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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的事件背景

2010年1月13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考古學論壇上,“2009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公諸於眾。其中備受關註的西高穴“曹魏高陵” 名列其中。

從河南安陽曹操墓,到內蒙古的“東方龐貝”考古工作者正不斷豐富、完善著世人對歷史的想象,推動著中國歷史學、文字學乃至文學等諸多學科的發展。

遺址位於張家港市金港鎮南沙街道辦事處東山村內。2008年8~11月和2009年3~11月,南京博物院等單位對其進行了兩次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總面積2000多平方米,主要揭露出壹處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包括房址和墓地。此外,還清理了10座馬家浜文化時期的墓葬。

據發掘發現,崧澤文化時期,遺址的東部主要埋葬小型墓,中部為建築區,發現多座房址,遺址的西部主要埋葬大型墓。房址***5座,以F1和F2保存較好。F1為地面建築,有大面積的紅燒土倒塌堆積。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14.7、東西寬5.75米,面積約85平方米。房址四周有圓形柱洞。經初步清理,房址內出有崧澤文化早期的陶豆、罐、釜和玉玦、石斧等器物。

崧澤文化的墓葬可分為東、西兩區。東區均埋葬小型墓,***清理27座。墓葬長約2.2、寬約0.8米。隨葬器物數量不等,多在10件左右。西區主要埋葬大型墓,已清理5座崧澤文化早中期高等級顯貴墓。其中M90、M91是迄今發現的崧澤文化墓葬中規模最大的兩座。M90墓口長3.05、寬1.7~1.8、深0.4米;M91墓口長3.15、寬1.76、深0.5米。M90出土隨葬品50多件,包括5件大型石鉞、2件大型石錛、19件玉器以及26件陶器,是迄今發現的崧澤文化墓葬中隨葬品最多的壹座。M90所出的壹件石錐(質地為含鐵量較高的礦石)、壹件礪石、壹堆石英砂等,可能是壹套制玉工具,表明墓主人生前握有生產玉器的大權,其身份和地位非常顯赫。該套制玉工具為深入了解和研究當時的制玉生產及工藝流程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M92是迄今發現的崧澤文化墓葬中長度最長的壹座,墓口長3.3、寬1.26米。墓內隨葬有崧澤文化玉器中最長的玉璜,最大徑16.7、外圍弧度長21.5厘米,器身上鉆有五個系孔。 2009年09月02日壹座距今約4000年前的夏家店文化下層時期古城遺址,經過內蒙古考古研究所4個多月的考古挖掘,部分遺址建築重見天日。考古結果表明,該古城遺址面積達到3.8萬多平方米,是已經發掘的三座店古城遺址面積的3倍多。

該遺址位於紅山區文鐘鎮二道井子村南的壹座土山上,距離赤峰市區約10公裏左右。記者在挖掘現場看到,該遺址建築結構和布局與三座店古城遺址極為相近,只不過在建築材料上有所不同。三座店古城遺址是使用石頭作為建築材料,而這座古城遺址的建築絕大部分是用泥土夯成。古城建有城墻,城中分布著規模不等的院落,每個院落中建有主房、配房等,壹條條1米多寬蜿蜒的街道,把不同的院落串聯起來,形成壹個完整的古城體系。 遺址位於淄博市高青縣花溝鎮陳莊村東南,分為東、西兩部分,總面積約8~9萬平方米。2008年10月至2009年11月,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勘探和發掘。已發掘6500平方米,發現壹座西周城址,並清理灰坑、窖穴近千座,另有夯土臺基、房基、道路和陶窯、水井及墓葬等遺跡。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以及較多的銅器、玉器等遺物。

西周城址的發現是此次發掘的重要收獲之壹。城址近方形,南北長200、東西寬約190多米,面積近4萬平方米。據勘探,東、北城墻保存較好,殘高約0.5~1.2米;西墻僅存中段,殘高約0.4米;南墻局部僅存墻體底部。四周壕溝皆存,溝口距地表深約2~2.5、寬約20~25、溝深2~3米。墻體頂部殘寬5、底部寬約9~10、殘高1~1.25米。皆用花土分層夯築,可見圜底的小棍夯窩。南墻中部有壹城門,城內有寬約20~25米的道路通往南墻中部。經揭露,城門已被完全破壞。其余三面城墻不見缺口。城址的時代為西周早中期,是魯北地區發現的第壹座西周城址。

