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起源不同。西歐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紀重新復蘇和產生的。
其特點之壹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後,社會生產力進壹步發展,手工業從莊園經濟中
分離,成為西歐城市產生的經濟前提和物質基礎。特點之二,西歐城市“不是從
過去歷史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①〕這
是西歐城市產生的階級前提和政治基礎。西歐城市多產生於水陸交通要道、商業
轉手處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業不足的農業區。如法國巴黎以
及北部的佛蘭德爾、不拉奔;德國的科倫、呂伯克、柏林;英國的曼徹斯特、約
克、倫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另外從安全方面著想,城市還產
生於大領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軍事堡壘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經過壹
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開始只是作為手工業、商業的居留地。例如佛蘭德爾的布魯
日城,該地原是佛蘭德爾伯爵領地,962年後伯爵鮑爾文(鐵臂)在利斯小河
的轉變處建造了壹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興起了壹個由小販、手藝人和酒肆店
員住著的新堡或“郊區”,新城堡開始用木欄柵圍起來,以後又從數裏以外的壹
個古羅馬城市的廢墟上運來石頭砌成石頭城堡。新堡是壹個新興的工商業聚居地
,舊城堡是封建領主的宅第。西歐新興的城市,如漢堡、紐倫堡、斯特拉斯堡等
帶“堡”(Bourg)的字根,以及聖日耳曼、聖德尼聖波耳等帶“聖”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當時該城堡起源於舊的軍事堡壘或教會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壹世紀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復意味著壹個城堡的兵士或仆
從,而意味著市民了”〔②〕。至於興起於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稱上也有反
映,如法蘭克福(Frankford ,法蘭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
等。這些新興的或在舊的廢墟上復蘇重建的城市,規模並不大,壹般只有幾百人
以至二、三千人,上萬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紀的英國倫敦,這個壹國的經
濟、政治、軍事中心也只有4萬居民。雖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卻對封建的自
給自足的閉塞經濟打開了缺口。國內市場開始建立起來,導致了封建經濟瓦解。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較西歐進入封建社會要早壹千年(中國是公元前4
75年,西歐是公元後476年)。中國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這個轉變時期,雖
然也經歷了大動蕩,但時間短,沒有經歷像古羅馬那樣外族(部族)入侵破壞,
原來的上層建築沒有遭到徹底摧毀而是經過壹定的改造(改革)實現的。奴隸制
時期的舊城市,在進入封建制後基本繼承下來,在新的生產關系的推動下,隨著
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大量分封,到戰國時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較前繁
榮了。如當時趙奢答田單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
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國都城臨淄已發
展到“七萬戶、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種類來分,因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作
為前提條件形成的經濟中心城市,在中國史籍記載上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日益增
長。如戰國時的揚州,西漢時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時的泉州等。到兩宋
、明代,除傳統的經濟中心城市日益繁榮外,又增加了壹些新的城市,如漢口、
北京、江寧、福州、張家口、寧波、廈門、上海、漳州、西寧等,新興起的市鎮
尤其在江南的蘇、杭、淞、嘉、湖地區發展較快,萌發了資本主義幼芽。清的閉
關政策給資本主義萌芽以嚴厲的打擊,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從整體上講中國城市主要是按照統治階級的政治、軍事需要(秦實行的郡縣
制)而建立的,城市雖然也多建於水陸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區,
類似於西歐,但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壹個是自然形成的,壹個主要是以統治者
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當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國城市自秦漢以後,以京城、
省城(郡、道……)、府城、州縣等依次而定,星羅棋布。(邊防有專門軍事城
鎮、衛所)城市內,既有府第衙門差從仆役,又有工商業者,兼有西歐中古城市
的舊堡與新城的內容。但在城市裏,府衙是首腦、中心,工商業則是附屬產物。
歷代帝王為強化統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遷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
“遷天下豪富於鹹陽”〔⑤〕,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時,“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
家於東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
余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內外”,明成祖遷都北京時“
取金陵民匠二萬七千戶”〔⑦〕。
綜上所述,西歐城市的發展規律,是由手工業、商業的聚居地,逐漸發展擴
大而成為新的經濟、政治中心。中國城市則由政治、軍事中心,逐漸發展擴大而
成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2、城市的結構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壹開始主要由莊園中逃亡的農奴、手工
業者作為主要居民,此外還有逃亡農奴經營的行商小販、酒肆店鋪等,基本上是
壹個生產城市。城市的布局,壹般中心是廣場,是手工擁、商品交易集會之處。
