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狄更斯（1812—1870）誕辰200周年，為此世界各地的文學界都在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很難想象，這位偉大的英國作家沒有受過正規教育，12歲那年，他當了半年童工，在海軍軍需處任職的父親則因債務短暫入獄，全靠壹筆遺產重獲自由。此後狄更斯又讀了兩年書，還自辦壹份小報。離校後狄更斯到律師事務所實習，當過法院的速記員和專門報道議會消息的記者。這些工作的性質使他對社會的了解遠超出同齡人。
狄更斯筆法幽默誇張，是文學界的漫畫家。他只需寥寥數語，壹個個男女老少就鮮活地要從書中跳出來。狄更斯也是市場上的通俗作家，小說幾乎都是先由雜誌分期刊出，情節往往隨著讀者的情緒而變化發展，要說讀者參與了創作，也不為過。只要讀過狄更斯英文原著，必然會感受到他在語言上的神奇力量。狄更斯詞匯之豐富多彩，比喻之滑稽巧妙，句子結構之復雜多變，都讓人驚嘆不已。但是最讓筆者感嘆的是當時英國公眾的語言能力。他們壹般沒讀過幾年書，卻有著辨識天才的慧眼。如果今日高中和大學畢業的億萬網絡文學愛好者能有這樣的鑒賞力，豈不是國家之福！
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同時代人，狄更斯對社會的關切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他在《董貝父子》和《我們***同的朋友》等小說中對《***產黨宣言》裏提到的“現金交易”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金錢扭曲人性的力量從來沒有被如此淋漓痛快地揭示過。老董貝是壹個完全被金錢所異化的人物，當兒子保爾問他錢是什麽東西的時候，他道出了自己的信仰：“錢是萬能的。”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巨額遺產在死者身後不斷激發人性中醜惡的壹面。但是狄更斯小說的結局卻總是給讀者帶來信心和希望：老董貝在愛的感化下終於懺悔了；而覬覦由垃圾轉化而來的財產的騙子未能得逞，誠實、正直的人不圖錢財，最終得到好報。狄更斯式的圓滿結局經常為評論家所詬病，但是它們卻反映了社會對正義的渴望。誠如哲學家桑塔亞納所言，公眾的偏見是狄更斯藝術的審查官，他自己的仁善之心也會時不時地破壞他原初的寫作計劃。
狄更斯批判自己身處的社會，同時又不願看到它被貧富差別和階級仇恨所撕裂，他相信普通英國人的道德和信仰，愛護英國社會，他從來不以激起怨憤和仇恨為目的，他以寬厚仁愛的大心融化堅冰，奮力驅散他在《荒涼山莊》中刻畫過的無處不在的霧瘴。奧利弗·退斯特（《霧都孤兒》）的成長環境惡劣，但是他不會“學乖”，壹再讓那些想看他走上邪路的人失望。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外傳》）面對法院不公平的判決，拒絕賠款，寧可入獄。驅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並非他性格古怪，而是他身上強烈的、近乎迂腐的規則意識，那是壹種“費厄潑賴”精神的副產品。社會有負於他，可他絕不會因此自鳴不幸，以社會為敵。反之，匹克威克先生慷慨大度，富有同情心，即便對於曾經誤解和欺侮過他的人（如巴德爾太太和金克爾），也能待之以仁恕之道。正是這種“迂腐”賦予他活力和魅力。狄更斯相信善良能夠戰勝邪惡，因此作品裏總有改邪歸正的人物。《聖誕歡歌》裏的守財奴斯克魯奇有點像年終克扣工人工資的老板，深陷錢眼不能自拔，但是他終於從小小的自我中解放出來，關心幫助他人，融入社會；《艱難時世》裏那位只認數字和所謂“事實”的功利主義者葛萊恩通過女兒的遭遇，認識到詩歌和小說啟發心智、培育感情的巨大作用。在狄更斯的世界裏，律師貪婪，法庭拖延，但是法律也有伸張正義的時候，如《大衛·科波菲爾》中的烏利亞·希普在監獄裏悔過自新。
同情貧苦無告者並不意味著欣賞被壓迫者的集體行動。狄更斯懼怕“暴民”，他在《雙城記》裏關於法國革命期間“恐怖統治”的描寫是對英國統治階層的警示。苦難對心靈有其扭曲、破壞的作用，受害者的心態也在毒害受害人自己，《遠大前程》裏的郝薇香小姐就是壹例。《雙城記》裏的德法奇太太充滿了深仇大恨，她記錄了法國“舊制度”下以厄弗裏蒙地侯爵兄弟為代表的貴族階層的種種罪惡。但是她壹心報復，自己也成為仇恨心理的犧牲品。與她形成對照的是英國人卡爾頓，他出於對露西之愛，犧牲自己的生命救出露西的愛人。
我們以往喜歡批評狄更斯與社會的妥協，仿佛英國非得來壹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無數人頭落地，才對得起歷史的規律。狄更斯的小說即便發出譴責之聲，背後也有壹種建設性的、善的支撐。他的作品參與形成的輿論氛圍產生了可觀的壓力，使整個社會痛感改革的緊迫性，而英國的政治機構也善於調整和自我完善，不失時機地與輿論良性互動，例如1832年和1867年的兩次議會重大改革逐步擴大了政治參與。從狄更斯的小說裏我們能看得到壹個社會的價值體現，它就像巨輪船艙底部的壓載，保證了社會在持久穩妥的改革進程中不致傾覆。19世紀中葉，歐陸激進派以為社會轉型可以通過極端手段畢其功於壹役，而英國人則是腳踏實地，不斷在壹只舊鍋子上修修補補，結果舊鍋子變成了新鍋子，但是仍保有最初的形跡。英國的現代化走的是壹條漸進的“摸石子過河”之路，19世紀的英國政府善於解決具體問題，無數關於工廠的立法就是見證。狄更斯通過文學手段喚醒良知，推動進步，但他並不會假定，說社會變革必然有利於世道人心。他讓人們意識到，只有靠道德的力量漸漸改變人性，制度上的變革才有真正的意義。
100年前，狄更斯的作品就進入中國。晚清文人往往以為，中國在“奇技淫巧”上不如西洋，文章卻是世界第壹。最早翻譯狄更斯的林紓則看到域外小說的諸多長處。他比較了《孝女耐兒傳》（1907，即《老古玩店》）與《紅樓夢》，指出中國讀者愛看上層社會的奢華生活和男女之情，狄更斯則反之：“專寫下等社會的家常之事…… 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層社會寫照，奸儈駔酷，至於人意所未嘗置想之局，幻為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壹時顛倒至於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 對百年前中國人而言，狄更斯不僅打開了認識世界的窗口，還提供了觀察本國社會的新視角。林紓還在《賊史》（1908，即《霧都孤兒》）序中寫道：“狄更斯極力抉摘下等社會之積弊，作為小說，俾政治知而改之。……顧英之能強，能改革而從善也。吾華從而改之，亦正易易。”他不希望中國作家壹味感嘆中英之間的反差；應本著愛國心呈現社會底層的真相，指陳得失，從教育著手，促使整個國家“從而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