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河東薛氏與文學
前文已指出，河東薛氏南祖、西祖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同。南祖最重要的人物薛安都就是憑借軍功出仕的典型代表，而其子孫也大都以軍功入仕。由於南祖成員長期擔任軍職，並主要活動於危險的軍事鬥爭環境，長久的戎馬生涯根本無法給其帶來多少文化熏陶，因此，仍然保持著濃厚的武勇豪俠之風。
不過，南祖中有壹人例外，那就是薛憕。史書載其“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1]1344，由於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可以依憑的條件，再加上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所以薛憕壹直未被擢用，為此他常發出感嘆，表示不願低頭傾首，俯仰向人，而是要有所作為。當回歸河東後，他“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1]1345，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養，他的這壹舉動還引來族人的冷嘲熱諷，對此他毫不介意，依然整日苦讀。而他所做的壹切最終改變了他的人生。此後，他的仕途變得通達了：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晉爵為伯。不僅如此，他還曾為朝廷參定儀制，也曾在大統四年，為宣光、清徽殿的建成以及置於清徽殿前的兩件奇器做頌。雖然頌文的內容我們無法看到，但是能夠為此做頌，其文才壹定不凡，正如史書所說“學稱賅博，文擅雕龍”[1]1346。
西祖則不然。最初，西祖的發展依然要憑借軍功，但是，當其獲得壹定政治地位後，對於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便成為家族成員的主動選擇。而這壹選擇與其所處的環境也大有關系。據張華《博物誌》所載，河東地區在兩漢時期還很落後，但是，從曹魏開始，河東的文化得到顯著發展。建安十年(205)，杜畿出任河東太守之時，開始大力推行教化，“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2]496。此外，河東大儒樂詳對於河東地區濃厚文化氛圍的形成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三國誌·魏書·杜恕傳》裴註引《魏略》曰：“少好學……歸鄉裏，時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2]507。正是在杜畿、樂詳的引導、教育與影響下，河東地區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身處河東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再加上以詩禮傳家的衣冠大族裴氏、柳氏潛移默化的影響，河東薛氏西祖深受文化的熏陶，而家族性質就在這壹進程中緩慢地發生變化。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河東薛氏西祖的部分成員已經具備了壹定的文化修養：“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誌，懷軍國籌略。……辯幼而俊爽，俶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裏，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1]1324-1325由此可知，從薛興、薛濤、薛強、薛辯到薛謹，性質已由“以義烈著聞”的豪強特征向“高才博學”的士族特征轉變，而這壹轉變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世子孫的發展軌跡。
首先，謹長子初古拔壹支。初古拔，本名洪祚，“沈毅有器識”[1]1325；拔弟洪隆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1]1326；驎駒長子慶之，“頗有學業，閑解幾案”[1]1326；慶之弟英集子端，“有誌操”、“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1]1327；端子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1]1329；胄從祖弟濬，“幼好學，有誌行”[1]1330。
其次，洪隆弟湖支。湖，“少有節操，篤誌於學；專精講習，不幹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1]1332；湖子聰，“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1]1332；聰子孝通，“博學有俊才”[1]1334，且有文集六卷；聰弟和子慎，“好學，能屬文，善草書”、“有文集，頗為世所傳”[1]1342-1343。