組織上是按照傳統的“農村公社”民主形式組織起來的,各個行業又逐漸組織起
自己的同業行會。商人們也組織起商會,作為他們團結戰鬥,反對***同的敵人(
強盜、貴族)與防止外部競爭以保衛本身的生存與利益的組織。在西歐,“中世
紀的城市勞動與亞洲的勞動形式和在西方的農村勞動形式……不同,它已經前進
了壹大步,並且對於資本生產方式,對於勞動的連續性和經濟性來說,是壹所預
備學校”〔⑧〕。西歐出現了二個經濟中心——莊園和城市,即農業經濟中心和
商業經濟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發展。
中國的城市卻很龐雜,但總起來講,達官、貴族、差役、仆從為主體,工商
業者處於附屬地位。消費大於生產,商業超過手工業,基本上是消費城市。城市
規模壹般較大,人口較多,中小城市人口壹般數千數萬,大者數十萬以至百萬。
城市布局,壹般以行政長官的衙署為全城的中心,各種府第鱗次櫛比,城關往往
發展成為工、商業區。城市富商大賈,多與有權勢者相結托,有的買得官爵,有
的廣治田宅,成為統治階級的壹員。來自農村裏的手工業者、行商小販,到達城
市後,長期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又由於人少力單,顯得特別軟弱無力。中
國的城市行會,形成較晚,最早可見於《房山石經》題記中記載,說明遲至唐代
天寶至貞元間北方才有行會,這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壹千多年。具有真正意義
的行會,可能在明代以後。〔⑨〕但就是在這時的行會與西歐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運動壹直到明清之際才活躍起來。中國進入城市的多是壹些破產農民,他們
在人身上不像西歐那樣有壹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勞動過活,兼做手工業
或從事商販與其他工作。他們鄉土觀念較深,流動性大。當條件改善後,他們還
要回鄉置產務農。有的雖世代城居,但當條件惡劣時,他們乃遷居鄉間謀生。習
慣於接受“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⑩〕的封建剝削方式。城鄉間沒有嚴格的
界限,農民進城或市民重回農村沒有本質的變化。他們基本上仍然從屬於封建主
義範疇而難能發展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產的基地、被壓迫農奴反
封建鬥爭的堡壘、世俗文化的發祥地、文藝復興的搖籃。城市又與王權結成聯盟
促進國家的統壹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它的出現與發展成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場。城市在封建領地上開始出現時,領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態度。這是因為:(
1)西歐領地相互間沒有從屬關系,甲地的農奴逃到乙地後,乙地領主可以從他
們經營的行業中得到稅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領主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藝品和販運商賈的各種奢侈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他們熱心於新
的工商業中心出現在自己的領地上。(3)領主對外地逃奴,予以優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業工匠等進入其他領地。
於是,他們從輕規定課稅、寬大司法。在道路橋梁等地方建設、茅舍地基、
園地貨攤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許〔①①〕。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歡迎。新領主
對逃亡農奴的保護與寬容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逃亡的農奴則渴望的
是自由的貿易和生活。隨之新的矛盾和鬥爭也就開始了。新的市民展開了為擺脫
領主的控制、爭取城市自治權的鬥爭,這壹鬥爭又稱為城市公社運動。這壹運動
從11世紀城市出現起到13世紀城市形成。他們的鬥爭方式靈活多樣,有的通
過金錢贖買得到自治,如法國南部較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過武裝鬥爭獲得自
治的,如法國的瑯城、意大利的米蘭等。據統計“那些自治城市的數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間增加了十倍,而他們的人口有時則增加到兩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設有全體市民代表大會,而全體市民代表大會是城市最
高的權力機關,下設常設機構(通過選舉)管理城市。它們享有獨立的行政、司
法、財政、鑄幣、軍事防衛以及對外宣戰、媾和等權,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
亞、佛羅倫薩城市***和國。另外還有壹些城市,它們是在相互妥協下產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權,如法國的巴黎,法王“準予參加審理商業性質的問題和
巴黎商會的案件”〔①③〕。總之,市民人身自由了,並享有不同程度的參政權。
統治階級為了強化王權,便把王權與城市市民結成了政治聯盟,使西歐政治
格局有了新變化、新特點。西歐的英、法兩國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別於十三、十
四世紀,迅速地從封建割據的混亂紛爭中擺脫出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等級君主
制國家。(英於1295年召開國會,法於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城市與王
權結成聯盟,相互支援,形成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局面。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有力
的推動了農村的變革。農村貨幣地租的實施,使整個農奴的身份逐漸得到了自由
,這些又推動了國內統壹市場的形成。西歐王權強化之日,乃封建社會迅速走向
瓦解之時,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聯盟壹旦破裂,資產階級革命從而醞釀爆發。
中國的城市,在中古以來它始終是各級統治者的中心,是壹個消費的中心。
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在亞細亞,城市的繁榮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來的”〔①④〕。中國城市既然完全為統治者所控制,它們對於城市工
商業的政策則就以本身的利害為轉移了,城市工商業的命運則時舛時興。如西漢
初“海內為壹,開關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這種對工商業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業在全國範圍內的
活躍。同時對農業又采取了“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稅壹,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農業得到恢復與發展,經過六、七十年的輕徭
