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博物館集中收藏有洛陽地區出土的上自史前，下迄明清時期的各類珍貴文物，尤以夏商周三代青銅禮器、漢唐陶俑、唐三彩和宋代瓷器等，藏品數量較大，種類豐富，富有地域特色，在中國文物界占有壹定的地位。 名稱：方格紋銅鼎時代：二裏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3世紀）後期規格：通高20厘米，口徑15.3厘米 簡介：
夏、商、周三代承替延續千年之久，創造了絢麗燦爛的青銅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鼎是我國青銅文化的代表，壹般有圓形三足和方形四足之分，被稱之為“國之重器”，是國家和權力的象征。
據有關文獻記載，氏族社會晚期，中原大地洪水滔天，華夏諸族***推大禹治理水患。大禹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勢利導，鑿闕開河，經過18年的不懈努力，終於降服水患，實現了河晏水清，天下太平。於是，華夏諸族推大禹為領袖。大禹劃分天下為九州，令九州州牧貢獻青銅，鑄造九鼎，將全國九州的名山大川、奇異之物鐫刻於九鼎之身，以壹鼎象征壹州，並將九鼎集中於夏王朝都城。
這樣，‘九州’就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九鼎’也就成了國家和權力的象征。千百年來，鼎被賦予太多的神秘色彩，已經濃縮成為壹種抽象的文化符號，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征。
這件青銅器於1975年在偃師二裏頭遺址出土，鼎收口、圓腹、平底、錐狀三足，沿上鑄二環形立耳，腹飾不規整的方格紋。該鼎合抱模鑄風格，端莊規整，但略顯稚拙粗糙，紋飾圖案具象樸素。方格紋銅鼎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鼎，號稱“華夏第壹鼎”，堪稱國之重寶。 名稱：綠松石龍形器時代：二裏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後期規格：長約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狀各異、又細又小的綠松石片粘嵌而成。簡介： 2002年春，在清理洛陽偃師二裏頭遺址宮殿南院的壹座墓葬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這件綠松石龍形器——長約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狀各異、又細又小的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綠松石片直徑僅0.2厘米，厚度約0.1厘米。龍形器的龍頭呈扁圓形，並伸出許多條龍須或鬢，吻部微突出，額面中脊鼻梁明顯，梭形眼眶對稱。龍身略彎曲，中部脊線向兩側下斜，全身布滿菱形鱗紋，尾尖內蜷。在龍形器尾端不遠處，還有壹個綠松石條形飾，與“龍體”近乎垂直。
與今人喜金好玉不同，夏商時期，綠松石壹直被人們視為寶石，多為貴族所使用。因此，凡出土有綠松石飾物的墓葬，多是等級很高的墓葬。“在綠松石龍出土之前，二裏頭遺址曾出土了3件鑲嵌有綠松石的銅牌飾，色彩絢麗、制作精美，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轟動。”市博物館保管部主任張玉芳說，這件綠松石龍形器宛若壹條遊龍，在早期龍形器中十分罕見，是當之無愧的“超級國寶”，被命名為“中國龍”。 名稱：玉璋 時代：二裏頭文化（約公元前21世紀-前16世紀）後期規格：長48.5厘米，呈扁平長方體狀，壹端斜刃，另壹端有穿孔。簡介：
