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先秦、漢唐儒學不同，宋明理學的壹個突出特點是它的思辨性。
佛教傳人中國以後，因其所具有的哲學精神深深吸引了儒學的知識分子，也刺激了佛教與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發展。但相對而言，儒家的應變總體上是滯後的。在唐壹代，儒家學者中的有識之士如韓愈、李翺等，就已經意識到儒學面臨著佛道二教尤其是外來佛教在文化上的嚴重挑戰。但他們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比較簡單化，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用政府行政幹預的方法來禁止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李翺思考得相對深入壹些，主張援佛入儒、以儒包佛，來解決佛教文化的沖擊。
宋代的理學家們認識到，儒學之所以會受到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其中壹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儒學本身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儒學在孔子創立之時，只是壹些倫理原則和教條，由於孔子本人罕言“性與天道”，所以如何從哲學本體論上論證儒家思想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成為儒學的壹個重要課題。孟子從“四 端”說出發，對儒家的性善論作了論證，荀子則從性偽說出發對性惡論作了論證，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講究陰陽災異的世界觀上，對儒學作了讖緯神學式的論證。在宋明儒學家看來，以往的這些論證要麽是“不備”（不夠充分，如孟子），要麽是“不明”（混亂不清或者錯誤，如荀子與揚雄），而董氏的陰陽災異和神學 化的論證則更顯得粗淺，實際上已誤入歧途。
理學家們為了建立儒家的形上學，他們壹方面借鑒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在哲學本體論方面的成果，壹方面在傳統儒學尋找能夠用來構築哲學形上學的因素，例如被列於 “六經之首”而最具形上學性質的《周易》的道器觀，孔子的“仁”學，《孟子》與《中庸》對於“性”與“天”的問題的探討。理學家們吸收利用這些外來的和傳統的文明成果，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富有特色的儒學形上學本體論概念，並給予系統的哲學論證，如周敦頤、邵雍的“太極”、張載的“太虛”、二程和朱熹的“天 理”、王安石和二蘇的“道”、陸九淵和王守仁的…‘心”，等等。傳統儒學經由理學家們的改造，道德信條式的理論體系終於變成以哲學形上學作基礎的哲學理論體系。就此而言，它體現著宋明理學家們融合創造的哲學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