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
蘇東坡，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過去生活的態度，壹向是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在杭州，在壹首給孔文仲的詩裏，他流露出對聲勢煊赫的官場的蔑視：“我本糜鹿性，諒非優轅姿。”不僅如此，他還替監獄裏的犯人呻吟，替無衣無食的老人幽咽。他寫農村田園情趣時，他起的題目卻是《吳中田婦嘆》：“汗流肩赤栽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年饑”；他在歌詠“春入深山處處花”時也寫農民的食糧，農民吃的竹筍沒有鹹味，只因“爾來三月食無鹽”，直指朝廷的專賣壟斷；他寫被征調的人民挖通運河以通鹽船，他的筆觸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他指責積貧積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堯舜”，渴望有朝壹日“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問：“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他輕狂：“誰怕？壹蓑煙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東坡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壹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在下棋時，他體悟到：“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壹物”。在幽林靜山之間，他豁然開朗：“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耐客思家”。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誌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當蘇軾遨遊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壹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壹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獲得成功，即使有“歸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壹字不救饑”；他渴望在沙場上壹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時，其銳意進取、濟世報國的入世精神始終十分強勁。蘇軾在其政論文章中就曾壹再闡發《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壹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能動於改革，為變法搖旗吶喊 。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認識到自己和朝廷權貴們已經是“肝膽非壹家”。所謂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對他來說已經是 “鶴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勞神費力，再沒有什麽“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誌，“窮猿已投林，疲馬初解鞍”。對那個壹生仕宦起伏顛簸的蘇東坡而言，他從心底發出最最真實的慨嘆“惆悵東南壹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當太後允其在太湖邊居住的時候，他大喜：“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終於可以乘壹扁舟來往，“神遊八極萬緣虛”了。久旱逢甘露，蘇東坡和農人完全壹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沛然揚揚三尺雨，造化無心恍難測。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墻東人響屐。腐儒奮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會當作溏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壹瀉千裏；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拭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拭全部詞作的十分之壹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有詞如“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鬥樽前”鋒芒畢露；壹首《江城子 密州出獵》決不可“十七、八女子，執紅牙板”來悠然而唱，而必須要“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
而後期的壹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壹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雖然也有“人間如夢，壹樽還酹江月”的大悲嘆，但更多的卻是“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壹點微酸已著枝”的小惻隱，他逃離了仕途官場的蠅營狗茍，開始靜觀自然：“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他越來越覺得文字難以承載內心之痛：“斂盡春山羞不語，人前深意難輕訴”；他將自然與人化而為壹：“春色三分，二分塵土，壹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裏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下面試探究壹下蘇軾詩詞前後期發生如此之大變化的原因。
木齋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已經十分精辟，現直接引用過來：“詩案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有人說，詩案是蘇軾壹生的轉折點：蘇軾由當初的“奮厲有當世誌”、“致君堯舜”，轉變為“聊從造物遊”的藝術人生。案前，詩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後，他痛苦的心靈在自然的天地裏找到了歸宿，發現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說，黃州時期．“蘇東坡精神寄托的對象從名利事業而暫時轉移到東坡，轉移到大自然。這就是對統治集團的壹種疏遠，這不能不無它的積極意義”。詩案對於蘇軾，渾如壹場惡夢。夢後的黃州貶謫生活，使蘇拭從具體的政治哀傷中擺脫出來，重新認識社會，重新評價人生的意義。”
現從先生的角度，將這壹問題作壹個小小的展開。
首先，生活環境的改變是蘇軾作品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烏臺詩案之後，蘇東坡謫居黃州，遠離官場。在黃州，他在給好友章淳的信中寫道：“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壹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擾。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壹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我們可以看到在表層意義上蘇軾是謫居黃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謫居與其他人又不壹樣。他“寓僧舍”、“隨僧餐”、“惟佛經以遣日”。這說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漸趨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烏臺詩案是蘇軾對儒家的仕宦思想產生深深的懷疑，在仕途失意之時，自然傾向於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國寺記》裏寫道：“余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現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壹，恐失其二；觸類面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壹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謝。間壹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壹念清凈．染汙自落；表裏核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歸誠佛僧，求壹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這說明，他的內心已經開始疏遠儒家思想，而日漸趨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壹。表面上蘇軾棄儒從道，但是實際上，儒學的觀念已經深深地紮根其內心之中了，而蘇軾又將佛道的出世與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和於宋代“修己治人”統壹起來，故其作品談禪說理、懷古感今，無所不包。在黃州時，蘇軾逍遙遊世：“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時，他超然淡泊：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在儋州，寵辱不驚、履險如夷、臨危若素：“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春幡春勝，壹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
蘇軾壹生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宦海沈浮，兩遭流放。烏臺詩案對於蘇軾的仕途人生而言是壹個低潮，但卻是其文學創作生涯中的壹個重要的轉折。這種仕途的不得意和現實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將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於佛法禪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意義上成就了東坡式“自在灑脫、空靈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