此次發掘的另壹重要收獲是發現了夯土臺基。臺基中心部位呈圓臺形,直徑5、殘高約0.7~0.8米,面積近20平方米。臺基從內向外依次為圓圈、方形、長方形及圓圈相套疊的夯築花土堆積。根據臺基形制和所處位置初步判斷,此類臺基似與祭祀有關。臺基中心部位的東北部和北部還發現兩座長方形豎穴馬坑,坑內僅有馬骨架,無馬具或馬飾件。其中XK1坑內放置6匹馬,馬頭向西南面西,分前、後兩排擺放。XK2內埋2匹馬,頭向北。

此外,在城內東南部發現了西周時期的墓地,已清理7座。墓壙長多為3.5~5、寬2.5~3.5、深5~8米。多壹棺壹槨,有頭箱。M27是規模最大的壹座,墓壙長6、寬3.7、深8.2米。棺槨保存較好,頭向東北。陶、銅器置於頭箱內。出有銅鼎、簋、觚、爵、尊、卣、盉、盤等,陶鬲、罐,以及少量玉器和海貝串飾。M18出土銅器多為殘片,器形有簋、觥、卣、觚、戈等。其中銅鼎、簋、觥、卣上有“豐般作文祖甲齊公尊彜”等內容的銘文。“齊公”銘文為山東第壹次發現,對研究齊國早期歷史具有重要價值。該遺址還出有壹件殘存刻辭的周代蔔甲殘片,這是山東地區首次發現西周刻辭蔔甲。 2006年3月~2009年12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對藍田縣五裏頭村北宋呂氏家族墓地進行了調查、測繪、勘探及發掘。***清理墓葬29座(成人墓葬20座、嬰幼兒墓葬9座)和東、西、北三側圍溝各壹處,調查勘探家廟遺址壹座。出土遺物700余件組,磚、石墓誌銘24合。 墓地東、西、北部均有圍溝環繞,形成長321、寬273米南部敞開的南北向長方形墓園。墓葬群位於墓園正中偏北,墓地中軸延長線正南500米處為呂氏家廟“呂氏莊閣雲寺”故址。墓葬排列脈絡清晰,中軸線上自南向北縱向貫魚式為長子長孫系列,橫向則按輩份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時間為宋神宗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計埋葬五代呂氏族人。

墓葬皆為豎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有單室、前後雙室、並列雙室、單前室雙後室、主室帶側室五種,頂部近平或略拱。其中有3座墓葬主室上部縱向疊置1~2個空墓穴,應屬防盜掘設施。葬具及人骨已朽,死者基本為仰身直肢斂於棺槨中。

隨葬器物置於槨外四周、棺槨間及棺槨頂上,種類有瓷、陶、石、鐵、銅、錫、銀、金、漆及珠貝類。其中瓷器數量多、品相好,以耀窯產品為主,兼有景德鎮湖田窯、定窯、建窯產品。石器以當地驪山石打造,色澤青灰、做工精細,極具地域特點。主要器形為茶具、香具。各類石、陶硯臺是隨葬遺物的又壹特色,其中安徽歙縣的長眉子硯、山西新絳澄泥魚肚白硯均屬文房用具之精品。 遺址位於高安市華林風景名勝區管委會東溪行政村的周嶺自然村。2009年10~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館聯合組成考古隊,對華林造紙作坊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面積700多平方米。

除在石腦頭溪兩岸清理7座舂打竹麻的水碓外,還在福紙廟作坊發掘區揭露出宋代的漚竹麻坑、陶引水管和燒灰料的灰坑;元代的漚竹麻坑和抄紙坊;明代的漚竹麻坑和燒灰料的灰坑、蒸煮竹麻的大片燒土塊、曬料與拌灰的工作臺、堆放石灰的混砂土以及漚竹麻坑的尾砂坑等與古代造紙工藝有關的遺跡。此外,還有壹些擋土墻、排水溝和柱洞、柱礎等房屋遺跡。其中宋代漚竹麻坑(H7)為不規則長方形土坑,南北長4.2、東西寬2.1、深0.3米。東壁較清楚,南、西、北面遭到部分破壞。H7應是遺址中最早的漚竹麻坑遺跡。元代漚竹麻坑(H3)僅殘余壹段半月形的石砌坑壁。但從所處位置分析,H3是在宋代漚竹麻坑H7的基礎上加以改建和擴建形成的。明代漚竹麻坑(F1)為長方形石砌水池,長11.45、寬1.53、深0.5米。水池被石墻分隔為南段和北段,但有水溝相通。

