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壹產業戰略、政策上“以農為本，本末並舉”；二財稅管理上，大力改革農業稅收形式，工商稅則註意“寓稅於價”、“與之為取”；三金融流通方面，充分發揮貨幣的宏觀調控作用，運用輕重之術，駕馭國家經濟，充實國家財政。四對外貿易方面，因時而動，熱情服務；五消費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況下”侈靡“，即擴大消費，以刺激生產。 管仲學派以發揮和發展管仲治國理論為旨歸，是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中力量最強大的學術派別，在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上地位和作用極其重要。它由該學派奠基人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及齊國推崇管仲的歷代學者構成，並受到齊國政府大力扶持，歷史悠久、陣容龐大。它植根於齊文化的土壤中，對齊文化的繁榮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管子》雖名為管仲所撰，其實是管仲學派的壹部學術論文匯編，非壹人之筆，也非壹時之作，既有管仲治國思想的記錄和發揮，又有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和運用，是壹部經邦治國的百科全書。《管子》為齊文化最重要的經典作品，集中反映了齊文化務實、變革、開放、兼容的特色和精神風貌。此書內容豐富、全面，體系完整、繁復，內涵深刻、精辟，大凡經濟、哲學、政治、法學、倫理、教育、人才、管理等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幾乎無所不包，對自然科學和思維科學的某些內容也多有論述。像《管子》這樣全面完整的著作，在先秦古籍中是罕見的，不僅對研究先秦特別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有十分重要的資料價值；而且壹些最基本的思想觀點如道法結合、禮法並用、予之為取、以民為本、農工商並舉等等，直到今天仍有鮮明的借鑒意義。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對經濟問題論述最多、最集中的壹部。在現存《管子》76篇中，涉及經濟問題者超過1／2，以論述經濟問題為主者約占1／3強，這在先秦諸子百家之中是絕無僅有的，就是在後來直到明清為止的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也是很獨到的。 管仲學派對經濟問題的論述，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上，始終圍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而展開的，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經濟學。 （壹）管仲學派經濟思想的基礎 1，“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管仲學派經濟思想的出發點，簡單說，就是利益趨動四個字。《禁藏》篇中說：“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 在這段話中，管仲學派認為人性的基礎是自然屬性，追求物質利益，是人亙古不變的特性。這點與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奮鬥所爭取的壹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頁）有不謀而合之處。管仲學派推論，既然人的壹切經濟活動，都在於追逐利益，趨利避害，因而治理國家、強國富民的根本要務，或者說最有效的辦法，就在於因勢利導，用利益作杠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 2，管仲學派還充分認識到了市場的作用。他們認為，“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通過市場不僅可以看到壹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物資余缺等狀況，而且可以看出社會治亂、人心向背。他們突出強調市場的地位和作用，不亞於農業、工的物質生產，“道若秘言：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認為有了市場“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萬物可因，則天下可治”，否則就會出現“無市則民乏”的經濟困境。 （二）管仲學派的經濟思想 1， 產業戰略、政策上“以農為本，本末並舉”，在發展多種經營的大農業同時，積極發展工商業。 管仲學派“以農為本”，高度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把農業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上。《五輔》說：“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這裏的“本事”，即指農業。為了加強農業生產，管仲還推行了壹系列富農政策。如四民分業，定農之居；改革農業生產關系：相地衰征、均地分力、與之分貨；禁末：禁止奢侈品或奢侈品生產，穩定農民的心理；減輕徭役，不誤農時；以農為主，多種經營；註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護；獎勵致富能手，重視農業科技等。 管仲學派不但重視農業，還結合齊國實際，高度重視手工業和商業，強調農工商協調發展，這使得齊國的經濟在列國中獨樹壹幟，呈現出工商型經濟的鮮明特色。管仲學派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重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尊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社會地位。