另外，薛寘，“幼覽篇籍，好屬文……所著文筆二十余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1]1343-1344。
這些充分說明河東薛氏西祖成員大都博學多識，文化水平得到了較大提升，甚至某些成員能夠從事文學創作，且有文集傳世，惜已散佚。同時，這些材料充分證明，西祖的大多數成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具備了壹定的文學創作才能，而且這種才能在個別成員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而這又與家族的士族化互為因果。可見，河東薛氏西祖性質的轉變已勢不可擋，從而為以後其成員在文學方面出眾的表現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 隋唐時期的河東薛氏與文學
隋唐之際，河東薛氏在文學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無論是文學家的數量與文學作品的數量，還是文學作品的質量與成就，都遠遠超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充分說明，經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積累，河東薛氏已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世家”。其中，最具示範意義與影響力的當屬薛道衡。
薛道衡，“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1]1337，而且其詩作因接近南朝詩歌的風格，深得南朝士人的喜愛：“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1]1338。雖然他留存的作品數量非常少，但足以確立他在隋代詩壇的地位。《昔昔鹽》歷來被認為是薛道衡的代表作之壹，此詩帶有濃郁的南朝色彩，將閨怨表現得既細膩又纏綿。“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就把女子自丈夫別後的生活狀態描繪出來，而“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則傳達出女子獨居的孤寂與淒涼，其悲苦情懷被襯托出來。整首詩歌深切地表達了婦人對征人的思念，情感真摯，風格清新，而“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壹聯向來為人稱道。
薛道衡不僅創作出具有南朝詩歌特征的作品，同時還創作出帶有濃郁北方色彩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塞二首》，真實地刻畫出邊塞獨特氣候特征以及風貌，展現出邊塞激烈的軍事鬥爭場景。詩人贊美了那些身處惡劣自然環境中的將士們，特別是展現了將士們鬥誌昂揚、信心百倍的精神狀態。總之，“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詩風的基礎上創造自己的風格，尋找新巧的構思方式和新穎的藝術形象。尤其樂府，對於當時沿襲舊題舊意的格套有較大的突破。”[3]323
由此可見，薛道衡在詩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當突出的，不僅成為隋代詩壇成就最大的壹位文學家，也成為河東薛氏家族中文學成就卓著的成員之壹，從而奠定了其在家族極為重要的文學地位。他以自身的文學才華以及創作實踐為子孫開辟了壹片嶄新的天地。
薛收，道衡子，才思敏捷、才華橫溢，為文壹蹴而就，不假思索。當太宗陪高祖遊後園獲壹條白魚時，命其作獻表，他“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贍而速”[4]2588。《舊唐書·經籍誌下》、《新唐書·藝文誌四》著錄“薛收集十卷”，惜其詩歌已佚，只有《全唐文》收錄文三篇。薛收所作《白牛溪賦》曾得到王績的高度評價：“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答馮子華處士書》）[5]卷131，1323這足以表明薛收的文學才能非同壹般。
薛元超，收子，好學，善屬文，文思非常敏捷，即刻成章。《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著錄其文集三十卷，惜已散佚。對於薛元超的文學成就，崔融撰《墓誌》（上世紀70年代陜西乾陵出土）雲：“唯公神韻瀟灑，天才磊落。陳琳許其大巫，阮籍稱其王佐。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述禮正樂，歌頌先王之道。擅壹時之羽儀，光百代之宗匠。”
