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絹人的誕生，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中期。那時，我國應邀參加在印度新德裏舉行的國際玩偶展覽會。葛敬安、李佩芬等幾位工藝美術者各方收集資料，在吸收中外傳統美術人形制作工藝的基礎上，試制了五件表現少數民族婦女形象的作品參賽，第壹次將絹紗運用到人物的頭部和臉部中，形成了鉛絲做骨、棉花為肌、紗做皮膚的工藝。後來，她們又陸續試制出許多新的作品，就這樣將壹度失傳的技藝恢復了起來。如今，北京絹人的開山“師太”葛敬安女士早已謝世，北京絹人工藝的第三代傳人滑樹林先生，給我們講述北京絹人的制作過程和其中的酸甜苦辣。
首先，中國民間的布制玩具被認為是產生北京絹人的肥沃土壤，絹人的制作技能是在中國民間的“針紮”與“彩紮”類制品的基礎上形成的。但考慮到絹紗保存有壹定的年限性，因此可以考證的歷史資料非常有限，所以很難對絹人工藝究竟在何時形成並且何時獨立發展出來做出判斷。但是根據已知的史料可以肯定絹塑藝術在唐時，其工藝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並且制作也已初具規模。載入的史書可見《全唐文》（卷八九六）羅隱的《木偶人》壹文，文中介紹其制作過程時寫到：“……以雕木為戲，丹濩之，衣服之。雖獰 勇態，皆不易其身也”。這裏“雕木”指的就是以木雕頭部和身軀，“丹濩之”就是以彩色描繪面目，“衣服之”就是著以絹布之衣。
還有唐朝真觀年間出土的陪葬品可作為實物，見《文物》1975年第七期 “發掘簡報”，其中詳細記載了1973年9月，新疆吐魯番縣附近的阿斯塔那地區古墓群中發掘的唐代張雄夫婦墓中出土的“絹木女舞俑”和官木俑。這些隨唐代張雄夫婦墓葬的陪葬品—木俑，僅雕出頭部，膠於長方木的木拄上，以紙撚作臂膀，外罩絲織衣袍；精工細繪出眉目、發飾、花黃等，壹絲不茍；其中的官木俑面部表情生動逼真，尤其是“宦官”們媚上欺下的各種醜態刻畫得相當充分.“絹木女舞俑”分別梳理不同發式、裝飾、姿態栩栩如生，表現了唐代絹塑造型藝術的高度水準。“官木俑”全部著裝黃色花綾袍、黑腰帶。“絹木女舞俑”則錦杉、絹袖，圍以披帛，下身為彩色墜地長裙，裙外罩以輕紗，這種服裝效果，使舞伎如在輕煙薄霧之中。其人物設計、整體造型的塑造確實煞費匠心。陪葬物“絹木女舞俑和官木俑”據考證為唐真觀七年、公元633年（現在日本的美術人形和今天北京絹人的部分制作基本就是仿制唐代木偶人的工藝而成）。我們知道絹塑的歷史絕不僅止千年，其中另外壹個因素是從傳說中的堯、舜、禹開始，自針織物有了美觀、裝飾作用後就延伸出了等級、尊卑，在此後漫長的歷史中絲綢價值壹直昂貴無比，運用到“針紮”、“彩紮玩具類制品上就更見其鳳毛麟角，因此對於絹人的發展起源，專家學者多持有疑義，尚且難以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壹技藝的歷史可追溯到比漢唐更加久遠的年代。
北宋時民間開始把絹人運用在大型活動中。據宋人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卷第六?元宵）記載：當時的“燈山上彩，金碧相射，錦繡交輝……彩山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猴又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而後宋人吳自牧撰的《夢梁錄》中也有類似以綾絹塑人形的描述……這些大量民俗活動的記載都印證了在北宋時，“剪綾為人，裁錦為衣，並以絹綢彩結成人形”的制作工藝發展，絹塑的技藝已有了驚人的表現和初具壹定的規模。
元以後，絹塑工藝不斷發展，除了絹人，絹花也開始流行於民間。到了明時絹人、絹花、宮燈、“夾紗燈”百花齊放，非常紅火。我國南方民間每逢端午時，還盛行制作平面絹人，贈與晚輩辟邪消災；北方則以彩絹綾綢剪紮成的壽星佬和麻姑，作為祝賀壽誕的佳品；我國傳統民俗節日—元宵節，平民化的絹花、宮燈（紗）制作以及現實生活中實用的絹扇制作都曾普及於民間。僅據《崇文區地方誌》上記載：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內務府禦用工廠所設各種作坊中即有“花兒作”，後陸續流於民間。康乾時期，花市壹帶“各街、市花莊及住戶營花者約占壹千戶以上”。至清中葉，當地住戶多以造花為業。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即有“花兒市”之名。壹直到民國初期絹花行依然生意興隆。”而絹人制品由於其技藝的高難度，則只在宮院顯貴處見到，沒有得到象絹花那樣的普及程度。至1937年後，由於戰亂不斷所有絹塑工藝行當都開始日漸衰落，後幾近絕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