研究哪壹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並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壹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5](133)
這類讀書、賞書的精神、喜好，已經不僅僅是人的外在生活了，而是形成了習慣、品性，內化為人的生命。即不光是壹種行為方式，更是壹種藝術的生存。而壹旦某種行為方式形成了習慣、癖好，與人內在的精神世界、審美情趣融為壹體時，要改變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新媒體固然發展很快，也有紙媒所不具備的諸多優點，但要想讓讀書人舍棄他視為性命的書，而從網絡、從電子出版物中獲取他在紙質媒體中得到的快樂，幾乎是不可能的，起碼是難上加難。我們無法想象書齋裏只有壹臺電腦、壹摞光盤；更無法想象壹個讀書人壹邊喝茶、抽煙，壹邊操作著壹臺現代化的閱讀器。不是這種情形不可能出現，而是人難以改變他的審美興趣、閱讀習慣。
中國文化傳統從來都講求藝術人生，西方人也主張要詩意地棲居。逛壹逛書店，購壹本喜歡的書，蓋壹方閑章，睡前伴著燈光讀上壹會兒，睡後放在枕邊榻旁，這是多麽美妙安詳的境界。很難想象世上沒有紙質書刊，人的生活將會怎樣。
不少人都認為現在讀書的幾乎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幾十年之後，這些人不在了，紙質媒介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這種判斷有些簡單。不要說傳統、習慣這類東西不會隨著人的消亡而消亡，就拿現在的青少年來說，他們不讀紙質書嗎？盡管他們從小學甚至學前起就接觸新媒體，也還是紙質書刊的使用者，而且也受著喜歡紙媒的祖輩、父輩的影響。他們生活的是壹個新老媒體***存的時代。有資料證明，法國有三分之二的圖書讀者年齡在35歲以下。這說明盡管進入了網絡時代，法國青少年仍然喜歡紙質媒體。[6]中國青少年的閱讀空間雖然被新媒體占據了壹大部分，但若說他們已經與紙質媒介絕緣也是不合乎實際的。
二
新媒體作為傳播媒介的特征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靈活動態、簡捷直觀、信息豐富、傳播迅速、不受時空限制、傳受雙向互動，等等。因此，紙質媒介的維護者便往往也擡出紙媒與之相應的特點，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其實這種比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它並未涉及問題的實質。好比是駱駝和羊的童話，到頭來，還是高有高的好處，矮有矮的好處。所以，我們暫時先放開新老媒體孰優孰劣的比較，而是先看看新媒體給人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新媒體是科技高度發展的產物，這是壹個不爭的事實。正因為它是人類改造世界的又壹次成功，是人的力量的體現，所以人們給予了它高度的評價。不僅認為它是文化傳播史上的壹場劃時代的革命，而且認為它體現了人對偶然性的克服，能增強人的自主性和個性化，甚至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實現了自由和平等。這類觀點只看到了事物的壹面而忽略了另壹面。
任何科學技術都是壹柄雙刃劍，這在今天已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米蘭·昆德拉在《被詆毀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中提到了胡塞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壹次著名講演中所憂慮的歐洲人類危機。胡塞爾認為危機的根不是發源於當時，而是在現代的初期就已經看到了。“它們在伽利略、笛卡兒那裏，在歐洲科學的片面性那裏。這些科學把世界縮小為壹個簡單的技術與算數勘探的對象，而把具體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說的die lebenswelt（生活的世界）排除在他們的視線之外。”[7](251)米蘭·昆德拉除了轉述胡塞爾的觀點，自己也認為是“科學的高潮把人類推進到各專業學科的隧道裏。他越是在自己的學問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見整個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藩籬。”[7](251-252)