為了鼓勵工商業的發展，管仲重視市場的設置建設，設置了工商管理機構，加強質量管理和商業道德建設，實行官山海即國家鹽鐵專賣制度，采取輕稅措施，獎勵商人，用宏觀調控手段幹預流通領域，加強對外貿易，從而使齊國的工商業繁榮發達，成為先秦時期最富庶的國家。 2，財稅管理上，大力改革農業稅收形式，工商稅則註意“寓稅於價”、“與之為取”。 管仲相齊時，大力推行的稅賦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礎上的“相地而衰征”。“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經過公開折算後租給農民，使其分戶耕種，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效率；“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據土壤的肥瘠征收數額不等的實物農業稅，使征稅做到最大限度的公開、公平、合理。另外還規定了視年成豐歉而“衰征”的政策，《大匡》規定兩年收稅壹次，豐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壹，荒年不收，待饑荒緩解後再收。因為這次稅賦改革順應時代發展，適應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不僅使齊國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也使奴隸制的生產關系瓦解，導致了上層建築向封建制度轉化。其歷史作用是巨大的，影響是深遠的。 對國家賦稅，管仲學派認識到大體上可分為兩種：壹種是強制性的，壹種是自願性的。強制性的賦稅，除了土地稅之外，還有房屋稅、牲畜稅、人頭稅、果木稅等。管仲學派認為，對於這種強制性的稅，應當盡量少征或免征。因為這些強制性賦稅有壹定的負面效應，最好的賦稅形式是讓民眾只“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的間接稅，就是說，能夠通過壹種特殊的征集辦法，讓人民只見到國家給予他們的好處，而見不到有奪取的行為。這種稅，民眾不僅自願交納，而且還請求交納。這種稅在當時的齊國，有鹽鐵稅、漁業稅、山澤特產稅等。 3，金融流通方面，充分發揮貨幣的宏觀調控作用，運用輕重之術，駕馭國家經濟，充實國家財政。 管仲學派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認為善於治國的君主，要通過對貨幣的控制，來主宰關系國計民生的商品，從而進壹步調控經濟。 首先，管仲學派主張由國家掌握貨幣的鑄造和發行，通過貨幣的收放來控制主要商品的價格，從而控制整個市場；其次，管仲學派認為，貨幣的投放量要依據實際情況相機而定，要事先經過調查、統計，綜合分析；第三，管仲學派主張，要充分利用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對應關系，抓住“幣重則萬物輕，幣輕則萬物重”的相互作用，在輕重、貴賤之間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調控。具體的操作方法，就是輕（賤）時買，重（貴）時賣。而國家壹旦插手其間，通過對谷物的斂聚（買進）和散行（賣出），就會使物價向相反方向發展。本來是很賤的谷物，國家壹大量收儲，價格就會上揚，即“藏則重”；反之，國家在谷物貴時大量拋售，價格又會下降，即“發則輕”（《揆度》）。這樣，國家便可以相機調控，在適當時機、適當地區“以重射輕”；或者是相反方面操作“以賤泄平”，以實現平抑物價、調劑余缺並增加國家收入的目的，即其所謂“人君操谷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數》）。 4，對外貿易方面，因時而動，熱情服務。 因為齊國是最早進行對外開放的國家，從立國之初就“通“工商，經濟明顯呈現出外向型特征，所以管仲學派對外貿十分重視，進行了大量細致深刻的研究和論述。他們認為，實行對外貿易，是吸引天下之財，實現富國強兵的重大措施。正如《輕重甲》言：“為國不能為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要搞好對外貿易，首先要密切關註各國市場行情，及時了解各國市場的行情；其次充分利用價格政策，根據本國的需要鼓勵進口或出口某項物資，從而使天下的資源財貨皆能為我所用，即所謂“因天下以制天下”（見《輕重丁》）；三，大力招商引資，發展旅遊業。如實行減免稅優惠、建立完備的服務制度優待外商等。 5，消費支出方面，提倡特殊情況下”侈靡“，即擴大消費，以刺激生產。 管仲學派對消費問題作出了不同於傳統觀點的獨到分析，他們主張奢儉並重，而不是壹味強調節用。不僅知道節儉在正常時期對國家財政的重要性，還認為“侈靡”的財政支出在特定時期有其特殊作用。他們主張在社會生產不振、經濟蕭條時期，在國家財富有積蓄的情況下，通過擴大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費部分，以此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費，刺激生產，給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即借此達到“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侈靡》）的目的。應該說，早在兩千多年，管仲學派就能敏銳地發現生產與消費之間這種“其化如神”的關系，並適時提出擴大消費的正確主張，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38-9戰國經濟圖 總之，管仲學派的經濟思想體系完備，博大精深，為中國歷史上最早並初步形成體系的經濟思想，為後世的經濟學家所重視並借鑒、繼承。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謀略，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細致挖掘，以服務於當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僅供參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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