玉璋1975年出土於偃師二裏頭遺址，玉璋主要盛行於夏商時期，是古人在祭祀、朝會、交聘等禮儀場合使用的禮玉之壹。
夏商周時期，是中華民族禮儀制度的初步形成時期。在禮儀制度初步形成的過程中，玉逐漸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文化內涵，成為古人在祭祀、朝會、交聘等禮儀場合所使用的重要器物之壹。1975年，出土於偃師二裏頭遺址的玉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該玉璋長48.5厘米，呈扁平長方體狀，前端薄而寬，兩面扁平，刃口略凹呈弧形；後端兩側有齒飾，與兩面齒飾對應處留有平行陰線；長方柄，柄前正中有穿孔。玉璋始見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流行於夏代和商代。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古老的玉璋出土於山東的龍山文化司馬臺遺址。而在我國出土的玉璋中，商代以後的玉璋較少，戰國以後的玉璋幾乎見不到。 名稱：母鼓銅方罍時代：商代規格：通高50，肩寬33厘米 簡介：母鼓方罍（léi），1963年，出土於洛陽北窯。母鼓方罍就是商代青銅器的典型代表。
罍是壹種酒器，流行於商周時期。母鼓銅方罍方體溜肩，直口圍足，蓋子四阿屋頂形，獸首銜耳，下腹有獸首鋬頸和肩飾龍紋，腹飾長鳥紋和垂葉龍紋，蓋和圈足飾獸面和龍紋。蓋內器口各有“母鼓”二字。通體均飾以龍紋、雲雷紋組成的浮雕獸面，腹部飾有龍紋組成的垂葉紋，器蓋似四面起坡的屋頂，四角及罍中部有突起的扉棱，蓋內鑄有銘文“母鼓”二字，應是鼓國女子嫁與母氏男子所得的稱謂。整件器型外形穩重大氣，器身紋飾華麗，在商代晚期流行壹時，是商晚期青銅酒器中的精品。 名稱：玉戈時代：商代規格：長48厘米 簡介： 1985年出土於洛寧縣陳吳鄉西寨子村的玉戈，長48厘米，鋒呈斜三角形，主要流行於商周時期，其形狀雖類似後來的匕首，卻實為禮器。古人將石之美者稱為“玉”，後來這些玲瓏剔透的美玉更是被賦予通達神明的內涵。戈是夏商周三代常用的壹種兵器。其中，以玉為戈始見於二裏頭文化，流行於商周。因此玉戈普遍出土於商周時期的墓葬之中。
玉戈形制的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夏商早期為玉戈興起階段，此時玉戈尺寸普遍較大，壹般在30厘米左右，最長的出土於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長97厘米。同時，該時期的玉戈援部略呈弧度，多數無中脊，僅有鈍脊，紋飾簡單或無紋飾。
商晚期和西周是玉戈的流行時期，此時玉戈的尺寸明顯變小，大的有15厘米至20厘米長，小的有4厘米至5厘米長。玉戈分直身、彎身兩種，皆有中脊或三脊，紋飾也復雜化，有粗陽紋、獸面紋和變形雲紋等。西周以後，玉戈逐漸消亡，漢代以後基本絕跡。
作為壹種禮器，玉戈主要用於祈求力量與勝利，彰顯威嚴與等級。大玉戈可以擺在屋子裏或者掛在墻上，用來辟邪；小玉戈可以掛在腰間或脖頸，用於彰顯威嚴或祈求勝利等。這種形制的玉戈也常見於四川金沙、三星堆遺址，應是中原文化同周邊地區文化交流的結果。 名稱：玉鉞時代：商代（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 規格：縱14.3厘米，橫11.3厘米，厚1.5厘米，孔徑5.2厘米。簡介： 作為壹種斧形玉器，“王”字之源，玉鉞是王權之象征，代表著生殺大權。鉞應由石斧演變而來。