1號水碓呈南北向。水車池用石塊壘砌,長方形,內空長2.7、寬1.9米。東側和西側邊墻的最上壹層是麻石質長條形石梁,中間相對處留有壹承放水車輪軸的卯窩;南墻的最上壹層也是麻石質長條形石梁,留有兩組承裝碓桿的榫卯,說明這處水碓是壹車帶兩碓桿的結構。1號水碓據最底層出土遺物,其廢棄時代可能為明代中晚期。7座水碓的大小和布局基本相同。但在工作間正對碓桿位置、承接碓頭打擊的部位,結構可分為三類:1號與3號水碓是安放1個石臼和1塊帶有凹窩的長方形石板;2號水碓安放的是兩個石臼;4~7號水碓則安放2塊石板。帶石板類型的水碓專門用於造紙。而1、3號兩個安放1個石臼、1塊石板的水碓,其用途為加工糧食或紙漿。 曹魏高陵位於距安陽市約15公裏的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2008年12月12日至2009年12月下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發掘。發掘***清理了兩座墓葬,編號為壹號墓、二號墓。

二號墓坐西朝東,方向110度。斜坡墓道,墓壙平面呈前寬後窄的梯形,長18、寬19.5~22米,占地面積約740平方米。墓門寬1.95、高3.02米,磚券頂。有石門,石門外有三層封門磚封閉。墓室為磚室,分前、後兩室,並均有南北兩側室。前室近方形,四角攢尖頂;南側室平面為長方形,弧形券頂;北側室平面也為長方形,四角攢尖頂。後室為四角攢尖頂,南北兩側室均為弧形券頂。墓室青石鋪地,四個側室有石門封閉。從所出墓門殘塊看,部分墓門上應有精美的石刻畫像,內容有“神獸”、“七女復仇”、“宋王車”、“文王十子”等。墓內***發現3個個體的人頭骨,其中2個女性頭骨位於後室,男性頭骨位於前室門道處。經鑒定,男性為60歲左右;女性分別為50歲左右和20歲左右。

該墓雖被多次盜掘,但是仍出土了壹批遺物。據初步統計,可復原者約250余件。種類有青石圭、璧等禮器;鐵甲、劍、鏃、弩機構件等兵器;銅蓋弓帽、傘帽、鈴和煤精石虎雕等車馬雜器;陶硯,石枕,銅帶鉤、帶扣、鋪首、釵、環、帽釘,銀帶扣、鋪首、飾件,鐵帳構件、鏡、削等用具;玉珠、水晶珠、瑪瑙珠、玉佩等裝飾品;竈、耳杯、盤、壺、罐、托盤、盆等陶瓷器;以及刻銘石牌59塊。刻銘石牌壹類為圭形,其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銘文;另壹類為六邊形,其銘文內容為隨葬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如“黃綾袍錦領袖壹”、“丹綃襜襦壹”、“鏡臺壹”、“書案壹”、“渠枕壹”等。刻銘的字體絕大多數是漢隸,俗稱“八分體”,字體規整,遒勁有力。根據墓葬的形制與規模、出土遺物、石牌銘文的內容及字體、墓主骨骼的鑒定,並結合魯潛墓誌和西門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歷史文獻記載的魏武帝陵位置,確認該墓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該墓主曹操去世和入葬的年月清楚,紀年明確,為東漢、魏晉時期墓葬的斷代提供了標尺。從墓葬無封土和出土的遺物看,魏武帝曹操的安葬完全遵照了其臨終時遺令的“不封不樹”、“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的要求,開魏晉南北朝時期薄葬制度的先河。曹魏高陵,在中國喪葬制度演化的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對於全面了解中國喪葬制度的演化過程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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