薛曜，元超子，亦以文學知名，《新唐書·藝文誌四》著錄“薛曜集二十卷”。《全唐詩》收錄八首詩。
薛稷，薛收孫。《新唐書·藝文誌四》著錄“薛稷集三十卷”。《全唐詩》收錄十三首。其中，《秋日還京陜西十裏作》尤為出色，被視為初唐五古名篇，深得杜甫稱贊。張說曾高度評價其文學才能：“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6]130
薛奇童，元超孫。《全唐詩》收錄詩七首。其中，《擬古》、《塞下曲》、《雲中行》三首，頗具北方文學的特質，而《吳聲子夜歌》則具有南方文學的氣質。
薛據，早孤，為伯母林氏撫養。由於林氏博涉文史，薛據從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文學聞名：“雄辭變文名，高價喧時議。下筆盈萬言，皆合古人意”（劉長卿《送薛據宰涉縣》）[7]卷150，1552。高適也評價其“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高適《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7]卷211，2197。
薛逢，進士及第。《新唐書·藝文誌四》著錄詩集十卷、別紙十三卷、賦集十四卷，只是大部分已散佚，極少數作品存世。
薛廷珪，逢子。中和年間，登進士第，亦以文學知名，尤長於辭賦制誥，著有《鳳閣書詞》十卷。
薛濤，精通聲律，工於書法，更以工詩著稱於世。她不僅與歷任西川的節度使有酬唱，如韋臯、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還與當時著名的詩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彼此唱和。與這些中唐時期重要的政治、文學“精英”的交往、唱和，使躋身其中的薛濤耳濡目染，不僅得以洞悉西川政局，了解時政得失，而且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的創作。《郡齋讀書誌》卷四中著錄《錦江集》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九錄《薛濤集》壹卷。薛濤的文學創作不僅數量可觀，而且成就突出，深得詩評家的贊賞。胡震亨稱其“工絕句，無雌聲”[8]83；鐘惺則雲“縹緲幽秀，絕句壹派，為今所難”[9]；章學誠稱贊其詩“雅而有則，真而不穢”[10]172。其代表作《春望詞》四首寫得含蓄委婉，將內心深處對愛的渴望以及愛而不能的無奈抒寫得深沈、細膩，詩中融入了對自身命運多舛、身世飄零的無限感慨，真實地表達出在那個時代作為“樂妓”的孤獨與淒涼。既是“望春”，詩人應當被春天的勃勃生機所感染，而恰恰相反，詩人在望春時流露出了無限的悲愁：當花開花落時無人與其同悲喜；當容顏漸衰時佳期卻依然渺渺；攬草欲遺知音以結同心，結果卻是獨自神傷。“愁”、“哀”兩字正是詩人內心的寫照。
薛濤的詩歌不僅真切地展現了風塵女子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而且還表達了她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對人生的理性思考與評判。如《籌邊樓》“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7]卷803，9142，就表達了她對時局的關註，規勸諸將壹切應以國事為重，切勿貪圖壹己之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詩給予高度評價：“其托意深遠，有魯嫠不恤緯，漆室女坐嘯之思，非尋常裙裾所及，宜其名重壹時。”正因為如此，薛濤不僅在唐代女性文學創作領域占有壹席之地，而且也確立了她在薛氏家族中舉足輕重的文學地位。
三 河東薛氏文學創作的主要特色
隋唐時期，河東薛氏取得了較高的文學創作成就，這與唐代的社會文化環境有著密切關系。特別是武後時期開科舉尤重詩賦的風氣，對於其家族成員文學創作才能的培養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值得註意的是，河東薛氏家族的興衰深刻地影響著其家族成員的詩歌創作，從而形成了鮮明的“家族特色”。
前文曾指出，隋唐是河東薛氏發展最鼎盛的時期，而這種上升的發展態勢在開元元年(713)發生了轉折。這壹年，李隆基剿滅太平公主壹黨，參與其中的薛稷、薛崇簡兩支遭受重創。薛稷被賜死，其子因尚公主之故，免死流放，卻在途中自殺。薛崇簡雖免壹死，官爵如故，但從此銷聲匿跡。至此，河東薛氏走向衰落。
對於河東薛氏來說，這次打擊異常沈重且影響深遠。從此，河東薛氏成員的仕進之路不再通達如故，更重要的是給子孫內心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創傷。由於昔日家族的輝煌歷史，因而給後世子孫帶來巨大的影響：壹方面，曾經的輝煌不僅成為後世子孫擁有強烈自豪感的源泉，另壹方面，又成為其巨大精神壓力的直接根源。作為河東薛氏後輩，他們依舊想通過努力再次實現家族的興旺與鼎盛，再次鑄就家族的輝煌，並不想因為自身的緣故有損於家族曾經的聲譽。但是，現實中仕途的偃蹇使得這種願望難以實現，而這又成為薛氏子孫精神苦悶的直接來源。相應的，他們在詩歌中盡情抒發薛氏子弟特有的情懷，即對於仕途偃蹇的詠嘆。這種詠嘆充分說明河東薛氏家族曾經擁有的顯赫的政治地位、政治威望給後世子孫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記。
