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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存世的僅見的壹幅精品，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早年遊學汴京，後習繪畫，宋徽宗趙佶（1101年—1124年在位）時期供職翰林圖畫院。專工中國畫中以界筆、直尺劃線的技法，用以表現宮室、樓臺、屋宇等題材，尤擅繪舟車、市肆、橋梁、街道、城郭。他的畫自成壹家，別具壹格。張擇端的畫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圖》卷完好地保存下來了。這幅畫高25厘米半，長525厘米。這幅畫描繪的是汴京清明時節的繁榮景象，是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寫照。通過這幅畫，我們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當時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總之，《清明上河圖》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北宋年間的汴京極盛，城內四河流貫，陸路四達，為全國水陸交通中心，商業發達居全國之首，當時人口達100多萬。汴京城中有許多熱鬧的街市，街市開設有各種店鋪，甚至出現了夜市。逢年過節，京城更是熱鬧非凡。為了表現京城的繁榮昌盛，張擇端選擇了清明這個重要節日的景象進行59表現。《清明上河圖》著重描繪了北宋首都水陸運輸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圖》的中心是由壹座虹形大橋和橋頭大街的街面組成。粗粗壹看，人頭攢動，雜亂無章；細細壹瞧，這些人是不同行業的人，從事著各種活動。大橋西側有壹些攤販和許多遊客。貨攤上擺有刀、剪、雜貨。有賣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許多遊客憑著橋側的欄桿，或指指點點，或在觀看河中往來的船只。大橋中間的人行道上，是壹條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轎的，有騎馬的，有挑擔的，有趕毛驢運貨的，有推獨輪車的……大橋南面和大街相連。街道兩邊是茶樓，酒館，當鋪，作坊。街道兩旁的空地上還有不少張著大傘的小商販。街道向東西兩邊延伸，壹直延伸到城外較寧靜的郊區，可是街上還是行人不斷：有挑擔趕路的，有駕牛車送貨的，有趕著毛驢拉貨車的，有駐足觀賞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來往船只很多，可謂千帆競發，百舸爭流。有的停泊在碼頭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駛。有的大船由於負載過重，船主雇了很多纖夫在拉船行進。有只載貨的大船已駛進大橋下面，很快就要穿過橋洞了。這時，這只大船上的船夫顯得十分忙亂。有的站在船篷頂上，落下風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勁撐篙；有的用長篙頂住橋洞的洞頂，使船順水勢安全通過。這壹緊張場面，引起了橋上遊客和鄰近船夫的關註，他們站在壹旁吶喊助威。《清明上河圖》將汴河上繁忙、緊張的運輸場面，描繪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畫作的生活氣息。
張擇端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圖》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清明上河圖》豐富的內容，眾多的人物，規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圖》的畫面疏密相間，有條不紊，從寧靜的郊區壹直畫到熱鬧的城內街市，處處引人入勝。
北宋以前，我國的人物畫主要是以宗教和貴族生活為題材。張擇端雖然是在翰林圖畫院供職，創作的作品都稱為“院體畫”或“院畫”，但他卻把自己的畫筆伸向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之中，創作出描寫城鄉生活的社會風俗畫。《清明上河圖》畫了大量各式各樣的人物。而且，張擇端對每個人物的動作和神情，都刻畫得非常逼真生動。這充分說明，張擇端生活的積累非常豐厚，創作的技巧非常嫻熟。
千古絕唱《清明上河圖》
坐落在市府廣場東南隅的遼寧省博物館，將於11月中旬隆重開館。屆時，曾在沈陽“生活”了6年的國寶《清明上河圖》，將回沈“省親”。《清明上河圖》問世近900年以來，經歷了大起大落的顛沛流離，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撲朔迷離的謎團。9月13日，記者探詢了《清明上河圖》的身世，以及鮮為人知的經歷———
千古絕唱《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作者張擇端，北宋畫家，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他早年遊學汴京（今河南開封），後習繪畫。北宋徽宗時期，張擇端供職翰林圖畫院，專工界畫宮室，尤擅繪舟車、市肆、橋梁、街道、城郭。後來“以失位家居，賣畫為生，寫有《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曾為北宋宣和內府所收藏，為絹本、淡設色，高24.8厘米，長528.7厘米，原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明上河圖》是《東京夢華錄》、《聖畿賦》、《汴都賦》等著作的最佳圖解，具有極大的考史價值，它繼承發展了久已失傳的中國古代風俗畫，更繼承了北宋前期歷史風俗畫的優良傳統，以精致的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期，首都汴京（今開封）清明時節郊區、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城內建築和民生的繁華景象。