由於玉鉞具有寬大、厚重的特征，所以成為商周時期最重要的禮器之壹，象征著權力和威嚴。據《說文》載：“鉞，王斧也。”《尚書》載：“王左杖黃鉞。”這說明玉鉞象征著王權，象征著生殺大權，象征著刑罰。“在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王’字就畫成‘戉’形。”高西省說，最早的“王”字就是由“戉”演變而來的，表明在文明時代前夕的軍事民主制時期，軍事領袖和政治首腦合為壹體，“而這些人手持之鉞，即成為權力的象征物”。
在我國遠古時期，人們由於自然知識相對匱乏，常把最好的物品用來祭祀上天和神明。“玉就是人們獻給神明的最好祭品。”高西省說，不僅如此，古人還充分發揮想象力，賦予玉器很多內涵，如純潔、權力等，借玉器表達某種願望和思想，進而形成了我國源遠流長的玉文化。 名稱：叔牝方彜時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規格：高32.6厘米，口長,23.5厘米，寬,19厘米.重7.75公斤 簡介： 1947年秋，在洛陽市郊小李村西南處，壹座古墓被盜。古墓裏出土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包括青銅禮器鼎、簋(guǐ)、彜、尊、兵器戈、矛、鑾鈴、馬面飾以及玉器、玉刀等。這批珍貴的文物出土後，大多流失海外。1960年市文物部門進行文物普查時，發現並收藏了這批文物中的壹件青銅器——現藏於洛陽博物館的叔牝方彜。叔牝方彜呈長方體，是壹種典型的西周早期盛酒器，蓋、身、座飾以雲雷紋為地的三層半浮雕花紋，其蓋、腹主體花紋為饕餮紋，唯口沿下、圈足及蓋頂上飾壹周鳳鳥紋，紋樣繁密工細，鑄造精工。
該方彜形制與著名的令方彜、折方彜極為相似。它的蓋及腹內鑄銘文3行12字“叔牝賜貝於王姒用作寶尊彜”，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據器型和銘文認為“當是武王或成王時器”，銘文中的“王姒”是文王之妃太姒，叔牝當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叔武。這件器物即為王室重器，是西周時期青銅禮器的典型之作。國內僅此壹件，彌足珍貴。 名稱：錯金銀銅鼎時代：戰國（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規格：高16.5厘米，腹徑13.2厘米。 簡介：
1979年洛陽市西小屯村村民在勞作時，發現了壹座地窖，文物工作者聞訊趕來，在地窖裏發現了錯金銀銅鼎。銅鼎蓋器組成圓球形，附耳、短流。三獸蹄足蓋及腹背飾錯金細瓣花、三角雲紋，是壹件罕見的工藝美術品。鼎，是用來盛裝流質食物的器具。鋪首銜環，是用來提攜的構件，常見於鼎、壺類器物的腹部。而以鋪首銜環做蓋鈕的形制，在商周青銅器中極為罕見。這種錯金銀的炊食器具，只有王室貴族家中才有，而出土此鼎的地點，恰在洛陽市的東周王城遺址區內。因此可以認為，這件精美華貴的器具，應是東周王室的用品。
古人的裝飾手法有多種。“鑲”是把東西嵌進去或是在外圍加邊，“嵌”是把東西鑲在空隙裏，而“錯”則是用厝（cuò）石加以打磨使之光平。錯金銀，也稱金銀錯，是先在青銅器表面鑄出或鏨（zàn）刻出凹槽，然後嵌入金銀絲、片等，錘打牢固，再用厝石將其打磨光滑，使之與器物表面相平，最後用木炭和清水打磨，使青銅器表面和金銀紋飾各顯出不同色澤，映襯出瑰麗的圖案，達到突出圖案和銘文的裝飾效果。金銀錯這項精細工藝是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從另壹側面也展現了東周王城曾經的輝煌。 名稱：戰國玉人 時代：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前221年） 規格：通高7.50厘米 青玉質 簡介：
