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起源不同。西歐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紀重新復蘇和產生的。
其特點之壹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後，社會生產力進壹步發展，手工業從莊園經濟中
分離，成為西歐城市產生的經濟前提和物質基礎。特點之二，西歐城市“不是從
過去歷史現成地繼承下來的，而是獲得自由的農奴重新建立起來的。”〔①〕這
是西歐城市產生的階級前提和政治基礎。西歐城市多產生於水陸交通要道、商業
轉手處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業不足的農業區。如法國巴黎以
及北部的佛蘭德爾、不拉奔；德國的科倫、呂伯克、柏林；英國的曼徹斯特、約
克、倫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城市。另外從安全方面著想，城市還產
生於大領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軍事堡壘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經過壹
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開始只是作為手工業、商業的居留地。例如佛蘭德爾的布魯
日城，該地原是佛蘭德爾伯爵領地，962年後伯爵鮑爾文（鐵臂）在利斯小河
的轉變處建造了壹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興起了壹個由小販、手藝人和酒肆店
員住著的新堡或“郊區”，新城堡開始用木欄柵圍起來，以後又從數裏以外的壹
個古羅馬城市的廢墟上運來石頭砌成石頭城堡。新堡是壹個新興的工商業聚居地
，舊城堡是封建領主的宅第。西歐新興的城市，如漢堡、紐倫堡、斯特拉斯堡等
帶“堡”（Bourg）的字根，以及聖日耳曼、聖德尼聖波耳等帶“聖”字（san,s
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當時該城堡起源於舊的軍事堡壘或教會修道院附近。“
到了十壹世紀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復意味著壹個城堡的兵士或仆
從，而意味著市民了”〔②〕。至於興起於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稱上也有反
映，如法蘭克福（Frankford ，法蘭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
等。這些新興的或在舊的廢墟上復蘇重建的城市，規模並不大，壹般只有幾百人
以至二、三千人，上萬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紀的英國倫敦，這個壹國的經
濟、政治、軍事中心也只有4萬居民。雖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卻對封建的自
給自足的閉塞經濟打開了缺口。國內市場開始建立起來，導致了封建經濟瓦解。
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較西歐進入封建社會要早壹千年（中國是公元前4
75年，西歐是公元後476年）。中國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這個轉變時期，雖
然也經歷了大動蕩，但時間短，沒有經歷像古羅馬那樣外族（部族）入侵破壞，
原來的上層建築沒有遭到徹底摧毀而是經過壹定的改造（改革）實現的。奴隸制
時期的舊城市，在進入封建制後基本繼承下來，在新的生產關系的推動下，隨著
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大量分封，到戰國時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較前繁
榮了。如當時趙奢答田單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
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齊國都城臨淄已發
展到“七萬戶、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種類來分，因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作
為前提條件形成的經濟中心城市，在中國史籍記載上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日益增
長。如戰國時的揚州，西漢時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時的泉州等。到兩宋
、明代，除傳統的經濟中心城市日益繁榮外，又增加了壹些新的城市，如漢口、
北京、江寧、福州、張家口、寧波、廈門、上海、漳州、西寧等，新興起的市鎮
尤其在江南的蘇、杭、淞、嘉、湖地區發展較快，萌發了資本主義幼芽。清的閉
關政策給資本主義萌芽以嚴厲的打擊，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
。但從整體上講中國城市主要是按照統治階級的政治、軍事需要（秦實行的郡縣
制）而建立的，城市雖然也多建於水陸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區，
類似於西歐，但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壹個是自然形成的，壹個主要是以統治者