而這種“家族特色”在薛據、薛逢的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就薛據來說，雖然他具有“天資青雲器”，且才華橫溢，聲名大噪，但是“數載猶卑位”（劉長卿《送薛據宰涉縣》）[7]卷150，1552。因此，他用詩歌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失落。如《懷哉行》：
明時無廢人，廣廈無棄材。
良工不我顧，有用寧自媒。
懷策望君門，歲晏空遲回。
秦城多車馬，日夕飛塵埃。
伐鼓千門啟，鳴珂雙闕來。
我聞雷雨施，天澤罔不該。
何意斯人徒，棄之如死灰。
主好臣必效，時禁權不開。
俗流實驕矜，得誌輕草萊。
文王賴多士，漢帝資群才。
壹言並拜相，片善鹹居臺。
夫君何不遇，為泣黃金臺。[7]卷253，2852
首先，詩人指明所處的時代是政治清明的時代，士人都能夠為上用、盡其才，而自己只能獨自謀求出路。之後，詩人運用文王、漢武帝廣延人才為我所用的典故，進壹步襯托出自己的孤立無援、為人主所棄。通過這首詩歌，我們能夠充分地感受到薛據內心巨大的失落，這種失落最主要來源於自身政治前途的渺茫與河東薛氏曾經顯赫的政治地位之間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再如《初去郡齋書懷》：
肅徒辭汝潁，懷古獨淒然。
尚想文王化，猶思巢父賢。
時移多讒巧，大道竟誰傳。
況是疾風起，悠悠旌旆懸。
征鳥無返翼，歸流不停川。
已經霜雪下，乃驗松柏堅。
回首望城邑，迢迢間雲煙。
誌士不傷物，小人皆自妍。
感時惟責己，在道非怨天。
從此適樂土，東歸知幾年。[7]卷253，2853
詩人告別汝穎這塊古老而又充滿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土地，當回想起這裏曾經有過的文明，曾經有過的賢君忠臣——“文王”、“巢父”，再與自己所處時代相比較，詩人內心感到無比淒涼，古時那些能夠禮賢下士的明君早已不復存在。如今，自己雖有報國之心，卻無報國之門，因為世道澆漓，王道淪喪。“時移多讒巧，大道竟誰傳”表達了詩人對時局的不滿，對世風的失望。此刻，詩人將自我不遇歸於己身。最後，詩人試圖擺脫失意帶來的痛苦，不得不自我安慰，決心重新回歸樂土，重新尋找自己的快樂。但是，所有這些也不足以真正消解其失意的痛苦、苦悶的情懷，詩人註定要為仕途的偃蹇而哭泣：“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嘆何及”（《古興》）[7]卷253，2854。
可見，薛據的詩歌用來吟唱自我的坎坷遭際，用來抒寫內心巨大的傷感，因為他畢竟是河東薛氏家族的子孫，家族曾經的輝煌永遠籠罩心頭，而且變成巨大壓力，成為其永遠無法甩掉的精神包袱。
如上所說，河東薛氏由往日顯赫到今日衰落造成的巨大落差，成為薛氏子孫內心無法揮去的陰影，並造成其內心巨大的失落感。同時，這種失落感也成為他們沈重精神壓力的直接根源，特別是在遭遇仕途坎坷時，這種失落感會比壹般文人士子更強烈，更刺痛人心，更難以接受。有時，甚至為了尋求精神安慰，薛氏子孫將這種失落感轉化為壹種狂妄自負，以此掩蓋現實中的坎坷遭遇，來填平內心的創傷。晚唐詩人薛逢就是如此。
薛逢生性耿介，恃才倨傲，自稱“於家必孝，於國必忠，於事必勤，於身必正”（《上中書李舍人啟》）[5]卷766，7970-7971，而且頗有豪氣，曾作《畫像自贊》雲：“壯哉薛逢，長七尺五寸，手把金錐，鑿開混沌”，強烈的自信溢於言表，甚至給人以狂放之感。所有這些助長了他的自負：“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11]5793“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4]卷190，5079。
薛逢深知“某家望陵遲，眇然孤藐。漂流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於故舊，蒙知皆自於雋賢”（《上中書李舍人啟》）[5]卷766，7970，家族曾經的影響已蕩然無存，只能憑借自身的雋賢去獲得仕途的通達。不過，他的功名欲望沒有因家族的衰落而有所消歇，反而愈加強烈。這種強烈的功名欲望促使他頻繁上書，乞求他人汲引。在《全唐文》中，薛逢僅存文15篇，其中《上白相公啟》、《上崔相公啟》、《上翰林韋學士啟》、《上宰相啟》、《上虢州崔相公啟》、《上崔相公罷相啟》、《上中書李舍人啟》等7篇都是希求援引的。但是，這絲毫未給他的仕途帶來多大的改變，他的壹生大部分時間都是擔任壹些諸如萬年尉、縣令等官職，與對自我的期望相距甚遠，仕途的艱辛坎坷使他不由地發出“昔日淩雲之誌，自覺泥蟠；今茲失路之人，誰為鄉導”（《與崔況秀才書》）[5]卷766，7967的感慨。
