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器物：
將古玩變成古史
20世紀初，是中國考古界的大發現時代。殷墟甲骨蔔辭、青銅器、玉器、陶器、骨角牙器、寶石制品等珍貴文物相繼出土；歷史、文獻價值極高的敦煌漢簡、敦煌手卷等陸續公布；壹些蒙古文、滿文史料和外文資料被發掘利用。王國維從1912年後，開始將研究重心轉向文字學、古器物學等，而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在考證古器物方面的成就，得益於其紮實的舊學功底與科學方法，更體現出“賞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之念互相錯綜”的素養，成功將古玩變成了古史。
構建可信的古代史
驗證了殷商歷史的甲骨文，起初不過是中藥鋪裏壹味叫作“龍骨”的藥材，被古董商發現後成了稀罕的古董玩物，到了王國維、羅振玉這樣的學者手中便成了無價的歷史文獻。甲骨文的發現，將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向前推進了1000年，顛覆了過去“東周以上無史”的說法，也是對壹些外國學者“中國文明只能上溯到7～8世紀”錯誤觀點的有力回擊。
甲骨上所記載的都是當時通行的文字，以此與其他史籍互證，證明了內容的可信性，所以王國維就以蔔辭的記錄來校勘史籍上的記述。在《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他通過蔔辭考訂了商王譜系，並探討了商周時期的歷史與典章制度，既糾正了《史記》的個別錯誤，也證明了《史記》的確是壹部信史。
甲骨蔔辭、漢晉簡牘、敦煌文書以及各種青銅器、碑帖、字畫、古籍，到王國維手裏通通成為或改寫歷史或還原史實的重要“實證”。
在《簡牘檢署考》中，他完整系統地說明了紙張發明之前國人的書寫方式；《流沙墜簡》是我國第壹部以出土文物為依據寫成的，成為研究漢代制度與西北地理的學術專著；《鬼方、昆夷、獫狁考》則是王國維用彜器、拓本、傳世文獻互證，來考釋先秦古史的傑出成果。
對古器物的考證
在研究宋代金石學時，王國維總結出了數條宋代金石文化的不足。譬如，在考釋金石文字不知存疑，對器物上文字必字字釋之，因此便無法避免地出現了牽強附會的情況；好古、思古對考釋工作的確有壹定的促進作用，但如果過分則會失去客觀的立場。“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所以王國維對新出土的文物特別關註。
王國維作《說斝》《說觥》《說盉》《說彜》《說俎》等文章，剖析了被宋、清學者所忽略的錯誤之處，並闡述了自己全新的見解。另外，對於吉金諸器的考察，前人偏重於文字的釋讀以及對器物形制的研究，而忽略了對器物年代的考證及由器物本身推論古代文化、考知古代史跡的方面。王國維向新的研究方向作了諸多努力，比如其所作的《生霸死霸考》《觀堂古金文考釋五種》等。王國維認為，在新的時代應充分拓展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指出除甲金以外的陶、璽印、貨幣、兵器等也具有研究價值，他說，這“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惟壹器值材料，甚為重要，實與甲骨彜器同”。王國維在積極開拓甲金文字的研究同時，又揭示六國文字也就是戰國文字研究的新領域，表現出他作為壹代名家特有的學術敏感和遠見。
王國維對於青銅器定名考訂的佳作《說斝》《說觥》等，堪稱近人研究和考證青銅器命名的典範。在《說斝》壹文中，王國維考證出，古人有將“斝”誤當作“散”字的。他對此作出了糾正，說：“斝為爵之大者，故名曰斝。斝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器，又以為灌尊。”在《說觥》壹文中，王國維談了對酒器的命名，他指出：“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壺、曰盉、曰匜、曰韓，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名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意思是說，宋人對古代器物的命名是根據大小來判定的，所以就會有名不副實的情況出現。王國維考證出，阮文達收藏的子燮兕觥，並非真正的“觥”，而應該屬於“角”器。進而他考證出，從宋代以後，被叫作“匜”的有兩種樣式，壹種“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流狹而長”，另壹種“器稍長小而深，或有足，或無足而有蓋，其流侈而短，蓋作牛首形”。王國維認為後面這種所謂的“匜”，其實應該是兕觥。
從王國維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既不盲目信古，也不過分疑古，這樣的治學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學習的。有人評價王國維的在考證歷史時，是“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新舊材料不可偏廢，這是王國維的治學態度，也是他壹切研究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