胡塞爾和昆德拉的話也許包含著更廣闊的時空，但是由此觀察新媒體與人的關系卻正合適。生活的世界是紛繁復雜的動態存在，它仿佛是壹個充滿了噪音的空間，壹個聚集著萬千塵埃的場。想將其條分縷析地整理清楚，壹個壹個地弄明白，從而為人類玩弄於股掌之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於它是生活的世界。人的幸福或者說使命就是投身其中，去思考和探索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時間的和空間的，短暫的和永恒的，從而使世界和我們自身更加豐富。這之中，體驗和詢問當是生存於世的最佳途徑。而新媒體卻將生活復制縮小到了壹張屏幕上。
新媒體有著自己的傳播特征：網絡語言顛覆了傳統紙媒的詩性敘述方式，而采用壹種新型的技術性的表述話語；網絡頁面常常充斥著簡捷直觀的圖像信息；復雜的社會歷史現實被拆解成了壹個個孤立的事件；局部信息傳遞為全息式取代；傳受互動模式使批評失去了沈澱的時間，成了即時性話語。這種簡單化、平面化、模式化的傳播—生活方式被昆德拉稱為“縮減”，實施著“縮減”功能的正是與新媒體有著本質的相同的傳播媒介：“這些東西是統壹地球歷史的代言人，它們把縮減的過程進行擴展和疏導；它們在全世界分配著簡單化和老壹套的能被最大多數，被所有人，被整個人類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兒。”[7](262)於是，在新媒體的裹挾中，人變得懶惰、順從、平庸、不思考，對自己和人類的命運漠不關心。人的靈性被傳媒的魔掌遮蔽了。
那麽紙質媒介又如何呢？
與新媒體的全息性、傳播迅速、儲存量大、傳受互動、科技含量高等特點相比較，紙質媒介確實缺乏壹些現代化的優勢。然而，正是這種優勢的缺乏，使它具備了新媒體所不具備的長處。新媒體的目的在於招徠觀眾，某種程度上，說它嘩眾取寵也不過分。即使是原創性的網絡寫作，鍵盤壹敲，也難以不想到網絡的另壹端——即時性的互動模式決定了寫作的功利性和淺表性。而真正的紙質寫作卻不是這樣的。它是壹種個人化行為，來自靈魂深處，所要揭示的是個人的也是人類的歷史、現實、思想——壹種頗具本質意義的深層的東西，以及對詩性生存的守護，並使自己和他人在揭示和守護中體驗到生存的痛苦和快樂。他置身的不是壹方狹小的屏幕之前，而是歷史、現實、未來三維時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時性的喧囂，而是恒久、孤獨、厚重，並把這些提供給它的受眾。壹些紙質寫作者直到目前仍然本能地拒斥網絡媒體，甚至刻意使自己的寫作避開俗世的紛擾，尋壹方寧靜偏僻之地，都是為了守住靈魂，守住距離，守住詩性，守住生命。
人還需不需要孤獨、寂寞、痛苦、憤怒？在當下普遍的平面化思維和淺層次生活中，這個問題很可能被視為偏激、另類，其實答案是肯定的。美籍猶太教哲學家和神學家赫舍爾說過這樣壹段話：“人應當隱退、幽居，以便傾聽。獨處是對社會歇斯底裏癥的侵擾和驚嚇進行必要的反抗，是治療和康復的階段。”[8](41)和當下大部分人甘願活得平庸、平靜、隨波逐流壹樣，另外壹些人則不肯放棄對與之相對的壹些東西的堅守，比如孤獨、痛苦、思考、冒險之類。因為它們同樣是生命的需要，同樣符合人性。這些，都不是新媒體所能提供的。新媒體的不足，為紙質媒介的未來生存提供了條件。
也許有人會說，近年讀書的人不是越來越少了嗎？是的，據有關資料反映，近年閱讀紙質媒介的人數確實在逐年下降，甚至演化成了壹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客觀壹點兒說，這不是紙質媒介之為“紙”的原因，更不能說從紙媒中退出或者不讀紙媒的讀者都到網絡壹邊去了。這裏有紙媒自身的質量問題。多少年來，我們的創作風氣、學術風氣和出版風氣都不能說很正。寫作者追逐時尚，嘩眾取寵，編寫出來的書刊不是淺薄庸俗、空洞無物，就是艱澀難懂、不知所雲。某種程度上已經深受流行媒介的影響，甚至淪為流行媒體；出版部門也充滿了銅臭。紙媒讀者的下降，正說明了讀者對流行媒體信息的不滿、抗拒。
我們不否認新媒體的優越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紙質媒介的沖擊力，而且是巨大、持久的沖擊。但因此就斷言傳統紙媒終將為新媒體所取代，還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據。紙質媒介與人的血肉相連的關系證明了這壹點。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任務不在於使媒體之間相互取代，而在於使媒體服從人的生存之需要。畢竟，媒體只是承載傳遞信息的工具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