戰國玉人於1987年洛陽銅加工廠出土，作跂坐狀，雙手交叉置於腹前。跣足交叉於臀下。頭戴假面具，面具上附發髻，粗眉大眼，如意狀鼻，高顴大口，唇上劃須。面具以繩縛於腦後。頭頂短發結辮，大耳。上身著雞心領短袖窄衣，下著短褲。飾以大小方格、三角和條帶紋。
圓雕玉人在晚商和西周時期墓葬重多有出土。多位跪坐和站立狀，其用途具有普遍的宗教含義。春秋戰國時期玉人的發現不多，且形制矮小。此玉人的出現在當時極為罕見。玉人的服飾及穿戴更是以往所罕見。頭戴假面具的形象尤顯其神秘莫測的身份，雖然至今對此尚無定論。但壹般認為其身份應為驅鬼辟邪正行儺戲的方相士的形象。這為研究我國戰國時期服飾及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名稱：東漢石辟邪時代：東漢規格：高1.9米、長2.9米，重達8噸。簡介：
1992年，孟津縣會盟鎮漢光武帝陵南1公裏處，村民正在為挖水渠幹得熱火朝天。挖至距地表約5米深處時，壹塊巨石致使施工的村民無法繼續深挖。該縣文物部門聞訊後，立即組織發掘。多個大型石雕殘件相繼呈現在考古隊員面前。經修復，壹座高1.9米、長2.9米，重達8噸的巨型石獸傲然挺立，石獸身長雙翼，形似獅虎，威風凜凜。
這座石辟邪系用完整的壹塊青石雕成，身若虎豹，頭類獅子，嘴大牙銳，身長雙翼，昂首怒目，長尾拖地，雙角直豎，造型非常奇特，似有正欲起飛之感。整個石獸身體比例、神態、肌肉線條恰到好處，形象渾厚凝重，神氣十足，極具想象力；從雕刻技法來看，圓雕、平雕、線刻自然融匯，點、線、面、體結合得天衣無縫，展現了漢代爐火純青的石雕藝術。
迄今為止，在國內出土文物中，體形這麽大、藝術手法如此精湛的石辟邪僅此壹尊。 名稱：正始石經時代：曹魏正始二年規格：長75.4厘米，寬約50厘米 簡介：
曹魏在洛陽立國後，太學再度繁榮起來。曹芳繼承皇位後，決心整理《熹平石經》碑石，並刻經石作為補充。於是就有了從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開始刻制的《正始石經》。北魏時，地方官建寺缺乏石料，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石經的石碑。東魏建都鄴城，統治者欲通過水路將兩種石經壹起從洛陽搬遷到鄴城，但運至今孟州市境內時，遭遇塌堤，近半石經掉入黃河，運到鄴城時，《漢魏石經》只剩下52塊了。公元579年，北周統治者又將石經從鄴城遷回洛陽。隋朝建立後，統治者又將部分石經從洛陽運入長安，不久被隋朝某政府部門改制成柱礎。到唐朝初年，魏征收集石經時，已“十不存壹”了。目前，國內所有《正始石經》殘碑存留的文字也不過2500余字。
正始石經於1922年發掘於偃師市佃莊鎮太學村，出土後即被保存，它長75.4厘米，寬約50厘米，碑表刻《尚書》，碑裏刻《春秋》，有600字左右。 年代：唐代（公元68—907年）
出土：1987年洛陽吉利區
規格：高45.5cm座徑22.6cm。
簡介：三彩燈是唐代使用照明用具。由座、柄、盤、盞四部分組成通體飾綠、棕、白三色釉，座為圓形，覆盆式，表面凹弦紋，並貼圓形寶相花和力士，柄為圓竹體狀，似竹節紋，其間和兩端分別以蓮花與座盆相連，造型優美，釉色鮮艷，是洛陽考古發現中首次發現，更是三彩中極為罕見的藝術瑰寶。 年代：西晉（公元265—316年）
規格：通高2.60厘米，長、寬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
器形：印面呈正方形，鑿刻白文篆書“晉歸義胡王”五字，印鈕作駝形。
簡介：此印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肅從古董商手中購得。1973年交洛陽博物館收藏。
