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傳統社會的宗族組織、宗法秩序，今人也許會不假思索地聯想到“封建專制”，以為宗族就是皇權專制的縮影，族規是森嚴冷酷的，宗法是等級森然的，而族長則是壹個土皇帝壹般的獨裁者。但我不得不說，如果我們不是滿足於“五四”吳虞之流的陳詞與“家春秋”等小說的描述，而是願意回到歷史現場，我們會發現宗族社會絕不是“專制”二字所能概括的。
要了解並理解宗族的治理秩序，經歷過宗族社會的前人的回憶錄，比之主題先行的批判文章與文學作品，可以提供更接近歷史真實的材料。錢穆先生的回憶錄《八十憶雙親》提到，錢氏宗族有義莊三所，錢穆在父親病逝後，壹家子便靠義莊賑濟，“自此五世同堂壹宅，
幼有養，
老有歸，皆得賴祖宗庇蔭，粗衣淡食無憂，壹宅歡然。”《胡適口述自傳》也提到，他的父親胡傳原本幫襯家人料理茶葉店，“因為十分聰穎，早為其有誌為學的伯父所賞識。他認為有這樣資質的青年子侄，實在不應該在壹個小茶葉店裏埋沒了。所以父親被家中長輩特地選出，讓他專心讀書，以便參加科舉。”這裏說的是宗族為族人提供了“教”與“養”的救濟與福利。
蔣廷黻先生的回憶錄也有壹段材料：“在鄉間，每族都有他們自己的祠堂和族長，族長在家族中具有無上權威。大多數的祠堂都有祠堂公產，公產收入用於修繕、祭祀、救濟族人，補助同族子弟，特別是聰明而貧苦的學生學費。族人間的爭執大都由族長們出面排解。”宗族除了周濟族人，還通過族長的權威維持了鄉土社會的自治秩序。
不錯，“族長在家族中具有無上權威”，但“權威”並不等於“專制”。族長的權威必須建立在自身的德行、能力、威望與族眾的認可上。不孚眾望、武斷鄉曲之人，是難以被公選出來擔任壹族之長的，如清代武進城南張姓《宗約》規定：“族長雖序行序齒，以有德為主，
若分雖尊，
而德不足以信於人，即強為武斷，眾***摒之，弗聽命，焉可也？”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族長的產生是經過族內公舉的。族長若不合格，可以更換，湖南湘鄉匡氏《家規》說：“倘戶長有私，通族合議重罰；擇房長中賢 而有德者更立之，房長有私，通族合議，擇本房中 之才而有能者更立之。”
而且，族長的權力，還受到族規的約束、宗族會議的制衡。我看過不少明清時期的族規，應該說，這些族規確實強調了尊卑有別、長幼有序，族人要服從族長的管束，但這並不意味著族長可以專制，恰恰相反，族長應為族人表率，遵守族規，體恤族人，和睦鄰裏，敦厚風俗。如果族長“行詣有愧，觸犯規條，合族齊集，
公討其罪，如稍有改悔，聊示薄懲，以警其後，不然則削去族長名字，永遠不許再立”（《交河李氏族譜·譜例》。
事實上，“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宗法秩序通常只體現在禮儀與精神上，對族內政務性的治理，宗族則表現為另壹種比較平等與民主的秩序，族中公事須由各房公議、族會決議。不妨來看江西浮梁鄭氏宗族的祖訓：“宗事於眾，無小大俱集廟，從長公議”。廟，就是宗族祠堂，為壹族的議事機構。梁啟梁的記錄也可以提供佐證。在任公的家鄉廣東新會茶坑鄉，梁姓約有三千人，自成壹保，其自治機關為梁氏宗祠“疊繩堂”，“自治機關之最高權，由疊繩堂子孫年五十壹歲以上之耆老會議掌之”。耆老會議“以對於紛爭之調解或裁判為最多。每有紛爭，最初由親友耆老和解，不服則訴諸各房分祠，不服則訴諸疊繩堂，疊繩堂為壹鄉最高法庭，不服則訟於官矣。然不服疊繩之判決而興訟，鄉人認為不道德，故行者極希。”疊繩堂的耆老會議，隱隱然已有“宗族議會”的模樣。
我說“宗族議會”，並不是出於壹廂情願的假想。晚清時，隨著西方憲政思潮的傳入，壹些宗族得風氣之先，率先引入議會制、選舉制——這恐怕要出乎今日壹些將宗族組織想象為頑固守舊形象的朋友的意料。光緒年間，績溪華陽邵氏宗族即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選舉族長，壹年壹選，善則留任，不善則不選。最能體現宗族民主自治精神的，大概要算上海曹氏宗族在宣統元年開始實行的“譙國族會”。曹氏族會設有議長、副議長、評議員、契券保管員、會計、庶務、文牘、征租等，均經投票公舉產生。舉行族會時，須“議員半數以上到會，方得開議。到會議員有過半數同意方得取決”；“議員意見或兩歧時，以多數取決；兩數相等，則取決於議長”；“主席（議長）有匯集到會議員意見分付表決之權，惟不得參加己意；如有發表，須請副議長主席，而退就議員位，方得發言”。可以看出，曹氏族會已具備相當完善的議會品質。
宗族議會、民主票選雖然是新鮮事物，卻不是全無由來，而是宗族會議與公舉族長慣例在新時代的發展創新。“五四”時期的吳虞與陳獨秀等人，認定傳統的宗族組織是國家進步的巨大障礙，必除之而後快，但有著立憲思想的新士紳們則認識到宗族組織可以成為憲政的訓練基地。訂立於宣統二年的“上湘龔氏族規”說，“竊我國預備立憲，必人人有自治之能力，而後有國民之資格。而欲求自治方法，莫如從家族入手。”梁啟超也認為，鄉族自治“宜其為建國之第壹基礎也”。
然而，“五四”之後，還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主導了歷史進程，正如《白鹿原》後半部所展現的那樣，傳統宗族組織與禮俗秩序在時代洪流的沖擊下全然解體，最後，個人成為了原子式狀態的“螺絲釘”，被嵌入龐大的國家機器內。現在回過頭看，還得承認當初新士紳群體的見識更有歷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