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實秋先生生於1903年，親歷了晚清和民國之交北京的社會生活，他在《過年》壹文中對中國傳統“老式”過年習俗進行了回憶。很多人是在長大了以後，對過年 的熱情才漸漸消減，而梁先生則說自己是小時候不喜歡過年。所以，他在文中對當時年俗的描寫也是以壹種幽默調侃的口吻展開的，比如“街上除了油鹽店門上留個 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裏面常是鑼鼓齊鳴，狂擂亂敲，無板無眼，據說是夥計們在那裏發泄積攢壹年的怨氣。大姑娘小媳婦擦脂抹粉的全出動了，三河縣的老媽兒 都在頭上插壹朵顫巍巍的紅絨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婦出動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頭小夥子亂鉆亂擠。於是廠甸擠得水泄不通，海王村裏除了幾個露天茶座坐著幾個直 流鼻涕的小孩之外並沒有什麽可看，但是入門處能擠死人！”“火神廟裏的古玩玉器攤，土地祠裏的書攤畫棚，看熱鬧的多，買東西的少。趕著天晴雪霽，滿街泥 濘，涼風壹吹，又滴水成冰，人們在冰雪中打滾，甘之如飴。”這些風趣的“吐槽”令人讀來不禁莞爾。
魯 迅先生對於舊歷年的態度似乎非常平淡。1934年，他在壹篇題為《過年》的文章中說，“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 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壹年中僅有的高興。”可見，魯迅先生對於舊歷年壹向是很冷淡的，如1934年壹般的過年的興致在他的壹生中也是極 少的。
1946年初，張愛玲由上海往溫州尋找胡蘭成，途中她寫下了三萬多字的劄記—— 《異鄉記》，其中談到了她所見到的農村過年殺豬等細節，擬人化地寫出了當時被殺的豬的心理：“尖刀戳入豬的咽喉，它的叫聲也並沒有改變，只是壹聲聲地叫下 去。直到最後，它短短地咕嚕了壹聲，像是老年人的嘆息，表示這班人是無理可喻的。從此就沈默了……”
作 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對於老北京的年俗是如數家珍。1951年，他專門寫了壹篇《北京的春節》，來描寫北京春節前後的日程、活動、吃食、禮儀、景觀 等：“過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來，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須把春聯貼好，必須大掃除壹次，名曰掃房。必須把肉、雞、魚、青菜、年糕什麽的 都預備充足，至少足夠吃用壹個星期的——按老習慣，鋪戶多數關五天門，到正月初六才開張。假若不預備下幾天的吃食，臨時不容易補充。還有，舊社會裏的老媽 媽論，講究在除夕把壹切該切出來的東西都切出來，省得在正月初壹到初五再動刀，動刀剪是不吉利的。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過它也表現了我們確是愛和平的人， 在壹歲之首連切菜刀都不願動壹動。”
豐 子愷先生的漫畫壹向以意境雋永而聞名，他在散文《過年》中對春節的回憶也充滿了樸實的生活氣息，還從中找到了自己與美術的緣分：“記得那時我所欣賞的，是 ‘六神牌’和祭品盤上的紅紙蓋。這六神牌畫得非常精美，壹***六版，每版上畫好幾個菩薩，佛、觀音、玉皇大帝、孔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內。平時折 好了供在堂前，不許打開來看，這時候才展覽了。祭品盤上的紅紙蓋都是我的姑母剪的，‘福祿壽喜’‘壹品當朝’‘連升三級’等字，都剪出來，巧妙地嵌在裏 頭。我那時只有七八歲，就喜愛這些東西，這說明我與美術有緣。”
沈從文的創作常常以湘 西為背景，以至於他已成為湘西的壹個文化符號。對於湘西的年俗，沈從文先生也在《憶湘西過年》中進行了回憶：“我生長的家鄉是湘西邊上壹個居民不到壹萬戶 的小縣城，但是獅子龍燈焰火，半世紀前在湘西各縣卻極著名。我憑頑童資格，和百十個大小頑童，追隨隊伍各處走去，和大夥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燈的不僅要憑 氣力，還得要勇敢。為表示英雄無畏，每當場坪中焰火上升時，白光直瀉數丈，有的還大吼如雷，這些人卻不管是‘震天雷’還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陣， 迎面奮勇而前。我們年紀小，還無資格參與這種劇烈活動，只能趁熱鬧在旁吶喊助威。因為始終能跟隨隊伍走，馬不離群，直到天快發白，大家都燒得個焦頭爛額， 精疲力盡。隊伍中附隨著老漁翁和蚌殼精的，蚌殼精照例多選十二三歲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當，老漁翁白須白發也做得儼然，這時節都現了原形，狼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