從此印的印文看，毫無疑問是晉朝印章。歸義，即歸化、降順。胡即指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匈奴。從這枚印在甘肅得來，所指胡王應當為晉帝所封得居住在涼州的匈奴首領。據文獻記載，晉時匈奴歸義之事皆發生在晉武帝時，故此印應為晉初武帝時之物，並由此得知這也是晉朝廷為了安撫少數民族，建立相互間的友好關系，以減少邊疆戰爭的壹種具體措施。印鈕作駝形也是繼承自漢代以來對少數民族首領分封賞印多以駝、羊為鈕的傳統習慣。此印文布局嚴整穩重，字跡規正剛健，造型古樸簡練，也是嚴格繼承漢印風格的典型，時中國古代璽印中的佳作。同時，為研究我國古代篆刻和造型藝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基本陳列，位於展館壹層，分三個展廳。展覽以時間為序展示河洛文明在史前時期、夏商周時期、漢魏時期、隋唐時期、五代北宋時期的發展歷程。薈萃歷代文物精品，展現“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的滄桑感與自豪感。其中重要展品有商周青銅器、有組合的西周鉛器和多種器形的“原始青瓷”，春秋時期的“齊侯寶盂”，戰國時期的金村大鼎和“繁湯之金”劍，西漢的彩繪壺和北魏王侯的儀仗俑以及絢麗多彩的唐三彩等等。展品中有壹批國家壹級文物，包括壹些孤品，有相當壹部分為首次展出。陳列輔以現代科技手段，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古都洛陽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河洛文明”陳列在2013年入選第十屆（2011―2012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
史前時期：明星文物當屬陶火種器，這是古人用來貯存火種的器具，為我國史前考古首見。
夏商周時期：距今四千年前，洛陽已經開始成為華夏民族政治經濟的中心。洛陽偃師二裏頭遺址被確認為夏朝故都斟鄩，洛陽博物館辟出獨立展廳展示夏代青銅器、陶器、玉器文物，這在國內外收藏機構中絕無僅有。其中，微雕綠松石獸高僅半厘米，對於研究我國微雕技藝發展具有重要價值。二裏頭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夏文化在豫西地區的發展有了全面的了解，展出的二裏頭大型宮殿基址模型，使人們能夠感受四千年前我國王朝都城的建築規模。偃師商城遺址出土文物展現商代早期的文化特點。子申父己銅鼎是商代青銅器的代表，制作精美，尤其鳥形扁足頗為獨特，是商代晚期典型器。
西周文物有叔牝方彜、方座簋、兵器、饕餮紋方彜、甬鐘等。東周時期文物有錯金銀銅鼎、銅尊、盂、俑、盤、匜、銅壺、石磬等多種器物，其中齊候寶盂是洛陽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銅器，重達75公斤，口徑70厘米，可謂“盂中之王”。銘文是研究周王室與諸侯聯姻關系的重要資料。展出的越王鼫與矛、吳王夫差劍是春秋戰國社會動亂，戰爭頻仍的明證。其中越王鼫與銅矛是越王勾踐之子鼫與的兵器，是洛陽地區首次發現的越王兵器，對於研究周王室與越國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銅方鏡則是運用了青銅透雕工藝，構思新穎，國內罕見。另有玉人壹件，系國內孤品。此外，四系青瓷罍，釉面光亮，施釉均勻，吸水性弱，花紋樸素大方，保存完整，是原始青瓷中的精品。洛陽出土的商周原始青瓷數量占全國半數以上，證明洛陽是當時原始瓷燒造的中心。兔紋銅觶，在頸部裝飾壹周生動的寫實兔紋，比較罕見。哀成叔銅鼎，銘文記載哀成叔生平，***54字，這樣的長篇銘文在東周時期極其罕見，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漢魏時期：這壹時期包括西漢、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五個王朝。通過這壹時期文物的展示，再現漢魏這壹中國封建社會大發展、民族大融合時期，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洛陽的風貌。展出的文物有：各種雜技俑、彩繪陶壺、釉陶器、王莽錢幣、銅鏡、玉飾等，最令人矚目的是“熹平石經”、“正始石經”。太學是東漢時期國家最大的教育機構，太學生多達三萬多人，石經是為了統壹儒學經典文字、平息古今版本之爭而刻立於太學之前的，現存的殘塊是文化史上的瑰寶。
