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如下：
歷史學與考古學融合發展，不是合二為壹，而是壹種交互模式、辯證關系，***同促進和培育新的學科生長點，為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做出貢獻
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歷史學離不開考古學的堅強支撐。我國古代有悠久的歷史學傳統，但沒有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唐宋以後產生了金石學，有人將其視為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但實際上二者有本質區別，金石學在推動古代史學發展的動力和能力上是有限的。
我國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是20世紀20年代後才開始形成。百年來，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幾代考古工作者篳路藍縷，開辟了我國考古事業的輝煌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這些成績不僅表現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琳瑯滿目的考古發現上，也表現在考古學揭示中國境內遠古人類起源、中國文明與國家起源以及補史、證史、糾正歷史記載錯誤等許多方面。
歷史學離不開考古學的支撐，這是100多年來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考古學巨大成績的客觀反映。20世紀上半葉史學大家王國維、陳寅恪等，對“地下之新材料”和“地下之實物”的重視，推動了史學方法論(二重證據法)和新的史學問題意識產生，影響十分深遠。
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度有限，更多的是沒有文字時期。走出神話傳說，用實物資料構建人類的早期歷史，沒有考古學是不可能完成的。如今，通過考古學家的努力，歷史學已經可以根據考古材料，對我國境內人類起源與區域發展演變有壹個初步描述。
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成績同樣斐然，其發現在揭示農業起源、社會復雜化、文明與國家起源等許多領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特別是文明與國家起源問題，新石器時代考古實踐，使我國歷史學有可能走出傳說時代，構建起中國特色的文明與國家起源理論，而這對闡釋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發展道路具有重大意義，是以往歷史學想做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