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當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國城市自秦漢以後，以京城、
省城（郡、道……）、府城、州縣等依次而定，星羅棋布。（邊防有專門軍事城
鎮、衛所）城市內，既有府第衙門差從仆役，又有工商業者，兼有西歐中古城市
的舊堡與新城的內容。但在城市裏，府衙是首腦、中心，工商業則是附屬產物。
歷代帝王為強化統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遷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
“遷天下豪富於鹹陽”〔⑤〕，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時，“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
家於東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
余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內外”，明成祖遷都北京時“
取金陵民匠二萬七千戶”〔⑦〕。
綜上所述，西歐城市的發展規律，是由手工業、商業的聚居地，逐漸發展擴
大而成為新的經濟、政治中心。中國城市則由政治、軍事中心，逐漸發展擴大而
成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
2、城市的結構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壹開始主要由莊園中逃亡的農奴、手工
業者作為主要居民，此外還有逃亡農奴經營的行商小販、酒肆店鋪等，基本上是
壹個生產城市。城市的布局，壹般中心是廣場，是手工擁、商品交易集會之處。
組織上是按照傳統的“農村公社”民主形式組織起來的，各個行業又逐漸組織起
自己的同業行會。商人們也組織起商會，作為他們團結戰鬥，反對***同的敵人（
強盜、貴族）與防止外部競爭以保衛本身的生存與利益的組織。在西歐，“中世
紀的城市勞動與亞洲的勞動形式和在西方的農村勞動形式……不同，它已經前進
了壹大步，並且對於資本生產方式，對於勞動的連續性和經濟性來說，是壹所預
備學校”〔⑧〕。西歐出現了二個經濟中心——莊園和城市，即農業經濟中心和
商業經濟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發展。
中國的城市卻很龐雜，但總起來講，達官、貴族、差役、仆從為主體，工商
業者處於附屬地位。消費大於生產，商業超過手工業，基本上是消費城市。城市
規模壹般較大，人口較多，中小城市人口壹般數千數萬，大者數十萬以至百萬。
城市布局，壹般以行政長官的衙署為全城的中心，各種府第鱗次櫛比，城關往往
發展成為工、商業區。城市富商大賈，多與有權勢者相結托，有的買得官爵，有
的廣治田宅，成為統治階級的壹員。來自農村裏的手工業者、行商小販，到達城
市後，長期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又由於人少力單，顯得特別軟弱無力。中
國的城市行會，形成較晚，最早可見於《房山石經》題記中記載，說明遲至唐代
天寶至貞元間北方才有行會，這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壹千多年。具有真正意義
的行會，可能在明代以後。〔⑨〕但就是在這時的行會與西歐也有所不同。所以
市民運動壹直到明清之際才活躍起來。中國進入城市的多是壹些破產農民，他們
在人身上不像西歐那樣有壹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勞動過活，兼做手工業
或從事商販與其他工作。他們鄉土觀念較深，流動性大。當條件改善後，他們還
要回鄉置產務農。有的雖世代城居，但當條件惡劣時，他們乃遷居鄉間謀生。習
慣於接受“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⑩〕的封建剝削方式。城鄉間沒有嚴格的
界限，農民進城或市民重回農村沒有本質的變化。他們基本上仍然從屬於封建主
義範疇而難能發展成為新興的資產階級。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歐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產的基地、被壓迫農奴反
封建鬥爭的堡壘、世俗文化的發祥地、文藝復興的搖籃。城市又與王權結成聯盟
促進國家的統壹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它的出現與發展成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
墓場。城市在封建領地上開始出現時，領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態度。這是因為：（
1）西歐領地相互間沒有從屬關系，甲地的農奴逃到乙地後，乙地領主可以從他
們經營的行業中得到稅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領主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
匠的手工藝品和販運商賈的各種奢侈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需要，他們熱心於新
的工商業中心出現在自己的領地上。（3）領主對外地逃奴，予以優待收容安置
，免得手工業工匠等進入其他領地。
