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杜甫文化給湖湘文化的發展註入新的血液
整個先唐，我國廣大南方地區經濟文化壹直處於非常落後的狀態。秦漢時期南方地區剛剛納入中原版圖，地域文學還談不上大的發展。漢末唐初長達四百余年的動亂又大大減緩了這壹地區地域文學的發展進程。湖南在當時的落後程度更是令人吃驚，張偉然《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據《隋書.地理誌》所載戶口統計，大業五載（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萬。貞觀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壹萬。即使發展到百余年後的天寶元年（742），戶口也近九十五萬。近二十壹萬平方公裏省境內僅有三十至九十余萬人，足以顯示開發程度之低，經濟文化水平只落後。《唐會要》卷六二、卷八六載，荊、益、黔中、閩中、嶺南州縣都屬於奴隸買賣區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余。說貞元中道州刺史壹道州矮人歲貢京師供人取悅。洪、潭等州僧寺內也多奴婢。這些事例側面反映出唐時期湘中地區的風俗愚頑、未被教化可見壹斑。
只有到了隋唐壹統這樣壹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時期，南方地區經濟文化才獲得較大的發展，南方文學才開始自具面目，並與北方文學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徑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員來往。唐朝通過命官、銓選、貶謫、科舉、置幕等手段來加強對南方的統治，保持與南方的密切聯系。同時，北方文人們的南來北訪也是北方文化南輸，南方廣大落後地區受容先進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學的動態歷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而且帶來了北方文壇風氣。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題壁，唱和，寄曾，這壹系列活動給湖南地域文學帶來的生氣。湘文化也正是在這個社會大背景下繼承楚文化而逐步開始發展起來的。
在這樣壹個歷史大前提下，杜甫，作為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給後世的詩篇和遺跡，無疑對湖南地域文學與北方文學的交融，甚至對其地域文學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歷三年（768）杜甫遊嶽麓山道林寺有《嶽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方丈涉海費時節，懸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跡，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颙免興孤。壹重壹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與宋之問的《晚泊湘江》及後來作幕潭府的沈傳師，斐懷古詩並稱“四絕”，中唐以來人們十分珍視，作四絕亭壹貯之，以詩板高懸寺內，四絕詩、亭成為潭州壹勝跡，韋蟾詩稱：“沈裴筆力鬥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可見後人之無限仰慕。四絕亭周圍的景致極美，文人詩興因此更高，齊己《懷道林寺道友》雲：“四絕唐千萬木秋，碧參差影壓湘流。閑思宋杜題詩板，翌日憑欄道業休.”像這樣寫成的詩頗多，以至後來成集，《新唐書.義文誌四》。
二、杜甫文化在壹定程度上促進湖湘文化中憑吊文學的發展
杜甫仙逝湘江後有杜甫墓，杜工部詩才蓋代，名懸日月，受後人景仰，並有不少憑吊詩為後人傳頌：
扁舟下荊楚間，競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題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
其卒當在潭嶽之間，秋冬之際。
——宋政和五年 鳳臺子 王得臣 彥輔《麈史》
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壹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過杜工部墳》
歷代文人墨士對杜甫的憑吊不枚勝舉，這些文學創作無疑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湘文化的發展。
三、杜甫的“史詩”給湖南的歷史學考察留下了壹筆財富
杜甫的詩向有“詩史”之稱，他在湖南的創作也毫不例外的發揮了這壹功能。
譬如杜甫寫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後，離開長沙，逆水來衡州投奔韋之晉，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韋之晉已調任潭州刺史，兩人恰於途中錯過。杜甫再匆匆趕回長沙，韋之晉卻不幸在日前暴卒，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暫棲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時暫住在江邊的閣樓之上。生活沒著落，他只能靠奉賦贈詩取得壹點接濟度日，這種“饑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艱難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悶。但就在這樣的困境中，杜甫也沒有僅僅悲傷自己的身世際遇，而是更心憂天下，情系蒼生。他寫人民的疾苦，“萬姓瘡痍臺，群兇嗜欲肥”；寫吐蕃侵於外，藩鎮驕與內，“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寫戰爭的殘酷，“喪亂死多門，鳴呼淚如霰”；寫與死於戰亂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壹舟可以棲身洗濯，“入舟雖苦熱，垢膩可灌溉。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這些詩，真切地描述了那個動亂時代的社會狀貌，為長沙留下了壹頁長沙詩史。杜甫在湖南留連了壹年多，留下詩作近百首。這些詩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後年月、也是他壹生中最潦倒的時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淒涼漂泊生活的寫照，表現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關心天下安危與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壹些詩篇生動地描述了當時長沙地區的風物人情，使人讀來倍感親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憂國愛民情懷與杜甫文化不謀而合，相得益彰
都說湖南人最明顯的特質是霸蠻，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蠻的特質分開三層來理解，這也使得到千古以來無數歷史事實明證的。這三個層次分別是：
作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變文化特質的原始層，就是它的帶有原始野性的“蠻”。這種“蠻”的特質的內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蘭”的自然環境；包括“被薛荔帶女羅”的服飾；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風民俗，包括“蓽路藍縷”（《楚世家》）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
“蠻”的文化物質的第二個層面是強烈的鄉土意識和懷鄉戀鄉情結。但是，這種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內的楚人身上表現特別強烈，特別突出。《離騷》說：“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項羽和劉邦都是楚人，他們在勝利之後，都想要回歸故鄉。這些，都表現出壹種強烈的鄉土意識，難解的懷鄉、戀鄉情結。
“蠻”文化特質的第三個層面便是愛國主義精神。國家、鄉是壹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愛家、愛鄉與愛國不是壹回事，它們有範圍、層次的區別。只有愛國主義才是壹種最崇高最廣大的愛，屬於最高層次。我們同樣可以說，愛國主義在楚人身上表現最為強烈，最為執著。蠻，也就是執著。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諺中，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變，這種執著。屈原更是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體現，在他的不朽之作《離騷》中，“壹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開第壹層面意思姑且不論，杜甫所有湖湘傳世詩篇中絕大部分體現出了我們湖湘人的那種強烈的懷鄉戀鄉情結以及憂民愛國的情懷，姑且不說這是兩種文化融合的結果，至少也未二者的進壹步融合停提供了壹個切入點，但是值得壹提的是我們湖湘人的憂國愛民更多地體現為入世，敢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憫人了。
五、杜甫江閣文物展示館
杜甫江閣壹樓，展示了豐富的歷代文物，包括歷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畫，歷代瓷器，青銅器等，為湖南文化的尋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證明。
杜甫江閣珍藏的《禦批資治通鑒》《史記》等各類文化古籍壹千余卷，清代湖南著名書法家黃自元、何紹基、何維樸、姚鼐、廖樹蘅等人真跡百余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閣珍藏的北宋定窯精品葵口碗，磁州窯虎紋枕，磁州窯黑釉剔花梅瓶，龍泉窯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類官窯，成為湖南文物古玩類的領頭羊。
另外，杜甫江閣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觀音，也是極為罕見的文物。
經過中國藝術家協會考察，中國藝術家協會收藏委員會正式落戶長沙杜甫江閣，現已正式進入籌建階段。
註：參考資料---華夏收藏網關於中國古玩城排名中，長沙杜甫江閣排名前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