薄賦,西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這個時期私營工商業的大發展,使許
多工商業城市蓬勃興起,規模較大的有西安、洛陽、邯鄲、臨淄、江陵、陳、吳
、壽春、番禺等18個城市。富商大賈也應運而生,他們“或@①財役貧,轉
谷百數,廢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
……”〔①⑥〕。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了封建的等級制度和自然經濟的基礎。
從漢初劉邦時起,就有許多官吏建議實施“抑商”政策。漢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①⑦〕,但收獲不大。武帝時,隨著整個經濟
的復蘇與發展,尤其是農業經濟的興旺,漢統治者又開始對私營工商業大張撻伐
了,頒布了壹系列抑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諸如鹽鐵官賣、平準均輸等。加之統
治階級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經濟破壞,社會動亂。歷代如是周而復始,嚴重地
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中國城市裏富商大賈的發展,既然以封建統治者的意誌為轉移,他們在政治
上乃與封建權勢相結托,在經濟上則把剩余資本轉向購置田宅,成為商人地主。
他們並無自治權利的要求。城市裏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在官府的嚴密監督下經
營和生活,人少力單難以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官營手工業只是作為統治階級服務
的仆役罷了,相互間沒有聯系。中國城市的性質與西歐是不同的,中國真正的大
城市,在這裏,只能認為是帝王的軍營,那是真正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①⑧〕
但歷史仍然是發展的,不過太緩慢了,16世紀以後日益落後於西歐。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點形成的原因
1、西歐與中國土地所有制形態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
有其***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西歐土地是由國王賜封給領主的,土地是封建
領主的世襲領地,按照長子繼承制(或遺囑繼承人)的辦法承襲下來的。各級領
主對自己領地上的土地經營方式采取莊園制,土地不能買賣。中國的土地制度,
雖然名義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實際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會
初期,有過壹段領主土地制,但為時短暫。戰國秦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①⑨〕,從此很快過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雖然也有過蔭封、皇莊,但比重不大。另外在歷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實施,但效果不佳,為時也是短暫
的。在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變化較頻繁,那裏不僅有大地主,而且還有
中、小地主和壹定數量的自耕農。
2、西歐與中國的階級結構不同。在封建社會,封建主剝削壓迫農民造成階
級對立和矛盾這是***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西歐通過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為主從的封建等級制、割據壹方,儼然似壹個獨立王國,中央集權制
出現的較晚,領主們相互紛爭比較突出。領主管轄下的農民被嚴格束縛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沒有人身遷徙自由,處於農奴地位,並隨著封建領主的封建割據的形
成而日益惡化。他們又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利用領主間相互矛盾而逃離,開創
新的活動場所,逐漸形成城市。城市成為農奴解放棲身之所、農奴制的對立物。
到封建社會後期,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茁壯成長起來。中國進入封
建社會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又由於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統
治階級自隋唐以來采取科舉制選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貴族地位上來。另外在土地繼承上又是分戶析產,統治階級不象西歐那樣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斷地充實強化,使他們得以布成羅網,從中央到地方聯合
壹氣***同統治剝削廣大農民。破產農民壹般不願背井離鄉,即令進入城市,也是
從壹個羅網進入另壹羅網,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國農村經濟長期難以得到城市
商品經濟的助力,發展緩慢,手工業與農業結合比較牢固,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
難以形成。
3、西歐與中國政治結構不同。雖然都是地主階段專政,但形式和內容都有
所不同。西歐隨著社會發展,王權與市民曾結成政治聯盟,在十三、十四世紀英
、法出現了等級君主制,直到“王權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它的盟友為止”〔②⑩
〕,壹場資產階級革命也就爆發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城市與王權聯盟
,中古時期也根本沒有形成資產階級。農民階級雖然有過前仆後繼的大規模起義
,但因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後性,這些起義都毫無例外的失敗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西歐基督教會是西歐封建社會的支柱,教權
往往大於王權,教權與王權之爭相互削弱,西歐城市往往在它們的矛盾的裂縫中
產生、發展。十字軍東侵從11到13世紀延續了好幾百年,給波及到的東西方
人民帶來壹場浩劫。在這場動亂劇變中,大部分封建騎士消失了,部分農奴乘勢
逃到了城市。十字軍東侵又使西歐封建主變得更加貪婪奢侈,從而對城市日益依
賴,剝削方式轉為貨幣地租,又收取大量贖金,讓交起贖金的農奴獲得自由,客
觀上有利於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歐在羅馬帝國時代就有了繁榮的商業城市,各
地區與國家間曾有過四通八達的商路,當生產復蘇後有利於在原來的基礎上復興
和發展。中國的宗教是皇權的附屬物。中國的土地遼闊,四鄰封閉,有了天災人
禍,農民往往逃到邊遠的寬鄉,披荊斬棘,重建家園。他們對於城市沒有多大興
趣,因為城市是反動的中心,他們視為畏途,又因為城市是消費的中心,他們難
以久居。對城市他們不象西歐那樣具有莫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