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中心主義者認為口語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書面語只是試圖去捕捉言語，因此居於次要地位。盡管漢學家們可能不接受語音中心主義或邏格斯中心主義，他們中間甚至不少人可能從沒聽說過或花力氣去理解什麽是語音中心主義或邏格斯中心主義，但他們在漢語性質這壹問題上的看法與邏格斯中心主義是不謀而合的。在強調語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學和語言學理論的影響之下，許多漢學家們不僅否認漢字的視覺性和表意本質，還宣稱漢語同樣歸屬於語音文字系統，而這就顯得太離譜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許是第壹個駁斥漢字表意本質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觀點完全建立在西方語言研究的結果之上，這可從其結論裏清楚看出:我的結論是:中國文字系統被錯誤地說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實是壹個“音節的”(syllabic)和“詞素的”字母表。它是“音節的”，因為每個字代表壹個音節;它又是“詞素的”(lexigraphic)，因為每個音節都是壹個有意義的詞。我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麽名稱能恰當地應用到中國文字之上。這個看法對我來說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國文字的做法壹目了然。正如西方語言使用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這些概念來描述漢字和書寫，全然不顧中國文字特有的性質和特征及其術語，如:文、字、詞、書。中國第壹個詞典編纂家許慎(58—147)在《說文解字》中簡明扼要地說明了這些術語的差異，揭示了與西方文字不同的獨特之處: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⑤許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國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質。“字母表”是壹個西方術語，指的是用來記錄西方語言的壹套標準性字母(即基本書寫符號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個字母代表口語的壹個音(有意義的聲音)。它與其他種種可能使用圖形代表音節和詞或者使用字符來代表音素和意群的書寫系統形成鮮明的對照，在中國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與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這壹事實絲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繪中國文字。如此的做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文字有成千上萬個漢字，數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構成西方概念意義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這個觀點只是其使用西方語言理論分析中國文字的努力的壹小步。在其核心觀點中，杜·邦瑟依據西方的語音中心主義和邏格斯中心主義，提出了壹個問題:文字和語言，孰先孰後?此問題類同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人們永遠不能找出滿意的答復，因為這取決於構成文字的元素是什麽。如果我們把原始人的肢體語言、符號和洞穴壁畫視為早期的書寫符號的話，文字符號或許先於語言成為壹個體系。此外，還有壹種可能就是口頭語和書面語在遠古時期同時產生與發展。西方著名哲學家和文字學家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Vico)，傾畢生精力研究語言與文化，他贊同上述觀點，認為兩者同時產生與發展。經過長期艱辛的研究，他提出人類的初始語言沒有發音，是由手勢和象征符號組成的:“言語在遠古時期是壹種心理語言，斯特拉博認為心理語言先於任何口語形式而存在，這就是為何希臘的邏格斯既是壹個詞同時又傳達壹種思想……遠古時期使用的初始語言壹定與符號、手勢或實物相伴而生，而這些符號、手勢或實物與它們所表達的思想有著自然而然的聯系”①。因此，在其鴻篇巨制《新科學》壹書中，維科提出語言和文字是同時產生的，並且斷然否定了學者們其他不同的觀點。他說道:“很顯然，他們錯誤的原因是，單純地假設先出現言語，後產生文字。然而言語與文字是孿生的並且以同樣的步調向前發展。”②正如筆者後面要揭示的，在漢語與漢字問題上，壹些中國學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觀點。杜·邦瑟好像沒聽說過維科的觀點。他提出壹個帶有成見的問題，把漢字的表意性曲解為“語言是為了迎合文字而產生的”③，這種謬論是毫無根據的假設。上述問題與答案說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認同漢字表意論。當代語言學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擁護者是蔔弼德(PeterBoodburg)、德範克(JohnDeFancis)以及鮑則嶽(WilliamBoltz)。作為壹位頗有聲望的漢學家，蔔弼德堅持認為漢字與西方語言沒有什麽不同④。盡管壹些研究中國哲學的西方學者，如顧立雅(HerrleeCreel)和陳漢生(ChadHansen)堅持認為漢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們在漢學圈中只是少數，其他人認為他們同費諾羅薩和龐德壹樣，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漢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確表示:“我們否認文字是現實以及心理世界中實物與概念的標識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同時我們還否認以下毫無根據的假設:漢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說文字與意義無需語言的參與，直接相互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