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是以作者在異邦的親身感受為基礎寫成的。流動於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愴而又激憤的。做為壹個備受帝國主義欺淩的弱國的學者，目睹中國人在倫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極自然的。他渴望中國富強、強大；渴望中國人堅毅、有為。在《二馬》中，有時甚至於直接訴諸議論的文字，表述他深廣的憂思和痛苦：
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待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
中國是個弱國，中國“人”呢？是——！
中國人！妳們該睜開眼看壹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候了！妳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妳們願意永遠當狗！
痛苦的感受、熱切的期望、深沈的思索，這壹切交織為《二馬》的基本內容。《二馬》，這是壹個愛國者唱出的壹首哀歌。
作者不無痛苦地描述了馬則仁、馬威父子在倫敦所受到的歧視和侮慢。這種民族歧視是滲透於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處不在的。他們父子倆租住溫都寡婦的房間，在第壹天早飯的飯桌上溫都寡婦的女兒瑪力就在心裏嘲罵馬威了：“不光是英國男子能打妳們這群找揍的貨，女英雄也能把妳打壹溜跟頭！心裏也同時想到她的朋友約翰：約翰在上海不定多麽出鋒頭呢！”後來，馬則仁同溫都寡婦相處很好。兩個人都有意結婚，但是民族歧視的傳統觀念使溫都寡婦不敢應承。這種民族歧視已經到了荒唐的地步：因為溫都太太租房給馬則仁父子，她的壹些親戚好友就再不願同她來往；設若她同馬則仁結婚，那麽女兒瑪力就會找不到戀人，“壹個年青氣壯的小夥子愛上她，壹聽說她有個中國繼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馬威後來單戀瑪力，瑪力拒絕馬威的愛情，也是因為他是壹個中國人。
這種身處異邦遭人侮慢的處境，是任何壹個具有愛國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寫作《二馬》並不是單單為了描述這種民族歧視所給予人精神的威壓；他的構思的重點是，在民族歧視的背景下，尖銳地提出如何振興中華的問題。作家由激憤轉入緊張的探索：這壹切是怎樣造成的？為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應當怎麽辦？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而正確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勝任的，他只能從自己的觀察和思索入手，盡可能提出壹個在當時條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這已經難能可貴了。
《二馬》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必須自強，然後才能同其它民族講平等。“當國家亂的時候，沒人跟妳表同情。妳就是把嘴說破了，告訴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我們是古國，古國變新了是不容易的，妳們應當跟我們表同情呀，不應當借火打劫呀！’這不是白饒嗎！人家看妳弱就欺侮妳，看妳起革命就譏笑妳，國與國的關系本來是妳死我活的事。除非妳們自己把國變好了，變強了，沒人看得起妳，沒人跟妳講交情。”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需要從改造國民精神入手，因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來就是‘出窩老’。出窩老是生下來便眼花耳聾痰喘咳嗽的！”“壹國裏要有這麽四萬萬出窩老”那還有什麽希望！探索救中國的道路，這是當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同關註的問題。在《二馬》中，老舍想以比較的方法探求我們古老民族的民族性的落後面如何阻滯了中國的發展。他的這種探索盡管還不能說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他還是接觸到壹些重大的問題。