由於付出的努力與得到的結果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愈發增加了薛逢內心的孤獨感、淒涼感：“平生坎土稟，難自梯媒。進退囁嚅，終莫上達。亦猶魘者夢逐，聲愈哀而言愈不宣，足愈勤而身愈不進。孤影無援，危燈在旁。幽憂旅魂，逼迫中夜”（《上白相公啟》）[5]卷766，7968，仕途的失敗猶如噩夢，縈繞心頭，揮散不去。在此，河東薛氏家族曾經的顯赫成為其沈重的精神負擔：壹方面，他以出身頗具影響力的“關中士族”之壹的薛氏家族感到自豪，並使之成為其強烈功名欲望的直接動力；另壹方面，先人曾經的地位、名望又成為其難以擺脫的陰影，特別是自身宦途的坎坷無形中加重了自我的心理壓力，帶給他更大的精神苦悶。
這種精神苦悶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積聚，由積極追求功名逐漸消磨自我意誌再到最後的徹底絕望，情感也由積極樂觀逐漸消沈再到最後的憤怒。薛逢選擇了形式更為自由的歌行體，如《鑷白曲》、《君不見》、《老去也》、《追昔行》、《醉春風》等，抒發“人生如夢”、“時不我待”的主題。通過這些詩作，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薛逢內心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於對時間無情流逝與人生有限的無奈，特別是對自己功名未就的沈重慨嘆。他不僅對時光流逝感到異常敏感：
朝光如飛猶尚可，暮更如箭不容臥。
犍為穿城更漏頻，壹壹皆從枕邊過。
壹夕凡幾更，壹更凡幾聲。
（《追昔行》）[7]卷548，6320
光陰自旦還將暮，草木從春又到秋。
（《悼古》）[7]卷548，6327
而且深刻地感受到容顏的衰老：
去年鑷白鬢，鏡裏猶堪認年少。
今年鑷白發，兩眼昏昏手戰跳。
（《鑷白曲》）[7]卷548，6319
面對時光無情的流逝，面對無法抗拒的容顏衰老，面對現實坎坷的仕途，薛逢不得不為自己重新尋求精神的支點，尋求精神解脫的良方，而結果只能是否定功名本身，因為它是導致詩人內心痛苦的根源所在：
壹朝冥漠歸下泉，功業聲名兩憔悴。
……
人生倏忽壹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
（《君不見》）[7]卷548，6319-6320
河上關門日日開，古今名利旋堪哀。
（《潼關驛亭》）[7]卷548，6325
不愁故國歸無日，卻恨浮名苦有涯。
（《九日嘉州發軍亭即事》）[7]卷548，6328
尺組掛身何用處，古來名利盡丘墟。
（《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7]卷548，6329
詩人已經充分認識到名利的虛幻性、暫時性。同時，詩人也洞察了歷史的真相：
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
（《君不見》）[7]卷548，6320
細推今古事堪愁，貴賤同歸土壹丘。
漢武玉堂人豈在，石家金古水空流。
（《悼古》）[7]卷548，6327
滿壁存亡俱是夢，百年榮辱盡堪愁。
（《題白馬驛》）[7]卷548，6330
無論人們曾經的身份、地位是高貴還是卑賤，死亡是沒有差別的，是不分貴賤的，死亡是人們***同的命運，也是最後的歸宿；無論是漢武時造就的輝煌，還是盛極壹時的石崇“金谷雅集”，最終都會在時間的流逝中消亡，所有曾經的記憶也都將被時間沖刷得壹幹二凈，這就是時間的殘酷，歷史的無情。
既然歷史本身充滿了太多的無情與無奈，而功名又是虛妄的、短暫的，因此，唯有現實的快樂才是可以真正把握的。於是，詩人向醉鄉、向莊子、向田園尋求人生快樂的真諦：
閑事與時俱不了，且將身暫醉鄉遊。
（《悼古》）[7]卷548，6327
未學蘇秦榮佩印，卻思平子賦歸田。
（《座中走筆送前蕭使君》）[7]卷548，6329
也知留滯年華晚，爭那樽前樂未央。
（《春晚東園曉思》）[7]卷548，6332
不過，所有這些都是短暫的，詩人依然並未獲得真正的解脫。他愈是表現得曠達，愈是見出其內心巨大的痛苦。無論是獨處之時，還是送別友人之時，詩人總是不忘抒發自己失落、悵惘、無奈的情懷：
自笑無成今老大，送君垂淚郭門前。
（《座中走筆送前蕭使君》）[7]卷548，6329
胸中憤氣文難遣，強指豐碑哭武侯。
（《題白馬驛》）[7]卷548，6330
薄宦未甘霜發改，夾衣猶耐水風寒。
（《芙蓉溪送前資州裴使君歸京寧拜戶部裴侍郎》）[7]卷548，6332
可見，在薛逢內心深處，強烈的功名之心、仕進之心是始終如壹的，是根深蒂固的，是從未改變的。雖然他曾勘破歷史的真相，參透盛衰的短暫，也曾看破功名的虛幻，並且找到了精神解脫的途徑，但是，所有這壹切也未能真正改變其強烈的功名之心。畢竟，他生於政治地位顯赫的士族之家，家族成員曾經的輝煌成為他永遠無法抹去的深刻記憶，同時，這也將註定薛逢壹生無法擺脫仕途失意的夢魘。
綜上所述，河東薛氏成員的人生目標因家族的榮耀而起，悲苦情懷也因家族的衰敗而生，他們的壹生始終被家族的光環與陰影所籠罩，他們也始終難以抗拒這股強大的精神壓力，註定要為家族的榮譽付出慘重的精神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