在漢代葬俗中，盛行在墓壁上繪畫，從日月星象，升仙打鬼，歷史典故到迎偈出行、歌舞宴飲。既有思想觀念，又有生活場景。這次展出的有“出行圖”（東漢原品）、“升仙圖”（摹本）、“大儺宴飲圖”等。
石辟邪，出土於漢光武帝陵以南，系完整青石雕成，渾厚凝重，神氣十足。釉陶博山爐，鏤空浮雕力士和諸多動物，形象生動。釉陶博山爐，在洛陽漢墓中少有發現。陶風車與米碓，制作科學，功能齊全，是研究古代農業機械史的重要實物資料。彩繪陶百花燈，通高92厘米，塑造眾多羽人和動物形象，繪以紅黑兩色，美麗絢爛。草葉紋釉陶罐在肩部飾有四組白色S形草葉紋，是漢墓隨葬品中極為少見的裝飾紋樣。鬥獸紋綠釉陶壺，釉色清新光亮，紋飾為漢代比較罕見的浮雕鬥獸紋，是低溫釉陶中的精品。晉歸義胡王金印，印文是當時匈奴歸化部落首領的封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歷史。雞首青瓷壺，通體青釉，開片細膩均勻，是北魏青瓷中的精品。
隋唐時期：洛陽發掘的隋唐文物展示，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洛陽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歷史風采。展出了東都洛陽城的沙盤模型，發掘出土的建築構建，各種各樣的彩繪俑，鎮墓獸及名聞遐邇、色彩艷麗的唐三彩及各種銅鏡、金銀器等。展出的東羅馬金幣和波斯銀幣，鑄造年代分別相當於隋和北魏，是通過絲綢之路的商旅傳到洛陽的，也印證了絲綢之路起於洛陽這壹觀點。
展出的唐三彩，種類眾多，釉色絢麗，其中有神態各異的人物俑，有栩栩如生的動物俑，還有古樸典雅的生活器皿，特別是唐代女俑，體態豐滿，神情安逸，衣著華麗，發飾多樣，反映了泱泱大唐帝國民富國強、歌舞升平的社會面貌。隋唐東都城皇城宮城沙盤模型，以方寸之地再現了規模宏大。布局嚴謹、設計天成的隋唐都城。
白居易故居、唐恭陵哀皇後墓和神會墓出土文物是這部分展區的獨特亮點。洛陽城內的白居易故居遺址是國內首次對名人宅地進行的發掘活動，發現與白居易有關的經幢、石硯等文物。唐恭陵則是洛陽唯壹壹座唐代帝陵，哀皇後墓出土精美絕倫的藍色與紅色釉陶器，器形飽滿，釉色晶瑩，尤其藍釉器極其罕見，為稀世珍寶。其中的藍釉燈為我國首次發現的通體藍釉器物。神會是唐代禪宗七祖，其墓中出土多件珍貴佛教用品，如長柄焚香銅爐，塔頂銅盒、銅凈瓶，都是研究唐朝禪宗的重要實物資料。
其他珍品還有：銀鎏金鏨花魚水紋海棠式盞托，盞是海棠花形，托呈橢圓荷葉形，水波、魚子紋地上有雙魚環繞，是唐朝金銀器中的精品。石蟾蜍，洛陽上陽宮溪流上的泄水裝置，是研究唐朝上陽宮的唯壹實物資料。
五代北宋時期：這部分的精品有：瓷象棋，卒子齊全，時代確切，是考古發現年代和出土地點明確且保存最完整的瓷質中國象棋。泗州大聖石像，泗州大聖即唐朝初年西域何國人僧伽，他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該造像碑保存完整，形象傳神，有確切紀念，極為少見。 洛陽博物館正門前東西兩側的壹層附屬建築為牡丹花都特產展廳，面積約3600平米，主要匯集了河南省內尤其洛陽的知名特色食品、牡丹食品及農副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