據齊藤謙《拙堂文話·卷八》統計，《清明上河圖》***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8頭（只），比《三國演義》的1191人、《紅樓夢》的975人、《水滸傳》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稱價值連城的國寶。顛沛流離《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流傳後世後，以獨具的藝術價值及史料價值，受到後人的關註。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遜位之後的11年中，受到“清室優待條件”庇護，仍在北京紫禁城裏稱孤道寡，並且監守自盜，乘機大肆竊取宮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為數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賞賜盜國寶
溥儀12歲時，在張勛策動下，重登太和殿寶座，但沒多久便再度遜位，處於“小朝廷”風雨飄搖之中。此刻，溥儀著手下壹步打算：留學國外。
他們留學國外的第壹步是籌備經費。於是，他便把宮廷內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運出宮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裏。運出的字畫、古籍皆為出類拔萃的珍品，大約有1000多件手卷字畫，200多種掛軸、冊頁，200種左右的宋板書。其中，便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盡管有“清室優待條件”作後盾，但溥儀還是不敢公然盜竊宮中寶物。他便以賞賜弟弟為名，行盜竊文物之實。1922年前後，北京局勢動蕩，他的父親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號路，代溥儀買了壹所樓房。從1922年起，他們就秘密地把宮內收藏的古版書籍、歷朝名人字畫等文物，以賞賜為名，分批盜運出宮。
溥儀正式“賞賜”弟弟們，從1922年、所謂“宣統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開始。溥儀利用兩名弟弟每天上午“進宮”陪同溥儀讀書的機會，將珍貴文物包裹在包袱裏，由他的弟弟們每天下學時運出紫禁城。從開始“賞賜”起的兩個多月中，有時是逐日“賞賜”，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沒有壹天間斷過。這些宮中文物積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後，便運到天津英租界的樓房裏存放。攜帶國寶投他國
直到1924年11月5日，當時的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璧，率領20名短槍手突然闖進紫禁城，攆走了溥儀，拆散了“小朝廷”，溥儀竊取宮中所有文物的計劃因此中斷。
1924年11月5日，溥儀回到父親的“醇親王府”；11月29日，溥儀逃往日本兵營，要求“避難”，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館居住，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恢復“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護衛下，溥儀潛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張彪私宅“張園”中安頓下來。可是，當時的經濟來源遠遠滿足不了他那浩繁的開支，於是，他便打起了變賣宮中國寶的主意。國寶流落偽皇宮
通過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的陰謀策劃、天津日軍的密切配合，將溥儀喬裝成日本軍人，於1931年農歷十月初壹，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經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潛到營口，至鞍山湯崗子小住，然後前往旅順口，進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儀進入長春偽皇宮，登上了偽滿洲國皇帝寶座。
溥儀從天津出逃，必須經過國民軍的駐紮地區，所以他只能輕裝簡從，大批的宮中國寶，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間，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將存放於天津靜園的法書名畫、宋元善本、珠寶玉翠等約70箱，運到長春偽皇宮內，將裝有書畫的木箱，存放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樓下東間，即“小白樓”；將裝有古玩珠寶的金庫，存放於“內廷”緝熙樓客廳。攜逃國寶被俘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偽滿洲國漢奸們聞風喪膽，各奔生路。當時，壹直由日本關東軍擔任警衛的長春偽皇宮，改換成偽滿軍隊警衛。傀儡皇帝溥儀見大勢已去，惶惶不可終日。他最為憂慮的，是不可能將存放在偽皇宮的所有國寶統統帶走，而只能有選擇地將晉、唐、宋、元的法書名畫大批攜逃。為了能夠多帶國寶，他把保護法書名畫的楠木盒、花綾包袱皮等統統扔掉，將這些國寶硬塞進大木箱裏。