於是，他們從輕規定課稅、寬大司法。在道路橋梁等地方建設、茅舍地基、
園地貨攤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許〔①①〕。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歡迎。新領主
對逃亡農奴的保護與寬容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剝削和統治，而逃亡的農奴則渴望的
是自由的貿易和生活。隨之新的矛盾和鬥爭也就開始了。新的市民展開了為擺脫
領主的控制、爭取城市自治權的鬥爭，這壹鬥爭又稱為城市公社運動。這壹運動
從11世紀城市出現起到13世紀城市形成。他們的鬥爭方式靈活多樣，有的通
過金錢贖買得到自治，如法國南部較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過武裝鬥爭獲得自
治的，如法國的瑯城、意大利的米蘭等。據統計“那些自治城市的數量在110
0年和1300年間增加了十倍，而他們的人口有時則增加到兩三倍”〔①②〕
。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設有全體市民代表大會，而全體市民代表大會是城市最
高的權力機關，下設常設機構（通過選舉）管理城市。它們享有獨立的行政、司
法、財政、鑄幣、軍事防衛以及對外宣戰、媾和等權，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熱那
亞、佛羅倫薩城市***和國。另外還有壹些城市，它們是在相互妥協下產生的，只
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權，如法國的巴黎，法王“準予參加審理商業性質的問題和
巴黎商會的案件”〔①③〕。總之，市民人身自由了，並享有不同程度的參政權。
統治階級為了強化王權，便把王權與城市市民結成了政治聯盟，使西歐政治
格局有了新變化、新特點。西歐的英、法兩國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別於十三、十
四世紀，迅速地從封建割據的混亂紛爭中擺脫出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等級君主
制國家。（英於1295年召開國會，法於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城市與王
權結成聯盟，相互支援，形成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局面。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有力
的推動了農村的變革。農村貨幣地租的實施，使整個農奴的身份逐漸得到了自由
，這些又推動了國內統壹市場的形成。西歐王權強化之日，乃封建社會迅速走向
瓦解之時，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聯盟壹旦破裂，資產階級革命從而醞釀爆發。
中國的城市，在中古以來它始終是各級統治者的中心，是壹個消費的中心。
正如馬克思指出過的；“在亞細亞，城市的繁榮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
出，生起來的”〔①④〕。中國城市既然完全為統治者所控制，它們對於城市工
商業的政策則就以本身的利害為轉移了，城市工商業的命運則時舛時興。如西漢
初“海內為壹，開關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
通得其所欲。”這種對工商業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業在全國範圍內的
活躍。同時對農業又采取了“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稅壹，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農業得到恢復與發展，經過六、七十年的輕徭
薄賦，西漢初出現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這個時期私營工商業的大發展，使許
多工商業城市蓬勃興起，規模較大的有西安、洛陽、邯鄲、臨淄、江陵、陳、吳
、壽春、番禺等18個城市。富商大賈也應運而生，他們“或＠①財役貧，轉
谷百數，廢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
……”〔①⑥〕。商品經濟的發展，沖擊了封建的等級制度和自然經濟的基礎。
從漢初劉邦時起，就有許多官吏建議實施“抑商”政策。漢高祖曾下令“商人不
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①⑦〕，但收獲不大。武帝時，隨著整個經濟
的復蘇與發展，尤其是農業經濟的興旺，漢統治者又開始對私營工商業大張撻伐
了，頒布了壹系列抑制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諸如鹽鐵官賣、平準均輸等。加之統
治階級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經濟破壞，社會動亂。歷代如是周而復始，嚴重地
阻礙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中國城市裏富商大賈的發展，既然以封建統治者的意誌為轉移，他們在政治
上乃與封建權勢相結托，在經濟上則把剩余資本轉向購置田宅，成為商人地主。
他們並無自治權利的要求。城市裏的小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在官府的嚴密監督下經