1945年8月1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小田乙三宣布：偽滿國都由長春遷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儀從長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溝；8月17日，溥儀乘坐壹架小型軍用飛機企圖逃往日本。當飛機經過沈陽時，溥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紅軍俘獲。溥儀隨身攜逃的法書名畫和壹批珠寶玉翠，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繳獲後，上繳東北人民銀行代為保存。專家揭秘《清明上河圖》
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現遼寧省博物館）在沈陽成立並開館，成為新中國第壹個開放的博物館。東北博物館的大部分展品，為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溥儀處繳獲的名貴書畫、珠寶翠玉飾品。獨具慧眼鑒瑰寶
人民鑒賞家楊仁愷先生，是在溥儀攜逃的眾多法書名畫中，獨具慧眼發現了《清明上河圖》。
歷來，以張擇端之名流傳的《清明上河圖》繁多，楊仁愷先生過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從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來的壹批《佚目》書畫尚未整理，良莠雜存、玉石不分。當時，楊仁愷先生在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裏整理書畫作品時發現，其中有3件同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作品。楊仁愷先生當時以為，這些都是過去常見的“蘇州畫片”壹類的東西，根本沒想到會在此中出現奇跡。
然而，使楊仁愷先生大為出乎意料的是，數百年來始終埋沒在傳聞中的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跡，會在這個偶然的時間、偶然的地點被意外發現！楊仁愷先生頓時“目之為明，驚喜若狂，得見廬山真面目，此種心情之激動，不可言狀。”真本解開百年謎
楊仁愷先生當時的激動心情是有根據的：因為在此之前，專家學者們對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是個什麽面貌，壹無所知。他們只能從經常接觸到的許多蘇州畫片上，推斷《清明上河圖》與其大同小異，以為《清明上河圖》原作大體是蘇州畫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圖》的本來面目，數百年來壹直是個不解之謎。難怪楊仁愷先生看到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本後，“目之為明、驚喜若狂”。
至此，楊仁愷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蘇州畫片的作者根本沒有見到《清明上河圖》原作，只是參照歷來文字記載構圖鋪陳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圖》東水門前的虹橋為木結構，而蘇州畫片則為石頭建築；人物衣著、民房、鋪面的形制等，也都與蘇州畫片大相徑庭，尤其是船只寫實描繪技巧生動自然，已達到出神入化境地。張擇端能將北宋京城開封的復雜紛繁景象繪入畫圖，要比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敘述得更為概括、更為形象，難怪《清明上河圖》歷代以來壹直膾炙人口、經久不衰。仇英臨本辨真偽
3件《清明上河圖》中既然已經發現了真跡，其余兩件自然便是贗品。然而，另外壹個奇跡又在楊仁愷先生面前出現了：兩件中的壹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筆《清明上河圖》，並具名款。該作品參照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構圖形式，但描繪的是蘇州社會生活現實內容。從此，揭開了“蘇州畫片”的奧秘：明代蘇州坊間所繪制的《清明上河圖》，原來都出自仇英此圖。由於歷來的《清明上河圖》贗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圖》臨本為背景，於是，仇英臨本也就成為衡量《清明上河圖》真偽的壹個條件。
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即現今的遼寧省博物館）開館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始終珍藏在沈陽；1955年，被國家有關部門撥交到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彈指49年過去，《清明上河圖》來沈“省親”，實在令人激動不已。我們期待著《清明上河圖》早日回“家”看看。 （記者 邱宏/文並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