營和生活，人少力單難以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官營手工業只是作為統治階級服務
的仆役罷了，相互間沒有聯系。中國城市的性質與西歐是不同的，中國真正的大
城市，在這裏，只能認為是帝王的軍營，那是真正經濟結構上的贅疣。〔①⑧〕
但歷史仍然是發展的，不過太緩慢了，16世紀以後日益落後於西歐。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點形成的原因
1、西歐與中國土地所有制形態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
有其***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西歐土地是由國王賜封給領主的，土地是封建
領主的世襲領地，按照長子繼承制（或遺囑繼承人）的辦法承襲下來的。各級領
主對自己領地上的土地經營方式采取莊園制，土地不能買賣。中國的土地制度，
雖然名義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實際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會
初期，有過壹段領主土地制，但為時短暫。戰國秦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①⑨〕，從此很快過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雖然也有過蔭封、皇莊，但比重不大。另外在歷代也有限
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實施，但效果不佳，為時也是短暫
的。在中國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變化較頻繁，那裏不僅有大地主，而且還有
中、小地主和壹定數量的自耕農。
2、西歐與中國的階級結構不同。在封建社會，封建主剝削壓迫農民造成階
級對立和矛盾這是***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西歐通過采邑分封、特恩制，建
立起依次互為主從的封建等級制、割據壹方，儼然似壹個獨立王國，中央集權制
出現的較晚，領主們相互紛爭比較突出。領主管轄下的農民被嚴格束縛在土地上
，世代相因沒有人身遷徙自由，處於農奴地位，並隨著封建領主的封建割據的形
成而日益惡化。他們又隨著莊園經濟的發展，利用領主間相互矛盾而逃離，開創
新的活動場所，逐漸形成城市。城市成為農奴解放棲身之所、農奴制的對立物。
到封建社會後期，新興的市民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茁壯成長起來。中國進入封
建社會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又由於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和統
治階級自隋唐以來采取科舉制選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可以上升到公
卿貴族地位上來。另外在土地繼承上又是分戶析產，統治階級不象西歐那樣日益
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斷地充實強化，使他們得以布成羅網，從中央到地方聯合
壹氣***同統治剝削廣大農民。破產農民壹般不願背井離鄉，即令進入城市，也是
從壹個羅網進入另壹羅網，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國農村經濟長期難以得到城市
商品經濟的助力，發展緩慢，手工業與農業結合比較牢固，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
難以形成。
3、西歐與中國政治結構不同。雖然都是地主階段專政，但形式和內容都有
所不同。西歐隨著社會發展，王權與市民曾結成政治聯盟，在十三、十四世紀英
、法出現了等級君主制，直到“王權以奴役和掠奪報答了它的盟友為止”〔②⑩
〕，壹場資產階級革命也就爆發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存在城市與王權聯盟
，中古時期也根本沒有形成資產階級。農民階級雖然有過前仆後繼的大規模起義
，但因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後性，這些起義都毫無例外的失敗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西歐基督教會是西歐封建社會的支柱，教權
往往大於王權，教權與王權之爭相互削弱，西歐城市往往在它們的矛盾的裂縫中
產生、發展。十字軍東侵從11到13世紀延續了好幾百年，給波及到的東西方
人民帶來壹場浩劫。在這場動亂劇變中，大部分封建騎士消失了，部分農奴乘勢
逃到了城市。十字軍東侵又使西歐封建主變得更加貪婪奢侈，從而對城市日益依
賴，剝削方式轉為貨幣地租，又收取大量贖金，讓交起贖金的農奴獲得自由，客
觀上有利於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歐在羅馬帝國時代就有了繁榮的商業城市，各
地區與國家間曾有過四通八達的商路，當生產復蘇後有利於在原來的基礎上復興
和發展。中國的宗教是皇權的附屬物。中國的土地遼闊，四鄰封閉，有了天災人
禍，農民往往逃到邊遠的寬鄉，披荊斬棘，重建家園。他們對於城市沒有多大興
趣，因為城市是反動的中心，他們視為畏途，又因為城市是消費的中心，他們難
以久居。對城市他們不象西歐那樣具有莫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